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王安石与邓小平
1978年，邓小平再次复出，他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无视那些只要提起邓小平就破口骂街的人，我想多数人都能同意，当时邓小平想要实现的目标的内容是：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向西方学习；发展市场经济，不拘形式，让国家富强起来。政治体制上，坚决破除个人迷信，防止再次出现毛泽东式的独裁者。
那么如何做到这些？
邓小平并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权威，他需要与其他中共元老们共同治国（其中如陈云，比邓小平资格还老），于是，出现了整个八十年代元老治国的局面。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要抓住军权，因为这是他确保在元老之中拥有最大发言权的唯一途径，是实现他的目标的保障。
贯穿八十年代，元老们的确不时发起反自由化，但每一次反自由化，都是短命的，紧跟着是全国性下一轮更大的自由化。这也包括胡耀邦下台那一次。1987年春，胡被保守势力逼迫下台，中国开始了新一轮反自由化，但结果呢？随着时间推进，1987年却成了中共体制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年。年底，赵紫阳为首的改革开放以来最年轻最自由化的班子，稳固掌握了中共的日常权力。是谁在背后操控这一切，是谁在整个八十年代，在与保守势力周旋中，为改革派护航？答案很难找到吗？
指责邓小平没有早些分权让权，尤其是让出他手中的军权，进而导致了中共维持专制体制，这是不客观不公平的。他把军权让给谁？让给胡赵？于是只要邓小平让权，于是元老院就会解体，于是就不会再有反自由化，于是胡赵就能号令天下？你可以这样断言，那是你的自由，但这样的幻想，不是漫长的中国专制历史所昭示的。
邓小平犯过许多错误，实际上他给自己三七开。他没有谋求过家族利益，他更没有谋求过君临天下的独裁统治。以他的白猫黑猫性格，如果他觉得时机成熟，我不怀疑他也会让出军权。
毁掉中国的，是八九年那个愚蠢的年头。而六四，不过是个句号而已。
——————————
钟明网友再一次启发俺深入思考邓小平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段留言关于邓不能让出军权的分析看法，有很强的逻辑性。这其实就是新威权主义的核心。
自上而下的改革，都需要权威与权力。王沪宁出道最早就是为这种新威权主义鼓吹的，连赵紫阳也非常欣赏，全力支持赵紫阳的鲍同，也是改开后最早的一批新威权主义支持者鼓吹者。甚至可以说，当时凡是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都接受并支持这种新威权主义。根本原因是，这是有别于毛泽东华国锋的“新”的权威，新的威权。如果要改革，没有权力威权怎么行？
但是，人们忘记看到，这种改革，并不触及统治社会的“一尊威权”本质，只是用一个威权取代另一个威权。而这个“新威权”，尽管从多方面明显与毛泽东的独裁有区别，但这只是最高威权执政者统治的理性与政策差别，在维护整个天下一尊，万民俯首，实现万国来朝的最基本制度最终理念目标上，没有任何本质差别。因此，无论怎样风起云涌甚至翻天覆地，还甚至达不到克伦威尔共和革命的程度，本质上除了没有千百万人头一下子落地，也没有超越中国历代的造反争王改朝换代，包括毛泽东邓小平亲自发起领导“成功”的共产革命。因为所有这些改革与革命，都是威权极权换成另一个威权极权，并没有分解裂变国家一尊最高威权，产生出任何对最高威权的制度性制衡机制，这就是革命以暴易暴，仁政改革避免革命却回归暴政收场的循环。因为这些革命和改革的发起者拥护者，都压根儿只忙着去建立与拥戴一个新的力大无穷的威权，替换那个万人诅咒的老威权。
其实，邓小平本人，一直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他只是个承继老威权的新威权。他不断要求全党甚至世界都完整知晓的，就是两点：第一，他是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他的理想意愿目的手段，都是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用镰刀斧头枪杆子夺取的政权稳固传承：第二点，就是在第一点的基础上，要认识到中共确实遇到了执政危机。要化解这个危机，中共必须依照他的方式进行变法改革，也就是大幅度调整内外政策，内外都实行“让步政策”，韬光养晦，从长计议。他并没有刻意隐瞒任何一面一点。看不到这个完整的邓小平的，是两种情况：一是从自己的理想出发，把自己的愿望期望对伟人明主的期待，当作事实与现实；这一类包括拥护与反对毛泽东共产党的两种人都有。第二类就是从自己的既得利益出发，不在乎老邓的这一面那一面。这也包括拥护和反对毛与共产党的两类人。俺很早说过，包子其实也主要是靠这种党员与大众理想期待他是自己利益要求的代表，而获得空前权势的。这就是政治家必须掌握的一种民心民意奥秘，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政府。专制政府利用这种民心有特殊专利，因为他们垄断宣传舆论可以指鹿为马，加上至高无上的生杀予夺之权。前者可以拎着所有人的耳朵掌控所有人的眼睛，后者可以让任何人进行唯一选择：看见黑雪的活着，看见白雪的见血。邓的不管白雪黑雪，就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对他的评价，可以如同克伦威尔和王安石一样留待千古争论（当然，即使对于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估计一万年之后也会有人将他们视为人类大英豪呢）。
说到克伦威尔的共和革命，也是一步步拥有实力声望才成功的——而他的成功实际上是英国的倒退，因为斩首国王铲除王室，也从根本上废除终止了《大宪章》，失去社会多方妥协分解裂变最高威权，失去对最高执政者的制衡。这其实也是战后美国保留日本天皇的最根本原因。由一个民族认定的神王来宣布投降并宣布自己不是神，并且经过战胜国占领者美国刺刀下的刚性立法规定，天皇只是一个国家民族历史传承团聚的象征符号，这对日本的社会稳定以及民主和平改造，其意义远远大于纯粹的冷战考量。从此后日本的天皇，与英国国王一样，成为国家传承稳定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部件。英国是内部产生出这种理念机制，日本是不可抗拒的外力改造。这样的国王延续存在，与美国不需要国王，但是铁定的政教分离三权分立一样，是镇国之宝。今日美国英国日本，就代表着现代民主国家的形式多样与社会多元，最核心就是用多方制衡，各条边长可以一定范围程度延展伸缩，但是相对稳定的三角形，保持社会动态稳定，不需要争夺“一尊”独裁无上威权——国家社会没这玩意了。（设想一下一个三角形多边形某一条边可以延长到无限，成为漂亮的一条线，不是面条，人们还必须说是包子啊）。
王安石变法，历史成就堪比邓改，也是失败告终。北宋中叶以后，王朝内外交困。官僚机构持续膨胀，“一官三人共之”。人民受高利贷和大地主层层盘剥，导致“公私之债，交争互夺，帛未下机，谷未离场，已非己有”，“死者道路积，城市接田野”。官府却“暴敛不暂息”，人民生活日益痛苦，激起了一系列民变：真宗朝有李顺等领导益州之乱，之后持续爆发不同规模的匪乱，“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皇家国库入不敷出。外部方面，由于实行“兵无常将，将不专兵”的更戍法，导致北宋军队指挥系统极度混乱，战斗力低下，在和辽与西夏的战争中败多胜少，民族矛盾日趋激化。为了应对同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大规模战争，以及缓和内部矛盾，北宋政府常在荒年招收流民入伍，以至于北宋兵力臃肿，到仁宗朝西夏事起，总兵力已达一百二十五万之巨，形成所谓“冗兵”问题，巨大的军费支出更是令北宋王朝捉襟见肘。这和毛死时中共国的状况极为类似，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极权之下，没有梁山泊井冈山的立锥之地，但是遍地饿殍，死鬼活人都是鬼魅，皇宫实际上与阎王殿没差别。
王安石的变法，是为了巩固皇权为目的之大刀阔斧改革，核心是富国强兵，兴办实用教育。富国之道是给草民松绑，推出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匀税法，市易法等。王安石重视官员治国能力，为确保质素，科革不再考诗赋，而改考更实用的经义和时务策，改善政府治国能力，又设立大量新科目，如武学、医学、律学，培养大量专业人士。
这些实际上就是后来中共御用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所称的“让步政策”，也是至今还受到拥护赞赏的“开明专制”。王朝暂停对草民的杀鸡取卵式统治，施“仁政”取代暴政，但是这些“仁政”的推行，是以确保王权至高无上，并且以至高无上的王权来推行的。草民到文武百官甚至诸侯，都只能被动接受“恩赐”受惠一时，不可能拥有任何一点点皇帝让渡的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因此，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可以一瞬间废除这些“变法”，连今天包子这么好几年拙劣但有效的戏法都不要玩。司马光为何要废除王安石之法？核心要点就是，今是昨非以建立自己帮派的最高权势。但是这个“是非”，绝不是否定绝对不可让渡分享的一尊皇权，更不是让草民乃至百官拥有任何不可剥夺的权利，决不可能出现与容忍，农家的破茅棚，“风可进雨可进，国王非请莫入”。
在王安石之前最厉害的变法，则是商鞅。商鞅本人被车裂，但是他的变法最成功，“驭民五术”成为中国自秦以来帝王独家秘籍。关于商鞅变法，就不需要多说了。俺有多篇专门谈这位学者首长的不朽功勋。要多了解一些的，俺强烈推荐老鱼最近这篇文章：《为什么说商鞅变法彻底毁了我们》。商鞅之术，今天的王沪宁王岐山包子都在用。老邓也没有批判过这位商鞅长老，也不可能打倒商鞅。为何这样？不只是因为商鞅是恶政暴政苛政，王安石是仁政，更重要的是商鞅真正变革了制度，以恶定性人性，用帝王集中与一身一人的大恶集权大一统，养蛊之术治全民之众恶，打造出了近乎完美的绞肉机，完美到把自己都搅拌进去成了肉泥。如同刘少奇教育全党，以党性消灭人性一样。刘少奇也非常成功，成功到自己一点点人性都连着肉体被党消灭，但是他的精神理念以及这架机器永存啊。蒋经国到李登辉，还有弗朗哥，把什么都交出去了，交得如此彻底，乃至于没有任何一个台湾人西班牙人，如今还梦想有着至高无上权力为子民造福万代呢。
邓小平有着比王安石更高更多的威权，因为他不是宰相而是无冕之国王，而且是实际上的宰相与国王大元帅一人兼任。他的方略成就也不输给王安石。正如王安石没能够把大宋变成大英一样，老邓无法，也不会，甚至绝不容忍，把大党王朝变成真正公民民主共和国家社会。因为中国人民不答应啊。
虽然中国古人也对帆船能够逆风而行感兴趣，但是他们还是只希望一帆风顺，尤其讨厌不同角度东西南北风同时刮，只希望并只相信，一根权杖指哪打哪所向无敌；中共用最简易的口号概括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多傻就多傻。虽然懂得勾股弦，但是不研究三角形的稳定性，更痛恨“分权制衡”，痛恨反作用力与负能量——包子确实代表这种愚顽不灵民族精神，甚至还有智慧胆量啊——毛周江胡都不敢这样向阿基米德和牛顿叫板呢。
今天向世界某些部落宣讲阿基米德与牛顿，最差不过是对牛弹琴，牛不会被冒犯。但是，在中国，向大学教授院士宣讲这些原理，他们都会大惊失色——不是他们不懂，而是这犯天条啊。
但是，这个十几亿人的国家确实明白并拥有船坚炮利，甚至超级电脑。令人发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