1949年张治中带队和谈问毛主席：能否给蒋介石留一条退路？主席只回了一句话
转眼到了1949年元旦，战场上，三大战役结束。辽沈、淮海、平津三场打下来， 国民党精锐部队基本打空了，能调的人没了，能用的装备没了，连守住长江这最后一道防线的底气，都在一天天往下掉。解放军在各大战场上节节取胜，战局形势一片大好，士气很盛。面对战场频频势力的局势，蒋介石无奈只能再次披上“和平”的外衣，他一面声称要和谈，一面却抓紧休整军队，为挽回战局做最后挣扎。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把局面甩给代总统李宗仁，但天下人都看得清楚，这是"以退为进"，蒋介石没有真的退，只是换了个姿态继续盯着局势走向。
然而，为了防止蒋介石故技重施，毛泽东随后发表声明表示，解放军同意停战和谈，但是和谈一定要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展开。
迫于形势，半个月后蒋介石不得以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同意了共产党和谈的条件，并任命张治中为负责人。在前去和谈之前，张治中特意去溪口谒见蒋介石。
张治中明白，蒋介石虽然宣布下野退居溪口，但是他依然还是国民党方面的实际掌权人，若非得到他的点头，和谈协议即使达成也是不作数的。
张治中
因此，张治中临行前一定要去探明老蒋的真实态度。蒋介石在看过张治中带来的和谈报告之后，并没有什么异议，只是一再叮嘱他任务艰苦，要万事当心。在告辞离开时，张治中被蒋介石一路送出来，期间老蒋还不停地跟他念叨着 “希望和平”之类的话。张治中这下放了心，看来蒋介石这次是真的意识到了内战的错误，真心希望和平了。
然而，实际上蒋介石只是为了利用他拖延共产党罢了。蒋经国看透了父亲的真实用心，感慨道：“文白先生也太天真了！到如今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以后是要死无葬身之地的！”张治中得知真相后，十分愤怒。
返回南京后，他将自己在溪口遭遇之事写成演讲稿，并进行了公开演说。虽然，揭露蒋介石虚伪的“和平”假面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但张治中依然选择怀着“必死”的决心，再次踏上了和谈之路。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带着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六人抵达北平， 周恩来设宴招待，表面温和，背后各有盘算。
南京代表团下榻的六国饭店门口，大标语高高挂起："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十个字，没有客套，立场清清楚楚。
中共代表团由周恩来挂帅，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悉数到场，阵容整齐，态度明确。
接下来几天，双方进行个别意见交换，主要卡在两个问题上： 战犯和渡江。
中共坚持以八项条件为基础，战犯问题原则上不让。南京代表团坚持"划江而治"，两边各守一块。
两个方向根本是两条平行线，张治中夹在中间进退两难， 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局面也一天比一天显出僵持的味道。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4月8日，毛泽东邀请张治中上香山，单独会见。 这是整个和谈过程里最关键的一次接触，也是张治中离那个核心问题最近的时刻。
香山别墅，毛泽东亲自走出来迎接，握住张治中的手，叫了一声"文白先生"，说了句"别来无恙"。这个开场不是客套，是一种定调——今天的谈话，以老朋友的身份进行，但要谈的事，一点都不轻。
毛泽东主动提起1945年的重庆谈判，说张治中当年把桂园腾出来给他们住，又专门摆了盛大的欢迎宴席，"感激得很"。张治中坐在那里，听着这句话，心里的感受，外人很难说清楚。
当年两边还在摸着谈，现在一边已经胜局在握，时间没给任何人留下太多余地。 往事提起来，是一种拉近距离的方式，也是确认两个人之间那层特殊关系的方式。
进入实质内容，毛泽东主动作出了几处让步，一条一条说得清楚。
关于战犯问题，毛泽东表示：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和平条款里可以不写出战犯的具体名字，给张治中减压，也给谈判留余地。
关于军队改编，毛泽东说得直接：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可以照旧，不必动。
关于渡江时间，可以商量，不用立刻定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继续负责日常运转，这一条也明确表态可以保留。
这几处让步，是毛泽东在具体执行层面给出的空间，也是对张治中处境的切实照顾。
张治中听着这几条，心里有了一些余地。
毛泽东在不少具体执行层面展现出了足够的弹性，说明谈判还有往前走的空间。但张治中心里有一个问题，从溪口出发那天就压着，始终没有正面说出来。
现在坐在这里，对面是毛泽东，这是整趟北平之行里离核心最近的时刻，他决定开口。他问的是： 战犯名单里，蒋介石怎么处理？能不能在某种方式上，给他留一条出路？
这个问题，是整个和谈背后最敏感的一根线，张治中问出来，不是不懂分量，而是他来这里，就是为了争取每一个可能争取到的空间。
毛泽东的回答，没有绕弯子，他说清楚了一件事： 惩办战犯，是人民的根本要求，这个原则不能改变。
具体方式上，可以考虑南京方面的处境，但方向不会动。这不是拒绝张治中这个人，而是在历史这个节点上，唯一可能存在的那个答案。
张治中沉默了！
他是个聪明人，一句话听进去，背后的层层意思全都明白了 ——有些路，是谈判桌上给不了的，这条路，从来就不曾真正摆在桌面上过。
从香山别墅下山的时候，他心里大概已经有了一个轮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此后该站在哪一边，那个轮廓，越来越清晰。
和谈破裂之后，张治中走出了另一条路。
4月13日，双方在中南海勤政殿坐下来，开第一次正式会议。
周恩来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亲手交给张治中，这份文件是中共方面给出的框架底线，也是整个谈判走向的最终检验。
两天后， 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正式定稿，条款落定，清清楚楚，只等南京政府作出表态。
结果，就在和平协定发表几天之后，4月20日，南京政府便对这一协定表达了不承认的态度。这无疑是摆明了放弃和谈。紧接着，解放军横渡长江，将战线推到了长江以南，北平和谈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个结果，张治中早就有预感。从溪口出发那天，他大概就知道这条路会走成这样，因为两边的底线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个地方，谈，是必要的；但能谈出什么，从来都不是他一个人在桌上能决定的事。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香山联署签发命令： 百万雄师，向全国进军。
人民解放军从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一天之内全线崩溃，再无悬念。
4月23日，南京解放。和谈代表团留在北平，没有南返。中共方面诚恳挽留，张治中选择留了下来。 这不是被迫，是一个人在看清楚了全局之后，主动作出的选择。
渡江战役局面发展至此，再回南京，摆在张治中代表团一行人面前的恐怕只有死路一条。正如蒋经国之前所说的那样，此时不只是南京，广州、上海等地都埋伏着国民党的特务，正虎视眈眈地等着他们回去。
鉴于此，中共中央出于对张治中一行安全的考虑，建议他们留在北平。其中，大部分国民党代表都愿意留下来，但张治中却迟疑了。他是受命前来和谈的，无论结果如何，他都应回南京复命。周恩来真诚地劝他：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为了留下张治中，周恩来还给他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张治中和周恩来
一天，周恩来神秘地向张治中邀请道：“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几位客人吧！”张治中满心疑惑：“到北平来的客人？和我相识吗？”“不只是相识，你还很熟悉呢！”周恩来笑着说。果然，这可不就是张治中最熟悉的人！他的妻子、孩子，还有弟弟一家，全都来到了北平！张治中简直不敢相信，共产党竟然把自己的家人都安全带到了自己身边。张治中激动地与家人相拥，眼角不禁湿润，他充满感激地对周恩来说道：“恩来先生，你想得真周到啊！”中共领导连自己家人的安危都顾及到了，张治中心中既感激又感慨。
张治中夫妇与女儿
张治中夫妇与岳母大人
张治中与夫人洪希厚
原来，早在张治中这次“冒死”和谈伊始，中共地下的同志便与张治中的弟弟张文心取得了联系。为了保障张家人的安全，地下党的同志们决定将他们转移出南京，全部送往上海。不管怎样，这样的安排对于当时的张家人而言，都是一个好的选择。到上海之后不久，在中共同志们的帮助安排下，张治中夫人洪希厚与妯娌郑淑华带着孩子们乘飞机飞往北京。在登机前，她们一再嘱咐孩子们，有人问起就说要去兰州，千万不能对人说是去北平。
果然，在机场，她们遇到了很多国民党要员，一位交通部长问她们要到哪去，张夫人便说她们准备去兰州大女儿家。这个交通部长也没有多想，还告诉张夫人，张治中不久就要回来了，劝她还是在上海等一等。
张夫人假装毫不知情，应答了一声 ，转身便带着孩子们在地下同志们的掩护下登机离开了。等到国民党特务们发现异常，想要派人拦截时，她们早就已经离开多时了。
没有了后顾之忧，张治中也可以更好地去遵循心中的选择。他自从辛亥革命起就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之后又一直追随国民党，他的心中，坚持的始终都是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然而，如今的国民党，整日满口“三民主义”，可实际上，他们的行动早就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背道而驰，挂羊头卖狗肉、欺名盗世，张治中对此局面深恶痛绝，可又无力扭转。认真考虑后，张治中决定留下来，追随共产党。
留在北平的张治中，也曾陷入久久的苦闷当中，他常常反思往事，反思国民党，怎么会走到如此地步呢？了解他的郁闷后，毛泽东常去与他谈心，不时地安慰他，帮他解决思想问题。
1949年6月26日，张治中在广播中公开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其中他坦言道：“我们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竟弄到这样地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而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身在台北。听到张治中在广播中的发言，蒋介石怆然叹道：“文白竟也如此！”蒋介石此话虽满是戚苦，但落得如此众叛亲离的下场，终究也是他咎由自取。
留下来之后，张治中没有闲着。
1949年5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他从北平向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发去电报，言辞恳切，劝导起义，避免不必要的军事冲突。
9月8日，毛泽东专门约见张治中，希望他再次出面，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推动问题和平解决。 10日，张治中致电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把形势说透，把利害讲清楚。
25日、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 新疆宣告和平解放，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就此没有发生。
这不是张治中发挥作用的唯一一次。
湖南方面，程潜、陈明仁在1949年8月4日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放，背后同样有张治中持续存在的影响力在起作用。
他不拿枪，但他开口的地方，往往能减少一场战事，多出一条活路，这是他一贯的方式，也是他选择留下来之后继续在做的事。
新中国成立之后，张治中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要职， 是那个时代少有的从旧体制里走出来、又在新格局里找到位置的人。
不是因为他擅长变通，而是因为他从黄埔那一年起，就一直在找同一件事：一条不必打烂仗也能走得通的路。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在北京因病辞世，终年79岁。他走的时候，新疆已经和平解放整整二十年，那几封劝降电报早已成了历史档案。
香山别墅里的那次会谈，那个问题，那句回答，也早已沉进了历史的深处，偶尔被人拿出来读一读，再放回去。
他问的那条退路，最终没有给蒋介石留出来。 但张治中自己，在那个历史拐点上，走出了另一条路，走完了，也走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