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文化和人性：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艾地生

一个社会，究竟可以把人变成什么样子？如果说真话经常付出代价，说假话反而安全；坚持原则处处碰壁，寻找关系往往有效；帮助陌生人可能惹来麻烦，袖手旁观却最为保险——那么几十年之后，这个社会会出现什么样的人？

犬儒、自私、冷漠、明哲保身；相信关系甚于规则，相信权力甚于道理；私下无所不谈，公开谨言慎行。人们一面痛恨特权，一面又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一点特权。于是有人说：这就是中国人。再往前追溯，则有传统文化、专制历史、国民性乃至所谓“劣根性”。

这些解释不能说全无道理。问题在于，它们很容易把结果重新解释成原因。

我们或许应该换一个方向追问：什么样的制度，会不断奖励某些人性、压抑另一些人性，最后把生存策略变成社会习惯，把习惯沉淀为文化，又把文化写进下一代人的性格？

制度、文化和人性，到底谁塑造谁？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一、制度不只管人，也在塑造人

人性当然重要。趋利避害、贪婪、恐惧、虚荣、从众、权力欲，古今中外皆然。中国人并不拥有一种特别恶劣的人性，民主国家的人也不会因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就成为圣人。

真正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奖励人性的哪一面。

一个人撒谎，可以归于品德。如果长期说真话的人承担风险，说假话的人反而安全，那么几十年以后，撒谎就不再只是个人道德问题；一个人面对不公保持沉默，可以说是怯懦。但如果仗义执言者不断遭殃，明哲保身者长期平安，“不要多管闲事”迟早会从个人选择变成父母传给孩子的生活智慧。

制度最深刻的力量，未必是命令每个人做什么。它只需要长期改变行为的成本。

当诚实昂贵，沉默安全；守规则吃亏，找关系有效，人自然会适应。多数人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只是在环境中寻找成本较低的生存之路。

所以，坏制度未必需要把人直接变坏。它只需要让做好人的代价越来越高。久而久之，行为成为习惯，习惯成为风气，风气又成为下一代眼中的“人情世故”。制度便进入了文化。

二、从恐惧到犬儒

中国人对一种特殊的“双重生活”并不陌生。会上是一种语言，饭桌上是另一种语言；公开表态与私人判断可以截然不同。一个人未必相信自己说的话，却十分清楚什么时候必须这样说。

这并非中国独有。前苏联及东欧共产党国家虽然民族、宗教和历史传统各异，却曾出现许多相似的社会现象：官方语言与私人语言分裂，对公共机构缺乏信任，私人关系的重要性上升，以及普通人对政治的疏离。

最初，人说违心的话，是因为恐惧。时间久了，情况变得更加荒诞：说的人知道听的人未必相信，听的人也知道说的人未必相信，双方仍然认真完成整个仪式。

此时真正腐蚀社会的，已经不只是谎言，而是犬儒。

相信谎言的人，尚可能有一天发现自己受骗。犬儒的人却越来越不相信任何东西。他不相信宏大叙事，也逐渐怀疑道德、公共利益乃至他人的善意。有人为不公发声，他怀疑对方另有所图；有人坚持原则，他觉得对方装腔作势。最后形成一种奇特的社会心理：不相信权力，却服从权力；不相信宣传，却配合宣传；什么都看透了，却什么也不想改变。这也许比单纯的愚昧更有利于专制延续。

一个成熟的专制政权，并不需要每个人都真心相信它。很多时候，只需要多数人不再相信改变的可能。

三、“一盘散沙”是原因，还是结果？

中国人还经常被批评缺乏公共精神，“一盘散沙”。这同样值得反过来追问。

一个长期限制独立结社、社会自治和横向组织的制度，怎么可能同时培育出强大的公民社会？

对于高度集中的权力而言，一个人在家里发牢骚并不可怕。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他找到另外一些有同样遭遇的人。他们开始交流、信任、合作，并意识到自己的痛苦并非纯粹的个人命运，而可能是一个公共问题。

所以专制社会很容易形成一种特殊结构：权力高度组织化，人民高度原子化。

国家拥有庞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普通人却缺少自治、合作和公共参与的经验。纵向的权力深入社会，横向的社会纽带却相对脆弱。人在这种环境中自然会退回家庭、亲友和熟人圈。陌生人不可信，公共事务少参与，遇事首先保护自己。久而久之，这些行为又被解释成“中国人的民族性”。

可是，一个人被长期捆住手脚之后，不能再以他不会游泳来证明绳子毫无影响。

所谓“一盘散沙”，固然可能有历史文化的根源，但现代专制制度又不断复制和强化这种状态。

这已经不是鸡和蛋谁先出现的问题。鸡在不断生蛋，蛋也在不断孵鸡。

四、制度怎样进入人的头脑

制度对人的塑造，有时表现得十分隐蔽。一个人遭到权力不公正对待以后，旁观者常有一种反应：“为什么别人都没事，偏偏是他？”这句话很有意思。原本应该受到审视的是权力，最后接受审视的却变成了受害者。人们寻找他的缺点、不谨慎之处，甚至一句说错的话。只要找到一点，便可以松一口气：原来他不是无缘无故倒霉；那么，只要我不像他，我就是安全的。

这里面当然有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心理：人很难接受一个事实——即使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也可能遭遇灾难。因为一旦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灾难同样可能落到自己头上。

专制环境会把这种心理不断强化。当普通人无力追究权力时，最现实的选择就变成研究怎样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于是问题从：“为什么权力可以这样做？”悄然变成：“他为什么这么不小心？”

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到了这里，维持专制的已经不只有警察、监狱、宣传和审查。权力的一部分逻辑已经进入人的头脑；人开始自己规训自己，也规训别人；制度完成了从外在强制到内在适应的转换。

五、同文同种，不同制度

如果民族性和传统文化能够决定一个社会的大部分命运，那么二十世纪留下的三组对照就很难解释：东西德、南北韩、中国大陆与台湾。

三组案例的历史条件不同，不能当作严格的社会实验。但它们有一个罕见的共同点：同一民族或文化高度相近的人群，因为战争和政治分裂，长期生活在不同制度之下。

德国人没有两种民族性。二战以后，东德实行共产党一党统治和计划经济，西德建立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四十多年后，两边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上都出现明显差异。柏林墙倒塌以后，制度可以迅速统一，长期分治留下的社会痕迹却不能一夜消失。

朝鲜半岛的对比更加尖锐。南北拥有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传统。几十年后，一个成为高度封闭的极权国家，一个经历威权统治后走向民主，并发展成为现代工业社会。显然，不是韩国人的“民族性”在几十年间发生了突变。

海峡两岸的比较对中国人尤其具有意义。大陆和台湾共享深厚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传统。台湾也曾经历长期戒严、党国体制、政治迫害和新闻管制，却在后来逐步完成民主转型。今天台湾政治当然有党争、民粹、腐败和极化，但权力可以通过选举更替，最高领导人可以公开受到批评，反对党可以合法竞争。这至少使“中国文化不适合民主”“中国人只能接受强人统治”之类的文化宿命论难以成立。

把三组案例放在一起，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谁更加富裕，而是：相近的人，在不同制度下，可以逐渐形成不同的社会。制度改变权力关系，也改变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在一种制度下，人更多学习服从、回避和自我保护；在另一种制度下，人有更多机会学习表达、组织、协商以及通过规则解决冲突。这些经验持续几十年，又会沉淀成社会习惯和政治文化。

当然，制度不是唯一变量。战争、国际环境、经济发展、社会运动和历史机遇都参与其中。三组对照不能证明“制度决定一切”。但它们足以说明：文化不是宿命，民族性更不是宿命。制度，是塑造文化与人的核心变量之一。

六、从制度到文化

回到中国。中共长期专制统治的影响，不能只从政治运动、经济政策和具体迫害去理解。它还有一种更加日常，也更加难以清算的后果：它塑造了几代人的生存策略。从政治运动中的检举揭发，到单位社会中的政治审查；从对独立组织的压制，到长期的言论审查和自我审查；从权力缺乏约束，到现实生活中对关系和身份的依赖——制度不断向普通人传递一种生存知识：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时候应该沉默；遇到问题应该相信程序还是寻找关系；面对公共事务应该参与还是远离。

普通人的选择往往完全可以理解。人首先要生活，要保护自己和家人。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英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无数人在个人层面十分理性的自保，累积起来可能形成一个所有人都不喜欢的社会。

因为规则不可靠，所以人人寻找关系；人人寻找关系，又进一步破坏规则；因为说真话危险，所以选择沉默；沉默的人越多，说真话的人就越孤立；因为人与人缺乏信任，所以难以组织；因为无法组织，孤立的个人只能更加依赖强大的权力。

制度产生行为，行为成为习惯，习惯沉淀为文化。到了下一代，很多人甚至已经不知道这些习惯最初为什么产生。父母只会告诉孩子：“社会就是这样的。”这句话意味着制度塑造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原本由特定政治环境制造出来的东西，开始被当成天经地义的人性和文化。

七、文化又开始供养制度

制度塑造文化之后，文化会反过来影响制度。这才是恶性循环真正难以打破的地方。

一个人可能痛恨官员走后门，轮到自己的孩子上学时，却希望找到关系；一个下属痛恨领导滥权，自己成为领导以后，又可能很快学会要求别人“懂规矩”；人们痛恨特权，有时真正痛恨的并不是特权本身，而是自己没有成为特权的受益者。

社会就出现一种奇特状态：人们一面抱怨规则被破坏，一面又希望自己成为规则的例外。这不能简单证明“中国人坏”。它恰恰说明普通人在坏制度中可能作出完全符合个人利益的选择。

可是，无数这样的选择汇聚起来，又会反过来维持整个制度。因为规则不可靠，所以寻找关系；因为人人寻找关系，所以规则更加不可靠。因为彼此不信任，所以难以合作；因为无法合作，孤立的个人更加依赖强大的权力。

制度制造文化，文化又开始供养制度；鸡生出了蛋，蛋又孵出鸡。最初为了适应制度而形成的行为，最后成为制度继续存在的社会土壤。

八、人性不是答案，而是制度争夺的对象

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人性。

人性从来不完美。好的制度并不是因为相信人都是好人而建立。它首先承认人会自私、贪婪、撒谎，也会滥用权力。正因为如此，权力才必须受到约束。不能因为一个领导人声称自己代表人民，就允许他不受监督；更不能把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寻找一个永远英明、永远无私的好皇帝。

现代制度文明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不要考验掌权者的人性。专制制度的问题就在于，它一面提出极高的道德要求，要求忠诚、奉献、牺牲，一面又削弱真正约束权力的机制。结果往往不是圣贤政治，反而是那些最善于揣摩上意、隐藏真实想法、利用关系和依附权力的人，更容易获得生存和晋升优势。时间久了，人们环顾四周：为什么到处都是这样的人？然后有人得出结论：这就是中国人的人性。可是在下这个结论之前，也许应该再问一句：是谁一直在奖励他们？

人性不是制度分析的终点，它更像制度争夺的对象。好的制度不能消灭恶，但可以提高作恶的成本；坏制度也未必消灭善，却可以让坚持善良越来越困难。

九、最难拆的是人心里的墙

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有一天中国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也不能幻想一切会在第二天恢复正常。制度可以改变得很快，文化和社会心理却有自己的惯性。长期习惯服从的人，获得权力以后未必立即学会尊重别人；习惯通过关系解决问题的人，也不会因为新法律颁布就突然相信程序。

一个缺乏自治经验的社会，需要重新学习合作、妥协以及与不同意见的人共同生活。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后的复杂经验已经说明，旧政权消失，并不意味着几十年形成的犬儒、不信任和政治习惯同时消失。拆掉有形的墙可以很快，拆掉人心里的墙往往需要一代人。

但这并不是文化宿命论的理由。相反，如果坏制度能够塑造人，较好的制度同样能够创造新的社会经验。一个习惯找关系的人，逐渐发现没有关系也能按程序办事；一个不相信投诉有用的人，发现政府真的必须回应；一个习惯害怕权力的人，慢慢发现公开批评政府只是普通公民的权利。最初会惊讶，后来成为习惯，最后成为常识。

所以文化的改变未必始于宏大的思想革命，很多时候，它来自亿万人不断重复的一种日常经验：我遵守规则，规则也保护我。

十、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现在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制度、文化和人性，到底谁决定谁？

三者当然相互塑造。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结构；历史形成的社会心理，也会影响人们接受什么样的制度。中共建立的一党体制，又利用、改造和强化了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并借助现代国家强大的组织能力深入社会。

制度改变行为，行为形成习惯，习惯沉淀为文化；文化再塑造下一代人的心理，并反过来影响制度。鸡与蛋早已纠缠在一起。

但三者虽然互为因果，并不意味着作用完全对等。制度掌握着奖惩，因而拥有更直接、更持续的塑造力量。人性中的善恶，各个民族大体相通；文化虽然深厚，也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制度却每天具体决定着什么行为得到奖励，什么行为受到惩罚，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获得权力和资源。

所以，中共专制统治最深远的遗产，也许不仅是它制造过多少灾难和冤屈；还有一种更加隐蔽的后果：它改变了许多人为了安全生活而选择怎样做人。

政权可以垮台，恶法可以废除，监狱可以打开，审查可以停止；但几十年积累的恐惧、犬儒、不信任和自我审查，不会随着一纸政令同时消失。

这正是问题艰难之处，也是希望所在。因为既然制度能够塑造文化，新的制度也可以逐渐改变文化；既然人在恐惧中会学习沉默，也可以在安全中重新学习表达；既然人在不可靠的规则中会依赖关系，也可以在可靠的规则中逐渐学会信任规则和陌生人。

我们不需要等待中国人先变成圣人，才配拥有一个好的制度。恰恰因为人性有弱点，我们才更需要一种不允许任何人轻易成为皇帝的制度。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也许永远争不清。真正重要的，不是找到第一只鸡，而是找到打断恶性循环的支点。

在制度、文化和人性三者之间，我仍然认为这个支点首先是制度。不是因为制度决定一切，而是因为制度直接规定奖惩，持续塑造行为；行为日久成习，积习成俗，文化由此改变，人也随之改变。

改变制度，未必能够立刻改变人；但不改变制度，却可能一代又一代地塑造同一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