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茶馆》与莫谈国事
《茶馆》是老舍创作于1957年的三幕话剧，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以北京城一家叫做裕泰茶馆为舞台，通过茶馆这个小小的社会缩影，展现了从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到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再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这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变迁。
"莫谈国事"这四个字，是贯穿全剧的一个重要象征。在茶馆墙上，掌柜王利发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这看似是为了避免麻烦的商业规矩，实则深刻揭示了那个时代的悲哀——普通百姓连谈论国家大事的自由都没有，只能在压抑中苟且偷生。但讽刺的是，即便有这样的警示，茶馆里依然充斥着各色人物对时局的议论、对生活的无奈和对未来的迷茫。
全剧通过三个时代茶馆的兴衰，刻画了几十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精明能干却最终走投无路的掌柜王利发、正直善良的旗人常四爷、胆小怕事的秦仲义等。他们都是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摆脱悲剧命运。最后一幕，三位老人在空荡荡的茶馆里撒纸钱，为自己送葬，这个结局充满了悲凉和控诉。
老舍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之一，也是一直靠近中共的“左翼作家”，被中共官方誉为"人民艺术家"。老舍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话剧《茶馆》《龙须沟》等。他的作品以京味语言著称，幽默中透着悲凉，深刻反映了中国的时代和人的生活和命运。
然而，这位伟大的作家却在1966年8月24日被逼投湖自尽，结束了自己67岁的生命。文革开始后，老舍作为"反动文人"遭到残酷批斗。8月23日，他在北京文联和作协被红卫兵毒打侮辱，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折磨。次日清晨，人们在北京太平湖发现了他的遗体。一代文学巨匠就这样在屈辱和绝望中离世。
老舍一生以及作品揭示了中国的时代荒诞悲剧性：老舍这一作品出来时，是毛泽东号召“百花齐放”，鼓励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参与政治讨论。话刚落音就是反右运动开始，毛泽东公开号召全国全民参与与政治，按照他的指示抓右派。结果数十万响应号召的人被打成右派，老舍本人虽然幸免，但他的作品却成了历史的预言——真正的"莫谈国事"才是生存之道。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胸怀世界”。老舍在毛泽东号召“百花齐放”之际，通过揭露讽刺批判那个"莫谈国事"的晚清王朝压抑时代，用意歌颂新中国，最终演变成了一个连他自己的生命和基本人的尊严也无法保全的疯狂年代。他的死，成为中共暴政与文化浩劫的象征，也让后人更深刻地理解了《茶馆》中那份无法言说的悲凉与控诉。
文革时期（1966-1976）："关心国家大事"成为强制性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表态、站队、参与政治运动。但这种"参与"是虚假的——你只能按照最高指示去"关心"，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家破人亡。老舍的悲剧正是这种强制政治参与的极端后果。
当下中国：官方要求关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习各种理论和讲话，但民间普遍弥漫着"莫谈国事"的氛围。网络审查、敏感词过滤、因言获罪的案例，都让人们学会了自我审查。甚至连自干五跟着党的宣传调子唱高了一个八度，都马上被封杀。这是时代的讽刺还是荒诞还是中国社会的正常“驴子拉磨”转圈？
这不是简单的讽刺，这种现象的本质是威权体制下政治参与的结构性矛盾：
工具性参与 vs. 真实参与：统治者需要的不是人民真正的政治参与和独立思考，而是动员式的服从和表态。"关心国家大事"的真实含义是"按照我的指示精神去关心"。
单向传递 vs. 双向对话：允许的只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表达。所谓"参与"，实际上是接受指令的过程。
政治安全的悖论：对统治者来说，既需要动员群众来巩固权力，又害怕真正的民意表达威胁权力。因此必然出现"鼓励参与"与"严禁妄议"的矛盾。
这是专制统治的必然逻辑。统治者需要顺民，而非公民；需要工具，而非主体。每一次"动员参与"都是为了清洗异己或转移矛盾，而非真正的民主参与。他们需要"驴子拉磨"，戴上眼罩，甚至变成青光眼，摘掉眼罩一样不需要看路——看似在前进，实则原地打转，而且永远不知道磨盘何时停转。
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怪圈。这反映了权力结构的深层矛盾——既无法完全放开，也无法完全管死。经历了反复的政治运动后，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创伤记忆和生存智慧。人们学会了在公开场合和私人空间使用两套话语系统，形成了一种"犬儒主义"的社会心态——表面服从，内心疏离。
真正的悲剧在于信任的崩塌：经过反右、文革等运动，人们不再相信任何"参与政治"的号召，这使得即便将来有真诚的改革，也很难获得信任。没有强力驱赶，中国人自己不会选择自己去蹦哒，只有主人喂料就吃鞭子抽打就拉磨。而这恰恰就是专制统治的牢固基础。人们习惯了"莫谈国事"，公民意识和公共讨论能力，甚至个人基本自主表达能力大规模大幅度群体性退化。连国级高官都鲜有临场自主自由流畅表达交流沟通交涉谈判能力。全国全党一个民族一口字正腔圆假大空，离开那个假大空说不出一句“我实在过得不怎么样”，或者“老子食肉糜也是跟你一样没饭吃啊”的大实话。这对任何形式的政治现代化都是障碍。这种世代相传的恐惧成为了中国人基因：即使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一代，也通过家庭记忆和社会氛围习得了这种政治恐惧和犬儒态度。即使青年时代就到了异国他乡自由国度，也会有这种基因表现。鲜见华人积极踊跃参与公民政治。海华无论回国与国人交谈，还是通过微信群交流，甚至在邮轮上邂逅墙内出来的墙民，都会感受到“茶馆”的氛围：都“莫谈国事”，而实际上都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而都谈不拢。
在一个不允许真正政治参与的体制中，所有"动员参与"的号召都必然演变为控制工具，而"莫谈国事"成为理性的自保选择。这是一个没有出口的怪圈，直到体制本身发生根本性变革。而这种民众国家民族基因，恰恰不会让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
俺觉得仅仅单凭“茶馆”一剧，老舍就足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惜诺贝尔委员会在他死后都几乎扫描不到他——可见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大于地球到火星。一个描写晚清皇城茶馆里“莫谈国事”而体现世界到国家时局从最上层到最下层变局动荡，而又几乎恒定不变的国家民族国度，让人深思——一个写"莫谈国事"的作家，最终死于一个强迫所有人"关心国家大事"的时代。这种历史的荒诞性，至今仍在以不同形式延续。老舍用《茶馆》写出了这种荒诞，却最终成为这荒诞的牺牲品。而今天的中国，依然在这个悖论中挣扎。
晚清晚霞灿烂，残阳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