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北戴河会议重磅消息:敲定四点|唐山事件被忽视的三个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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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传闻会是实情，还是只反映出良好愿望？难说。
“唐山事件”，被忽视的三个根本性问题
新少数派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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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在唐山某烧烤店的几名男子故意伤害无辜女性事件，持续引发了舆论海啸。跟以往同类“热点”相比，这件事有三点不同寻常之处：
第一，事件发生后，民间和官方罕见地迅速达成共识，并共同声讨。比如，《光明日报》第一时间发文：“这样的环境，出现一群人格和智商上的双重垃圾，奇怪吗？”
第二，除了舆情汹涌，妇联等组织，演艺界徐克等人也纷纷发声。就连澳门最大的黑社会头目尹国驹也看不下去，公开谴责唐山打人恶霸“以如此暴烈手段殴打女性，完全是泯灭人性。”此事触碰底线之程度，可见一斑。
第三，对政府“从严从快从重”的处理方案，很多人陷入了纠结：在感情上支持，但理性上深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种“运动式”的方式，不但治标不治本，还会削弱法治，强化人治。
就目前的汹涌舆情和各方表态，这件事大概率的结果似乎是：重判涉案人员，甚至挖出背后的保护伞，还受害者和社会一个公正。然而，这件事难道真的只是“法治的失败”吗？
就当下的经济社会形势，这件事之所以如此不同寻常，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大家都明白，它看似偶然的个案，但实际上是司法、经济、社会3个根本性问题的综合症，稍微学术点说，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仍在经受的磨难，而且，如果系统继续恶化，个案很可能成普遍，磨难很可能成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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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问题一：人治“背锅”，
拯救不了“形同虚设”的法治
司法出了问题，无疑是人们对这件事的第一反应。然而，司法只是非常专业的立法、执法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现代史博士徐小群教授，在研究中国司法改革的《现代性的磨难》一书指出，司法是衡量文明社会的标尺，近代史上，司法改革的失败是中国现代性的磨难。因为，司法首先是权力如何分配、如何运行的问题，或者说是政治问题，其次才是解决各种冲突常态化的工具。
然而，唐山这件事发生后，一夜之间，举报、伸冤充斥网络，这不是司法的胜利，恰恰相反，是司法的失败——平日有多少权力保护下的涉黑活动，让司法形同虚设，有冤不敢伸，最后要靠政府发起的运动式执法才敢集中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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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问题二：经济不放开，
长期失衡的社会秩序无法平复
“唐山事件”中的几个流氓混混，当然可恨可憎。然而，并不是所有人一生下来就甘愿堕落，更值得关注的是批量制造这类人的环境土壤。
远的历史不说，透过吴敬琏先生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不难发现：历次“严打”，是因为盲流、黑社会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但进一步找原因，80年代的严打，是因为当年“上山下乡”的青年返城后没有工作；90年代是因为大量下岗人员严重的失业问题。相反，市场经济发展最迅速的21世纪前10年，“严打”就很少。
事实上，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是现代性的双翼，人类迄今还没有一个法治昌明，但市场经济却非常落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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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问题三：无视社会变革，
更多的“唐山事件”只会接连上演
这次唐山事件让人无法理解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1901年-1937年，晚清、北洋、民国都搞过，市场经济中国也已经四十年了。今天居然还能发生这类挑战底线的恶性事件。其实，经济、法治，甚至政治制度的改变相对都容易，而“社会”却很难短时间改变。以至于“超稳定结构”“国民性”才成了经久不衰的议题。
什么是社会，为什么“社会”的变革长期滞后于经济和政治？透过台湾大学梁庚尧的经典之作《中国社会史》：“社会”既是政治、经济的副产品，但涵盖范围更广，包括了组织结构、法统规制、阶层社群、精神信仰等一系列塑造“国人最终行为逻辑”的因素。
因此，在法治、经济之外，更深入地去了解“阶级关系、 社会流动、 户籍制度、 教育”等塑造、影响每个人（无论是恶意伤人者、还是被害人）参与、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
比如，书中就提到，在中国元朝，不仅社会流动是几乎静止的，连教育机会、阶级关系也都被严格禁锢，大多数人都被编入固定的户籍，职业终身不变；而与之相对，中国现代社会无疑享受了无与伦比的自由与活力，然而，正是由于传统社会根基几乎“从未被撼动”，才导致“封控管理”、“被赋红码”等现象时有发生。
当然，书中还专章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涉黑组织”，比如，宗教团体、秘密会党，是如何渗透社会，并分割政府权力，以及为何最终避免不了被利用或剿灭的命运。因而，透过《中国社会史》，我们尽管不能改变困境，但能更深刻、系统地理解现实。
罗翔老师说：没有愤怒，就没有正义。但是，眼下比愤怒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待热点的视角和深度。因为如何看待热点，不只是认知问题，而是如何抵御中国特有的“现代性磨难”，从而真正走出蒙昧，驶出中国“历史三峡”的世纪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