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35年建立能够抵御中国风险的电池供应链
今天10月27日，同时担任位于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全球政策研究所国际贸易与制裁咨询主管及联邦教育与研究信托基金会欧洲联盟贸易与工业监管咨询主管的鲍勃·萨维奇（Bob Savic）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评论－－“到2035年建立能够抵御中国风险的电池供应链”。萨维奇先生认为－－“西方可以通过开发替代供应来源，在不与中国完全脱钩的情况下削弱中国的控制力”：
要点
中国对加工环节的控制使完全脱钩的成本过于高昂
西方可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无法彻底消除这种依赖
新的电池技术将缓解依赖，而不是终结依赖
本报告是地缘政治情报服务专家鲍勃·萨维奇撰写的矿产外交系列报告的最新一篇。
西方的电池和电动汽车供应链仍然严重依赖中国，而北京已经表明，它愿意利用这种杠杆优势。到2035年建立一条完全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不太可能实现，而且追求这一目标将付出高得令人难以承受的成本，并造成技术上的严重混乱。然而，建立一个对中国依赖程度大幅降低的体系是可以实现的。现实的目标是“选择性降低风险”：在精炼、正极材料、石墨和磁体等领域充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使中国切断供应所造成的后果从全面停摆降为供应中断。
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到2035年，西方及其盟友可能为锂离子电池单体组装和部分上游投入品建立可靠的替代供应来源。即便如此，中国仍然很可能是精炼材料、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和磁体成本最低、占据最主导地位的供应国。
依赖的规模
国际能源署指出，在20种战略性矿产中，中国是其中19种的主要精炼国，平均市场份额约为70%。在磁体用稀土方面，2024年中国约占全球采矿量的60%，但占精炼量的约91%。这种不平衡在永磁体领域更加明显：到2035年，中国以外计划建设的磁体产能仅相当于预期矿山产量的约三分之一，而现有和已宣布的项目将只能满足中国以外磁体需求的不到五分之一。
这些依赖关系已经受到考验。国际能源署报告称，中国2025年对中重稀土及相关产品实施的出口管制，导致出口急剧下降，并迫使一些欧洲和北美汽车制造商削减或暂时停止生产。
北京的优势主要不在于地质资源，而在于将矿石转化为可用产品的中游和下游环节——化学转化、分离以及正极和负极材料制造。控制这些工艺也意味着掌握支持这些工艺的专业技术知识、设备和一体化工业生态系统。在中国以外开设一座矿山，并不会自动建立一条安全的供应链，如果精矿仍然被运往中国进行精炼，或者中国技术仍然被用于将精炼材料转化为正极材料，情况尤其如此。
这造成了三种不同的脆弱性。首先，西方可能获得矿产资源，却缺乏足够的精炼能力。其次，西方可能建造电池单体工厂，但这些工厂仍然依赖从中国进口的零部件、设备或工艺许可证。第三，西方可能在纸面上实现供应商多元化，但这些供应商仍然与中国存在所有权、技术或原料供应方面的联系。因此，一条供应链在地理上看似实现了多元化，但在政治上仍然可能高度集中。
精炼是关键瓶颈
减少对中国精炼能力的依赖是可行的，但这是最难复制、资本投入最密集的环节。矿山开发进展缓慢：新项目有时可以在十年内投产，但许可证审批争议和当地反对往往会延长这一时间表。
精炼在政治上引发的争议较少，但在技术上要求更高。它需要专门的化学工艺、可靠的能源和水资源供应、危险废物管理、熟练劳动力，以及能够证明投资合理性的长期承购协议。
国际能源署对2035年的展望令人警醒。即使所有计划中的项目都按时完成，预计到2035年，北京所占的份额最多也只能下降至70%。根据现行政策假设，预计中国仍将占据精炼锂和钴市场60%以上的份额，而其在电池级石墨和磁体用稀土领域的份额很可能仍然接近80%。
改变这一发展轨迹的成本相当高昂。国际能源署的估计表明，为满足中国以外地区对磁体用稀土的需求，未来十年可能需要约600亿美元的投资。一项涵盖电池材料、磁体和相关设备的全面西方计划，很可能需要公共补贴和担保，其规模将远远超过单个项目公布的成本。
经济上的挑战在于，中国的设施受益于规模优势、一体化供应链、较低的资本成本以及成熟的供应商生态系统。因此，在价格低迷时期，中国以外的项目可能缺乏商业竞争力。各国政府将需要通过优惠融资和具有约束力的采购承诺提供补偿。如果没有这些机制，私人投资者可能只会在价格飙升时建设产能——而这恰恰是建设成本最高、供应最紧张的时候。
建立联盟
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无法以经济上可行的方式独自重建整个电池供应链。一个能够正常运作的替代体系需要建立一个联盟，让每个成员贡献自己最擅长的能力。
美国将金融实力与庞大的汽车和储能市场结合在一起，而国防需求和税收激励措施使其能够为新增产能提供有保障的买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则提供了联盟在中国以外最缺乏的资源：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国家手中的矿山，以及与之配套的加工专业技术。英国可以贡献金融服务、磁体和回收利用能力。
欧洲联盟的主要资产是对世界最大汽车市场之一的监管影响力，以及深厚的化学工程专业技术。日本的主要贡献是经验：它花费了几十年时间减少对稀土的依赖，并得到国家资源融资的支持。韩国则贡献电池制造、正极材料技术和全球工业网络。
日本与美国的合作已经展示了所需要的模式。两国2025年10月达成的关键矿产框架远远超出了开采领域，涵盖分离与加工、项目融资、许可证审批、废料管理和战略储备，以及一个应对供应中断的联合快速反应小组。与韩国的合作可以将这一模式扩展为三边分工体系，把韩国电池制造商、日本材料专业技术以及北美矿产和加工项目联系起来。
将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情报共享安排扩展到关键矿产领域，可以支持建立预警系统和协调一致的投资审查。然而，五眼联盟国家缺乏足以抵消中国主导地位的工业产能。
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法案》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政策框架。其2030年基准目标要求，战略材料年度消费量的10%来自欧盟内部开采，40%来自欧盟内部加工，25%来自回收利用，而且来自任何单一第三国的份额不得超过65%。然而，欧洲无法以经济上可行的方式在内部开采和加工所有投入品。它更现实的角色是在建立经过选择的战略能力的同时，确保从盟友和资源丰富的伙伴那里获得多元化供应。
建立联盟仍然会面临政治摩擦。美国可能偏向国内生产和保护主义补贴；欧盟可能优先考虑开放贸易和监管标准；日本和韩国将寻求可靠的供应渠道，同时避免被迫与华盛顿完全保持一致；而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则会抵制那些使其长期处于纯粹资源开采地位的安排。
一个持久的联盟应该向伙伴国家提供投资、技能和基础设施；让它们参与当地加工并拥有相应权益；同时使它们能够以透明的方式分享由此产生的收入——而不是仅仅要求它们保证矿产出口。
北京的报复风险
针对西方重建电池供应链的努力，中国有多种选择，而不必实施全面禁运。中国最有效的工具是行政手段，而不是引人注目的激烈措施：收紧出口许可证审批、扩大军民两用物品的定义，以及悄然向中国企业施压，限制它们与西方伙伴的交易。中国还可以强制要求提高国内库存，或者利用价格竞争迫使非中国项目破产。
中国2025年实施的出口管制，涵盖从稀土产品到石墨负极材料和电池设备的各种产品，表明北京能够如何同时打击多个环节。报复措施很可能是经过精心调整的，而不是绝对性的。全面禁运将加速西方寻找替代来源，损害中国出口商的利益，并鼓励建立永久性战略储备。
管制措施也可以有选择地实施。例如，北京可以允许民用电池出口，同时限制高性能磁体、国防相关材料、生产设备或含有中国原产投入品的产品。
最大的脆弱性并不是单次货运中断，而是涉及法律和商业的“原产地规则”问题。如果中国声称有权管制含有中国材料或使用中国技术制造的外国制造产品，那么在欧洲或北美进行组装并不能保证实现独立。
技术替代是否会使这场竞争失去意义？
技术替代将减少某些依赖，但到2035年，它不太可能使供应链争夺变得无关紧要。
钠离子电池是近期最有可能实现的替代技术。它们可以减少或消除对锂、镍和钴的依赖，并可能对低成本汽车、两轮和三轮车辆、电网储能以及寒冷气候地区具有吸引力。其缺点包括能量密度较低、生产规模有限，以及仍处于起步阶段的供应链本身也集中在中国。
固态电池最终可能更加显著地改变战略平衡。它们可能提高安全性并实现更高的能量密度，同时某些设计可以减少对石墨的依赖，或者改变对正极材料的要求。国际能源署指出，在2030年代上半期，固态电池的应用很可能仍然集中于高端汽车市场，预计届时将开始初步商业化上市，而更大规模的生产则计划在该年代后期实现。
韧性，而不是脱钩
西方有理由相信，它能够建立一条减少对中国依赖、但并非完全摆脱中国的电池供应链。最现实的里程碑不是将中国产品含量降至零，而是在西方盟友和伙伴之间建立足够的产能，防止北京将临时出口限制转化为长期工业停摆。
这一时间表分为三个阶段。从现在到2030年是奠定基础的阶段：确定真正的依赖关系存在于哪些环节，推动项目获得许可和融资，建立战略储备，扩大回收利用规模，并确保长期买家。这也是石墨、稀土分离、正极材料和磁体工厂需要迅速超越试点阶段的时期。
在2030年至2035年之间，重点必须转向实现商业规模、降低成本、获得汽车制造商的认证，以及实现西方市场之间的一体化。2035年以后，技术替代和回收利用可能实质性地降低矿产使用强度，但它们不会消除加工和制造的战略重要性。
核心政策教训是，将脱钩作为绝对目标来追求，成本过于高昂，而接受不受管理的依赖关系，风险又过于巨大。可行的战略是建立一个西方工业协定，让盟友共同投资，并确保任何一个由中国控制的关键瓶颈都无法使更广泛的能源转型陷入停顿。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最有可能：有管理地降低风险
到2035年，将出现一条部分实现多元化的电池供应链，而不是与中国完全分离。美国、欧盟及其亚洲伙伴和资源生产国伙伴，将在各个中游瓶颈环节和回收利用领域扩大非中国产能。
然而，这些设施的成本通常仍将高于中国的工业生态系统，而且一体化程度也较低。因此，北京将在其领先优势最为深厚的领域继续保持主导地位，尤其是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和稀土磁体领域。
西方政府的目标将不是实现中国产品含量为零，而是建立足够的替代产能，以承受临时性的供应中断。战略储备、长期合同和公共财政支持，将维持那些原本难以在商业上生存的项目。
北京很可能通过选择性出口许可、技术限制、价格竞争和行政审批拖延作出回应，而不是立即实施全面禁运。
钠离子电池将减少某些车辆和固定式储能应用中的矿产需求，而固态电池很可能进入高端或利基市场。到2035年，这两种技术都不太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取代传统锂离子电池系统。其结果将是一条更具韧性、但仍然相互联系的供应链，而中国仍将在商业上保持重要地位。
可能性较低：加速战略分离
一场重大地缘政治危机，例如台海对抗、中国长期实施出口禁运，或者严重利用关键矿产进行胁迫，都可能引发迅速的战略分离。西方政府将对中国电池、零部件和关键矿产进口实施协调一致的限制措施。它们还将实施严格的原产地规则，涵盖从矿山到电池单体的每一个阶段。
各国政府将把非中国设施视为紧急项目，加快许可证审批，并为融资和买家提供双重保障。
回收利用、无磁体电动机和替代化学技术将获得大量支持。然而，成本将十分高昂：电池和汽车价格将上涨，储能部署可能放缓，而西方政府可能为争夺相同的矿产供应展开竞争。
中国很可能通过对材料、设备和技术专长实施广泛管制进行报复。其结果可能是一个部分分裂为两大体系的全球电池系统，中国和西方的工业生态系统将按照各自不同的标准运作。
钠离子技术将被优先用于电网储能和短途车辆，但它无法解决眼前的供应冲击。
可能性最低：完全摆脱中国的自主能力
到2035年，将建立一条真正完全不依赖中国的电池供应链，排除中国材料、中国所有权、中国技术、中国设备以及通过第三国生产形成的联系。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持续的政府补贴、统一的西方工业政策，以及接受每个环节的成本永久性提高。
技术限制仍将十分严峻。新矿山和精炼厂需要漫长的建设和认证周期，而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和磁体工厂则必须达到汽车工业规模所要求的可靠性。
中国在工艺专业知识、供应商网络和制造规模方面的优势，将难以在短期内复制。完全分离还将造成重复产能，并可能减缓电动汽车的普及。技术替代无法解决这一问题。钠离子电池将减少对某些矿产的依赖，但仍然需要专门的材料和制造工艺。固态电池可能改变材料需求，但在2035年之前，它们不太可能在所有地区都达到大众市场所需要的生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