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AI全球治理方案：开放共赢，还是威权AI的全球扩张？

艾地生

2026年7月17日，上海世界会客厅。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要"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讲话强调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倡导开放共享、合作共赢、普惠包容，并宣布中方将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未来五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AI培训名额、建设多个区域合作中心等合作计划。

从表面看，这是一份典型的国际合作倡议。面对AI快速发展带来的伦理、安全与治理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加强国际合作本身无可厚非。

然而，真正值得国际社会关注的，并不仅是中国提出了什么倡议，而是由谁制定规则、依据什么价值观制定规则，以及这些规则最终将塑造怎样的数字世界。

习近平讲话中一句"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被广泛解读为回应美国近年来针对先进芯片、算力和AI模型实施的出口限制。这句话折射出的，不只是中美科技竞争，更是两种治理理念之间日益清晰的碰撞。

中国方案：合作倡议背后的战略布局

中国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全球公共产品，而非少数国家垄断的战略资源。

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AI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此次提出建立国际合作组织、培训发展中国家人才、建设区域合作中心，也意味着中国希望从技术追赶者逐步转向国际规则参与者乃至规则塑造者。

这些倡议确实回应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

对于不少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比起抽象的人权讨论，它们更关心的是能否获得算力、基础设施、人才培训以及数字公共服务。在西方援助有限、技术成本高昂的背景下，中国提供的解决方案具有现实吸引力。

但与此同时，这些合作也不仅仅意味着技术输出。

人工智能时代，真正具有长期影响力的，不只是芯片和模型，更是标准、平台、监管框架和制度理念。当一个国家输出AI能力时，也往往同步输出数据标准、监管规则、数字基础设施和治理模式。治理体系本身，正在成为新的国际影响力。

更值得警惕的，不是AI，而是AI赋能威权

人工智能本身没有意识形态，但它能够极大放大政治制度的能力。

在开放社会，AI更多被用于提高生产效率、医疗诊断、科研创新和公共服务；而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同样的技术也可能被用于扩大国家权力。

近年来，中国已经建立起涵盖视频监控、人脸识别、大数据分析、算法推荐、内容审核以及生成式AI备案等较为完整的数字治理体系。官方认为，这些措施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防范网络风险和提升治理效率。

在不少民主国家和国际人权组织看来，另一面同样值得关注：当人工智能与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结合时，它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扩大政府对信息传播、社会行为乃至个人生活的干预能力。

过去，威权政府受到信息处理能力限制，监控成本较高；而AI让这种成本急剧下降。

从自动内容审查，到行为预测；从大规模人脸识别，到生成式AI辅助舆论引导；从数据整合到风险画像，人工智能正在把传统威权治理升级为更加精准、更低成本、更具持续性的数字治理体系。

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中国拥有这些能力，而是这种模式未来是否会随着AI合作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被复制到更多国家。

全球治理竞争，本质也是制度竞争

中国提出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开展人才培训和能力建设，本身具有积极意义。问题在于，国际组织不仅输出合作，也输出规范。谁负责培训，就可能影响未来技术人才接受什么样的治理理念；谁制定标准，就可能决定未来数据如何流动、算法如何监管；谁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就可能长期影响一个国家的数字主权和技术依赖。

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智慧城市、数字政府、公共安全等项目建设。一些研究机构因此担忧，这些合作未来可能不仅输出技术，也可能输出与中国治理实践更加兼容的制度模式。这种担忧未必意味着所有合作都会导致所谓"威权输出"，但它提醒国际社会：AI竞争早已不仅是技术竞争，更是规则竞争和制度竞争。

民主国家不能只有防御，更要提供替代方案

面对中国不断扩大国际AI合作，民主国家当然有理由保持警惕。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出口、标准制定权以及数字基础设施依赖，都关系到未来几十年的国际竞争格局。但如果回应方式只是技术脱钩、限制出口和封闭市场，也可能产生反效果。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需要的是现实可行的技术合作，而不是大国竞争中的政治表态。如果民主国家无法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基础设施、人才培养、融资支持和数字公共产品，那么中国提出的合作框架自然会拥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真正有效的竞争，不应只是阻止中国输出技术，更应让世界拥有更多选择。这意味着民主国家既需要保持创新领先，也需要建立更具吸引力的国际合作机制；既坚持自由、人权和透明治理原则，也必须拿出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现实问题的技术与资源。

AI时代最大的风险，不是技术，而是权力

习近平此次讲话表明，中国正积极争取成为全球AI治理的重要参与者，甚至规则塑造者。这本身并不令人意外，一个科技实力不断增强的大国自然希望拥有更大的国际话语权。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人工智能这一前所未有的技术能力，与缺乏有效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结合时，它可能创造出历史上最强大的数字治理工具。

未来全球AI竞争，将不仅是模型性能、芯片算力和产业规模的竞争，更是不同治理理念之间的竞争。开放合作固然重要，但开放不能成为威权扩张的通道；技术共享值得鼓励，但共享不能以牺牲自由、隐私和基本权利为代价。

决定AI未来属于谁的，最终不是哪一个国家率先提出治理倡议，而是谁能够证明：人工智能既能推动发展，也始终服务于人的自由，而不是服务于权力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