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女人（十五）

看不见的女人

李公尚

十五

下午，沃尔嘉告诉我，她有个姨妈是加尔各答大学的著名法学教授，她让我陪她去看望她姨妈。她说她在尼赫鲁大学听给她讲课的一位教授在课堂上说，印度关于“性工作者自由交易自己的身体合法，开办妓院和从事皮条中介有罪”的法律，就是根据她姨妈在一本法学著作中提出的“任何人都没有借出售她人的性服务为自己营利的权利”这一观点制定的，这一规定让性工作者作为个人劳动者和其他务工者一样享受同等的自由交易和拒绝被盘剥的权利。加尔各答的红灯区被联合国誉为世界红灯区典范，就是因为践行了她姨妈提出的“妓女按照个人意志为自己出售自己的性服务”理念。我听后耳目一新，想和她一起去拜访她姨妈，但转念一想，我连加尔各答的红灯区都没去过，有什么资格和人谈论当地红灯区的情况呢？于是我告诉沃尔嘉等有机会再去拜访她姨妈。

沃尔嘉走后，我一个人坐车去了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Sonagachi），那里是全亚洲历史最久、面积最大、人口最密集的红灯区，也是被联合国评为推广和使用安全套最成功的红灯区。索纳加奇由无数破旧房屋和密密麻麻的狭窄巷弄组成，常年聚集着一多万名妓女和六万多名与色情行业相关的各类从业人员。走进索纳加奇，外表看去和加尔各答其它破旧的街区差不多，商贩高声叫卖，作坊叮当做工，居民挤在公共水龙头前洗衣淘米，巷弄里污水横流秽气刺鼻。但和德里、孟买等地完全由黑帮和皮条中介控制的红灯区不同，这里的大小事务是由印度著名的“杜巴尔妇女协调委员会（DMSC）”进行自我管理的。这个杜巴尔协调委员会是妓女工会，有数万名妓女和与色情有关的从业人员参加，下设金融合作社、互助银行和维权机制，平时抵制警察勒索，驱离黑帮势力，选举时影响当地的政客选情。当然，在光鲜的妓女自治背后，同样掩盖并隐藏着极其残酷的事实：这里的大量女性，包括大量的未成年少女，来自印度极其贫困的家庭和偏远的农村，其中一部分是被从邻国孟加拉和尼泊尔拐卖绑架而来。

赖于杜巴尔妇女协调委员会的影响，在索纳加奇的任何一条街道上，妓女们大都不需要皮条客，她们站在街边或坐在自己的住房前等待路过身边的男人喜降甘露。我在路边众多妓女们的目光中，走过几条街道，随意转进一条小巷，经过一个坐着几个女人的房门口时，见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位列其中，心生好奇，就朝她走过去。她见我走向她，朝我笑着，起身抱着孩子带我走进屋里。我觉得我可能没法用语言和她沟通，就想让她带我参观一下她和其她妓女们住的房屋和环境。想不到她用印式英语对我说，和她性交必须戴安全套，这里很多人有艾滋病，带安全套对谁都好。她的话让我大感意外，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个妓女说这样的话。我跟着她穿过几间房子来到她的住处，是一个用塑料板和蛇皮布隔成的大约六平方米的隔间，隔间里燃着去除气味的香，玻璃杯里插着装饰的假花，一个金属罐里盛着水，地上铺着床垫。她把孩子放在床垫上，让孩子自己玩儿积木游戏。我问孩子多大了，她说三岁，是女孩儿。说着她让女孩儿叫我老板（Boss），女孩儿用英语学说了一声“你好，老板”。

女人从床垫下面拿出一个安全套，用牙咬着撕开包装。我问她是不是只对外国人才用安全套，她说这个地区艾滋病传播严重，很多人都感染艾滋病，妓女工会要求接客一律使用安全套，并号召妓女联合抵制不愿用安全套的客人。我问如果遇到不愿使用安全套的客人怎么办，她说有些客人听说用安全套就会生气离开，但这些客人即便找到同意不用安全套的女人也会担心对方有艾滋病。所以多数客人来到这里都不拒绝使用安全套，进屋脱下衣服，她给客人戴上套，躺下张开双腿，把衬裙拉到高于乳房，客人和她互不接吻，互不舔下体，她配合客人插进去，差不多半小时完事后，客人放下2000卢比就离开。这样双方都省心。

我问她这里的妓女患艾滋病的多不多，想不到她说她就是被检查出有艾滋病才来索纳加奇做妓女的。我听了她的话有些错愕，她坦然地告诉说她原来是中学老师，体检时查出了艾滋病就被学校开除了，后来找工作到处受歧视，回到家里还经常遭受当警察的丈夫殴打和虐待。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感染艾滋病的，她女儿一出生就通过母婴传染患有艾滋病，最终她母女俩就被赶出了家门。她无家可归，到处打工受尽欺辱，她不想让女儿从小就被逼着去做没完没了的体检，受无穷无尽的社会歧视，就带着女儿来到了索纳加奇。索纳加奇的妓女工会号召这里的女人抵制体检，禁止歧视艾滋病患者，所以很多患有艾滋病的女人都是因为忍受不了歧视和虐待来这里的。她被赶出家门两年后，她丈夫就得艾滋病死了。医生说她丈夫早就在外面染上了艾滋病，她的艾滋病是她丈夫传染给她的。她告诉我，刚才和她一起坐在门外的几个女人，都是受过教育有过家庭的，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感染上艾滋病的。女人一旦被查出有艾滋病，注定被社会唾弃，让全家人蒙羞，最后的结果大都是被赶出家门。

听着她的叙述，我心里不由涌上许多同情。她见我迟迟不脱衣服，问我是不是因为知道她有艾滋病就不想和她做了。她说如果不想做她就送我出去，她还要去接其他客人。我为耽误了她的时间感到内疚，告诉她说想看看她得艾滋病的下体是什么样，她回答说患有艾滋病的人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如果只想看不想做，要支付她1000卢比。她说这是杜巴尔定的公价。我说：“我只想和你聊聊天，问几个问题，费用照常支付。”她说：“杜巴尔的定价是性交不超过一小时付2000卢比，超过一小时要按两小时付费，我陪你聊天，你也要按性交的价钱支付。“我表示同意。她想了想说：“要不这样吧，我全部脱光了，你一边看一边和我聊天，如果你看着看着想做了，随时可以做，行吗？”我说这样也好。她听了抱起坐在床垫上玩儿的女孩儿，让她朝着另一个方向坐，然后脱光自己身上的衣物，站在我面前。

她巨乳肥臀、大腿滚圆，身材丰满肉感，黧黑的肤色夹杂着少女身体发育时留下的一道道浅纹，腹部数道黑色的妊娠纹清晰可见，乳头和下体的颜色黑得与其它部位的肤色格格不入。她叉开双腿，双臂高高抬过头顶，在我面前慢慢转动着身子。转了几圈，问：“这样可以吗？能看出和正常女人有什么不同吗？”我说你看上去很性感。她又转了两圈，问：“想让我躺下来吗？你可以看清下面。”我点了点头，她拉过一个枕头，躺下身子垫高臀部，尽量张大双腿，一只胳膊遮住脸，眼睛从臂弯里偷偷看着我，另一只手去拨开下体。

这时，她女儿把正在玩儿的积木摆成了一个高高的塔形，高兴地回头叫了一声妈妈，让女人看。女人忙用正在扒开自己阴部的手去抚摸女儿的头，不断低声夸奖她做得好，眼睛里充满了母爱和仁慈，然后轻轻把女儿的头转到其它方向。我看到这一幕，鼻子突然一酸，顿时觉得眼前的女人是可敬的，女孩儿是幸福的。人们对于其她人的同情，通常是出于人们的自大，然而此时我在母爱面前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我不由掏出一百美元双手放在她身边的床垫上，向她告辞转身离开，以免让她看到我盈眶的泪水。

走出女人的房间，又转了几个街区，来到在一个宽敞的街口，看到七八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儿在打板球，他们奔跳的身影和无忌的喊叫给满目愁容的贫民窟增添了几丝快意。我忍不住驻足观看他们的游戏，这些男孩儿个个赤着脚，光着背，跳跃着细长的瘦腿，挥舞着黑瘦的胳膊，欢呼着短暂的快活。站在街边等待接客的女人们早已习惯于孩子们的放肆，无动于衷地放任着孩子们的喧嚣，同时不忘记对路过身边的行人抛去媚眼。

在我转身要离去时，一个鸠形鹤面的男孩儿突然跑到我身边，举起瘦长的胳膊擦着满头的汗水，朝我伸出手掌，捏合成五指放到嘴边，反复做着要钱买食物吃的动作。我问他想干什么，他指着街边一个小杂货店，嘴里喊着“冰激凌，冰激凌”。此时其他打板球的男孩儿全都停下手中的动作，默默地看向我。男孩儿用身体挡着我的去路，指着小卖店拉着我走过去，指着柜台里的一款蛋卷冰激凌让我卖给他吃。杂货店老板向我示意20卢比，我只好同意，拿出钱包付钱时，发现全是五百面额的卢比，没有零钱。这是今天早晨我在下榻的饭店里用一百美元换的一万多卢比，上午游览和中午吃饭，差不多花了三千多卢比，一些零钱坐车时用了。杂货店老板见我没有零钱，熟练地伸手从我钱包里抽去一张五百面额的卢比。

此时所有打板球的男孩儿争先恐后跑过来，都伸出手向老板要冰激凌，老板有求必应地拿出冰激凌分给每一个孩子，然后朝我摊开举起的双臂，摇着头看着我表示无可奈何。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老板，孩子们拿到冰激凌欢呼雀跃的笑声吸引了站在附近街边的女人们，她们也都纷纷过来向杂货店老板要冰激凌。杂货店老板把冰激凌分给先跑来的女人们，然后对后面跑来的女人喊到：“钱都花完了，后面的没有了，没有了。”然后摊开双手对我说；“不用找钱了，都用完了。”

我看着这一情景茫然所措，挤在我身边的一个男孩儿一把抢走了我手中的钱包，冲我嬉笑着后退几步，举着我的钱包当战利品晃着，我上前去抓他，他嬉耍着躲闪几步把我的钱包扔给另一个男孩儿，那个男孩接过钱包朝我戏耍着，等我追向他时，他又敏捷地扔给下一个男孩儿，其他男孩儿有的用身体阻挡我，有的围在我身边伸手抢我身上的其他物品，我把一个手伸进我衣兜的男孩儿推倒在地，所有男孩儿见状一哄而散，消失在狭窄的街巷里。

我站在原地愣了一下，迅速走向杂货店去找老板，此时街上的人都走光了，连刚才熙熙攘攘向杂货店老板要冰激凌的女人们也都不见了。我拉着老板讲理，老板摊开手对我说：“如果你不想给孩子们买东西吃，就一个都不要给。既然给了一个，就要给所有的人，这是我们这里的公平和平等。”我拿出手机打电话报警，但附近根本就没有手机信号，我抓过杂货店的电话报警，他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说；“报警没用。你可以试试，每次电话费二十卢比。”

我报了警，警察问我为什么去那里，为什么会被抢劫，为什么别人没有受到抢劫等一堆无用的废话就挂了电话。老板问我：“你钱包里除了钱，还有重要东西吗？”我点头表示钱包里的东西非常重要，他听了不紧不慢地说：“你报警不如去找杜巴尔，杜巴尔的人会给你找回钱包。但是钱包里的钱是找不回来了。”我让他带我去找杜巴尔，他听了没说话，慢慢关了店门，带我去找杜巴尔。

我被抢的消息传得很快，路上跟着很多看热闹的人，围观的人欢呼雀跃。杜巴尔设在一个与周围建筑不同的院子里，走进院子进入一个大约六十平方米大厅，厅里摆放着会议桌和一些塑料椅，厅两侧连接着一些小房间。从一个小房间里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杂货店老板叫她秘书长，和她说了一番话，我听不懂。她看向我，回头从另外几个小房间里叫来了主席、妇女教育委员、自我监管委员、心理辅导委员等。妇女教育委员懂英语，代表主席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她，我是世界妇女保护基金会的专员，也是联合国官员，我被抢劫的钱包里有我的所有证件。她听了和其她人议论一下，杜巴尔主席说，加尔各答是西孟加拉邦首府，人民党的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素文杜·阿迪卡里是由我们杜巴尔选举的，他和印度总理莫迪是朋友，你来我们这里为什么我们没有收到莫迪联邦政府发来的公文？我说我是由印度国际妇女保护组织陪同前来加尔各答的，她们都在下榻的饭店休息。自我监管委员问，联合国为什么都是中国人，没有我们印度人，联合国不代表我们印度，杜巴尔可以不接待联合国。我说中国人和印度人在联合国里担任不同职务，我出任的职务需要我来印度考察是否需要向印度提供艾滋病防治资金。这时又过来几个杜巴尔委员会的人，杜巴尔主席对我说，你们来我们这里考察，应该直接来找我们杜巴尔，不应该去新德里找国际妇女保护组织，她们管不了我们，我们需要联合国的拨款，拨款要直接拨给我们。说完，她和杜巴尔的各位委员们嘁嘁喳喳议论起来，不时夹杂着争论。

她们讨论了一阵，秘书长对我说：“我们可以把你的证件找回来。”说着，开启了一个麦克风，让主席对着麦克风讲了一阵话。妇女教育委员用英语安慰我说，这个地区住着好几万户人家，每家都连着一个有线广播小喇叭，这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可以瞬间把杜巴尔的声音传遍整个地区，钱包很快就能找到。

正说着，有两个提着木棍的警察进来了，他们和杜巴尔的领导们打过招呼，问我是哪国人，干什么工作，来这里想干什么。我向他们说明我的情况，一位警察问：“联合国安理会今后会不会让我们印度总理莫迪去当联合国主席？我们印度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没有印度，世界上的事是办不成的。”我说：“印度六次申请联合国入常和多次竞选联大主席，屡败屡战，做出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另一位警察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小本，边问边记：“你是怎么被抢的？时间，地点。认识不认识抢劫的人？”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杜巴尔秘书长对警察说：“这些都好办，我们都已掌握。”警察又问我被抢的钱包里有什么，我说大约有六千卢比和几十美元，有三张美国信用卡和一张现金卡，有美国驾照，有联合国的证件，还有在印度旅行期间买的健康保险卡等。警察把这些都记载了小本上。

厅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这时一个抱孩子的女人走进屋，她和杜巴尔的领导们说了一通话，我定睛一看，这个女人就是我刚才给了她一百美元的女人。杜巴尔的领导们和警察听完她的话，警察问了她几个问题，就提着木棍走了。杜巴尔的秘书长又打开麦克风对着麦克风说了一阵话，语气很严厉。不一会儿，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走进来，把一个报纸包的纸包交给秘书长，和她说了一大堆话。杜巴尔主席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开纸包，里面是我被抢走的钱包。她打开钱包查看，里面的没有一分钱，但是钱包里的其他东西都在，这让我放了心。

在场的杜巴尔领导为她们高效解决了一件国际纠纷自豪，每人都送给我一张名片，并记下我在美国的电话号码，然后和我合影留念。离开时我告诉她们，我没有钱坐车回下榻的饭店，这些领导们拿出加尔各答市区图看着商量了一阵，叫来了一辆三蹦子嘟嘟车，让司机送我回饭店。我在杜巴尔领导们的欢送中离开索纳加奇，但是司机把我拉出索纳加奇就赶我下车，说没人付他车费，只能拉我到这里。我没有办法，又身无分文，剩下的几公里路只好步行走回去。

（根据当事人回忆采写。未完待续。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