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杜邦:环保先驱vs.鸟类大敌
最近读到一本有趣的书,其中提到了一个美国历史名人奥杜邦(Audubon),作者只提了姓,因为此人太出名了。书中说:
奥杜邦自己写道,如果没有杀死一百只鸟的话,他会觉得自己的一天过的不完整。
作者接着说:
奥杜邦以刚死的鸟为模特来作画,他在鸟身体上穿入许多细线来保持某种造型。为了获得最佳的效果,奥杜邦有时候要杀死几十只鸟才能找到一只符合他需要的鸟。
在《纽约时报》网站上我读到一则关于1997年纽约历史学会举办的奥杜邦画展的文字:
这位自学成才的博物学家—画家(指奥杜邦)杀死了数千只鸟,在填充和绘制鸟类的过程中获得对它们身体部位的了解。
“他通过设计一个系统,用绑在鸟的头部、翅膀和尾巴上的线或铁线来创造更自然的姿势,让他能够以他选择的任何方式定位鸟的各个身体部位,”画廊墙上的文字写道, “他只要简单地移动铁线,直到某个特定位置,然后用销钉将一切定位。”
这两段读来非常残忍。在我看来就是奥杜邦虐杀鸟类的记录。当然,他的虐杀是以研究与绘画为名的。
奥杜邦,全名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1785年—1851年),美国画家、博物学家,他绘制的鸟类图鉴《美洲鸟类》(The Birds of America)被称作“美国国宝”。
根据维基百科,奥杜邦一生留下了许多画作,他的作品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杰作,他先后出版了《美洲鸟类》和《美洲的四足动物》两本画谱。其中的《美洲鸟类》曾被誉为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著作。
让我有点惊讶的是中文维基百科上的以下两段话:
“奥杜邦的作品对后世野生动物绘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在普通公众中,奥杜邦的作品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除了绘画作品,奥杜邦在他的日记和随笔中流露出的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尊重生命的理念,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英语世界,奥杜邦的名字就是环境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的象征。
在奥杜邦逝世之后,美国出现了很多以他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动物园和科研机构,在北美,以奥杜邦名字命名的奥杜邦学会(The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始终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之一。”
因此,传奇人物奥杜邦,一个虐杀大量鸟类的人被后世尊为环保先驱。这一反转极为反讽。
以上引言中“奥杜邦在他的日记和随笔中流露出的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尊重生命的理念”一句似有所本,在互联网上我看到过他写的指控他人到鸟窝里把鸟蛋拿走的做法。然而考虑到他本人杀掉数千只鸟的作为,完全是“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2023年,奥杜邦学会面临政治正确的危机。因为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生平被发掘出他生前使用、奴役和买卖奴隶(主要是黑人),他自己的信件、笔记中的文字也表明:他在种族上歧视黑人,相信白人的种族优越性。于是,作为对政治正确压力的回应:奥杜邦学会的某个地区性组织把“奥杜邦”之名从组织的名称上拿掉,虽然总会坚持不改。
在我看来,人是历史中的人,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强求十九世纪的奥杜邦不歧视黑人、买卖、奴役黑奴的行为是强人所难。
西方国家的许多政治正确做法是在用21世纪时人的看法去否定和取消此前人类的看法。
比较持中的做法,应该是有一说一。奥杜邦作为画家、博物学家有贡献,值得称赞;然而他大量杀鸟的行为显然不环保,更不能说是保护野生动物,是不可取的,必须批评。
至于他生前歧视黑人、蓄奴,那只能说明他在思想上没能超越自己的时代。除了少数天才或伟人,大多数人是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的。在这一点上,我看到的许多批评都是把奥杜邦和当时思想超前的人物去比较。有时候我想:那些今天批评奥杜邦种族主义的人自己能够超越我们这个时代吗?
西方人说:行动胜于言语。从这一标准出发,奥杜邦生前显然没有什么环保意识、也不尊重生命,甚至可以被认为是美洲鸟类的大敌。然而在其身后,美国人以及以他命名的环保组织将其美化成了环保先驱。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19世纪的鸟类大敌奥杜邦被转换成了20世纪以来的环保先驱。
然而,只要奥杜邦学会及其地区性组织能够真正促进对野生动物的保育,对环境的保护,我们何必纠结于奥杜邦之名?从行动胜于语言的标准出发,冠名“奥杜邦”(鸟类大敌)和实际的保育鸟类等野生动物的行动比起来哪一个更重要?相对于语言上的政治正确,我们是否应该更关注行动上的政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