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崔立碑到儒教大宗师：元好问的儒术
2026-11-11
话说在天兴二年（1233年）的正月，金哀宗逃往归德后，留守汴京的西面元帅崔立发动政变，杀害了留守大臣，挟持金朝太后与宗室，开城向蒙古军队投降。崔立的党羽翟奕等人为了讨好崔立，挟尚书省之命，强迫当时在朝的文坛领袖、翰林直学士王若虚为崔立撰写《功德碑》。王若虚当面质问翟奕等人：如今全城官员都已归降崔立，自古岂有门下人为新主帅歌功颂德而能取信于后世的道理？这一番反问切中要害，令翟奕等人无言以对，王若虚以理拒绝了直接撰写碑文，暂时脱身；但此事并未就此结束，后来他仍被卷入碑文的删定。
大金国灭亡后，刘祁在《归潜志》卷十二《录崔立碑事》中披露了这段经历，并对元好问等人的做法颇有微词，认为他们想避开撰碑的名声，把责任转嫁给布衣。
关于碑文的具体执笔过程，《金史》和刘祁《归潜志》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金史》称刘祁草拟后，元好问重新撰写，再与王若虚共同删定；刘祁自己的记述则更为复杂，称碑文由多人参与，碑序出自元好问之手，铭词也有王若虚、元好问、麻革（信之）等人参与。《金史》比较强调刘祁起草、元好问重写、王若虚删定；刘祁则强调碑文由多人共同完成，而且元好问所写的碑序才是全文主体。无论采用哪一种记载，都说明这并不是某一个人自愿独立完成的颂德文章。最终碑文止直叙其事而已，且因蒙古军很快入城，石碑并未真正刻立。不过这段被迫参与崔立碑的经历，被闹得一地鸡毛，成为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金末文人一生极力辩白的名节公案。
王若虚在这桩公案中，始终坚持自己拒绝主动为崔立撰碑的立场。但刘祁的记载表明，他后来仍参与了碑文的删定，并非完全置身事外。元好问则在《元好問集》卷四十《外家别业上梁文》中，对这桩公案作了激烈的自我辩白：
遺山道人，蟫蠹書癡，雞蟲祿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跡，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唯束手。人望荊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群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構亂，群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丈鄭人之逆節。命由威製，佞豈願為？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跡。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眾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鱉，始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彀。予北渡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觀所費，養天下名士。造謗者二三，亦書中枚舉之類也。以流言之自止，知神理之可憑。
這段文字情感極為激越悲憤，用典精妙，是元好问自我辩诬的重要篇章。首先，他交代了汴京圍城時析骸以爨的絕境，他试图说明，自己在汴京危局中的种种作为，初衷是保存保存百姓和士人，而非为叛将歌功颂德。1233年四月二十二日，元好问写下《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向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上书，表达了迫切的护才之意，请求他酌情任用、保存中原文化。
信中举荐了包括刘祁、刘郁、麻革等人在内的五十四名金朝旧士人，其中不乏后来在金元之际北方文坛、学术界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一举动在当时并不寻常，也使他在金朝遗民中承受了不少非议。应该说，他是高瞻远瞩的，他所举荐的这些人中，有15位在《元史》中都留下了记载，这些人后来有的进入元朝政治与文化机构，有的继续从事学术和文学活动，在金元之际中原文化的延续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窃见南中大夫士归河朔者，在所有之。圣者之后如衍圣孔公；耆旧如冯内翰叔献、梁都运斗南、高户部唐卿、王延州从之；时辈如平阳王状元纲、东明王状元鹗、滨人王贲、临淄人李浩、秦人张徽、杨焕然、李庭训、河中李献卿、武安乐夔、固安李大翼、沛县刘汝翼、齐人谢良弼、郑人吕大鹏、山西魏璠，泽人李恒简、李禹翼、燕人张圣俞、太原张纬、李谦、冀致君、张耀卿、高鸣、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圭、易州敬铉、云中李微、中山杨果、东平李彦、西华徐世隆、济阳张辅之、燕人曹居一、王铸，浑源刘祁及其第郁、李仝，平定贾庭扬、杨恕、济南杜仁杰、洺水张仲经、虞乡麻革、东明商挺、渔阳赵著、平阳赵维道、汝南杨鸿、河中张肃、河朔勾龙瀛、东胜程思温及其从第思忠，凡此诸人，虽其学业操行参差不齐，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百年以来，教育讲习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无几，丧乱以来，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难，成之又难，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造物者挈而授之维新之朝，其亦有意乎？无意乎？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𫗴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阁下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网文章尽在于是，将不能少助阁下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为世用，此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节，不能泯泯默默以与草木同腐，其所以报阁下终始生成之赐者，宜如何哉！阁下主盟吾道，且乐得贤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劳，宜不为诸生惜也。
汴京陷落后，元好问被蒙古军俘获，曾先后羁管于聊城、冠氏等河朔地区，前后近六年。因此，他被部分守旧遗民误解为攀附新朝，在孤苦漂泊中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与心酸。他在写给友人李周卿的《别李周卿三首》中说：
六年河朔州，动辄得谤讪。
不过最让元好问寒心的，或许不是敌人的刀剑，而是自己北渡前后，曾经极力向耶律楚材举荐、请求保护的那批金朝旧士人中，竟有两三人反过来参与对他的造谤。元好问没有点出这些人的姓名，只在《外家别业上梁文》的注文中留下了造谤者二三，亦书中枚举之类也这样一句话。
元好问做的第三件饱受争议的事情，是在元宪宗二年（1252年），以63岁高龄与张德辉一同北上觐见忽必烈，向他奉上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忽必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尊号。随后，两人又请求忽必烈下令有关部门，继续执行历朝免除儒户兵赋的政策，忽必烈予以批准。元好问与张德辉给忽必烈戴上儒教大宗师的帽子，提高了儒生在元朝的政治地位，并试图以此引导游牧民族的统治者以儒治国。这件事在鲁迅《儒术》一文中也有提及：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
这样的事情似曾相识。在1949年的南渡北归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中，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知识分子身份转换与名节争议。当然，两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并不相同，但文人面对新旧政权更替时的处境，却有值得比较之处。例如在季羡林晚年接受蔡德贵采访时，曾经谈到郭沫若对李白、杜甫的不同评价：
季羡林：咱们那个郭老，不是《茅舍为秋风所破歌》么，他考证，杜甫是大地主，因为他屋顶盖的草，是三层，一般的穷人是盖一层草。因为毛泽东欣赏李白，而不欣赏杜甫。所以郭老就附和毛泽东，《李白与杜甫》是不是他写的啊？蔡德贵：我不记得了。是不是针对萧涤非的《杜甫研究》而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集成的一本书？因为萧涤非特别赞美杜甫，引起郭沫若的一系列批判。季羡林：郭沫若是因为，毛泽东喜欢李，他就吹捧李，扬李抑杜。
从崔立碑事件到北渡后的求才上书，再到后来觐见忽必烈，元好问一生所面对的始终是这同一个难题：在王朝覆亡、性命难保之际，文人究竟如何保存自己的名节，又如何保存一个时代留下的文化与人才？
他为自己辩白，也为那些在乱世中不得已而屈身的人辩白。然而，当他发现自己曾经努力保护的人中，竟也有人反过来诋毁自己时，这份悲愤便不再只是个人名誉的受损，而是对乱世中士人情义的一次深深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