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文化困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药方

多年之前，深夜阅读文章，碰巧读到一篇题为“亚洲主义思维与现今的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学术论文。该文的作者为徐教授，查了下简历，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一位教师，较为资深。应该说，这篇文章立意是不错的，于是认真读了一下。可是，不读则以，这一遍读下来，发现了让人惊讶的问题。

这篇文章中有两处错误。但是，文章有错误还不至于成为让人如此惊讶的原因。经常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有些错误很难避免。很多文章，经常是改了又改，不知多少遍。若有讨论，还要参照别人的有力观点修改。即使如此，最后文稿也难免会出错。比如文字错误，很难完全杜绝。还有在一些细节的描述上，表达是否清晰无误？做到完善也很难。此外，由于每篇文章都要经历很多资料的整理、揉搓、融合，到最后是不是会产生一些理解偏差，这也很难有十分把握。

但是，徐教授这篇文章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错误，文中对日本近代学者冈苍天心有这样一段描述：“众所周知，冈仓天心对西洋文明抱有强烈的反感”。

文中此言一出，令读者大跌眼镜。查看了复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资料，徐教授是日本研究中心的成员，而且资历较老，也算相当资深的研究人员。但是，此处这个结论非常莫名其妙。尤其这个“众所周知”，不知依据在哪里？ 我特意到网上查找一番，看看有没有权威文章做出过类似表述，最后没查到。

文中这一表述很成问题，足以表明作者在对冈苍天心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就根据通常对于日本“脱亚论”和“兴亚论”观点的二元切割，来做出冈仓“对西洋文明抱有强烈反感”的妄言。但据我所知，虽被作为“兴亚论”旗手，冈仓天心从小却接受西洋教育，长时间在欧美游学。甚至于，冈仓天心的几本主要著作，全都是用英文写作在国外出版的，从一开始都根本没准备写日文版本。

再看看冈仓天心的主要贡献，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首先，对“亚洲一体”等观点的表述，体现于《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等著作中；其次，对美学研究的贡献，撰写了最早的一部《日本美术史》著作；再次，向西方传播茶道的始作俑者，把茶道进行了理论化，撰写《茶之书》，该书早在西方广泛流传。

冈仓的这种状态，怎会强烈反感西方文明？尽管冈仓天心的确批判西方，但那是知己知彼的鞭策，认识到西方文明有缺陷，这不等于反感。那么，对于这样一位贯通东西的大学者，也是日本近代史上最重要学者之一的人物，徐文中“对西洋文明抱有强烈的反感”的判断，显然非常不确切。这种草率结论更像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缺乏足够了解的情况下，以己度人， 以偏概全，误导读者。

再看文中第二个错误。在表述日本近代史时，徐教授写出这段话：“1898年11月，在近卫文麿的主导下，将此前的东亚会和同文会和并建立了东亚同文会，翌年又先在南京、后移往上海建立了东亚同文书院。”

看到这段话，我不禁备感惊诧：这样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足以让人笑掉大牙？话说近卫文麿是谁？他曾任日本首相。在1937年至1939年，1940年至1941年，近卫文麿三次出任日本首相。1945年日本战败后，近卫文麿自杀身亡。但这里的问题是，近卫文麿生于1891年，怎么可能参与1898年东亚同文书院的建立呢？

显然，对日本现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文中如此低级的错误：这个主导东亚同文书院创立的人，应该是日本近代的元老人物近卫笃麿，也就是近卫文麿首相的老爹。

很难想象，像这类低级且明显的业余错误，居然会出自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之手。且不说偶然笔误之类的解释，一篇文章从构思、写作到反复修改，居然连这样的错误都无法修正？而且，此文还早就正式发表于《深圳大学学报》，在发表之前，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还曾举办过一次学术讨论会，其中含有这篇文章。

那么这个现象就显得很奇怪：参与学术讨论会的各位专家，还有作为专业人士的观众，以及本来应该同样非常专业的编辑，那些审稿的，校对的，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到底都干什么去了？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人会发现并指出这样的低级错误？

应该说，笔者并不算日本研究方面的专家，关注日本研究这个领域，也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像这样一个外行，第一遍读这篇文章就能发现的明显错误，为什么那些专家学者就是发现不了呢？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觉得我吹毛求疵，觉得我这个人太尖刻。明明是很小的事，很小的失误，大可不必上纲上线。干嘛说的这么严重？那在这里，我不得不再强调一下，文中的这个看似很小的错误究竟有多严重。

不妨做个情景切换：各位读者，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位日本名牌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在他的文章里面，说中国的保守派，《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极度反感西方文明？哦，这个类比似乎可能有人觉得还可以商榷可以辩解。那么，能不能请各位再进一步想象一下：这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文章里会把皇姑屯事件中被炸的张作霖，写成张学良？或者，仅以一字之差——把同盟会的创始人孙文，写成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孙科？

如果确实在一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身上发生了这样一个看起来似乎很微小的失误，究竟应该怎么解释？而且还不止于此，更要命的是：该怎么解释这篇文章在日本的学术讨论中通行无阻，照常发表，周围一大帮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学专业的学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居然没一个人指出来：皇姑屯事件里被炸的不是张学良，而是张作霖？或者同盟会的会长应该是孙文，而不是孙科？

如果采用上述这样一种情景对调的认知方式加以思考，各位还会觉得这个错误是件可以忽略的小事吗？

也因此，这个事例在某种意义上虽是小事，却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是否仅仅是个案，局限某个高校，或研究机构？似乎并不是这样。笔者另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多年前，对华人学界的著名学者，曾任港大教授的某位作者的代表作“民主四讲”，进行阅读。类似地，当时也发现文中充斥很多低级错误，比如概念不清，循环定义，没排除先入为主的假定就进行无效的解释……

查询简介，这位教授的资格更大牌更深厚，北大法律系本科，李克强同窗，普林斯顿政治学博士，英文国际期刊编委，甚至还担任主编。相比之下，似乎在这个写作过程中的问题，就显得更加夸张：作者不但在大陆、香港四处讲学，而且还跑到美国的耶鲁大学等顶级高校讲课。

然而，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研究成果，为何如此漏洞百出？听课的那么多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年轻充满朝气的学生，为何没有人及时提问质疑，矫正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如此形成的“精品”讲稿，是不是在开国际玩笑？

还有一个案例，是源于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的吐槽。很久以前，于建嵘，这位被高层召见过的学者，和清华大学的李教授一起被列入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候选人，一起参加培训班。然而李教授在发言中声称：中国的民主程度世界第一。于建嵘忍不住了，就当场批驳：“你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书读到屁股里了”。结果，接下来于建嵘毫无悬念地落选。

言而总之，从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我们究竟可以在中国乃至华人学界的体内，发现什么样的微观生理和心理的循环机制呢？说到这里，估计又有不少人要往政治上套，对中国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大加指责。但是，把问题归结为政治是过于简单化的。如果真的是政治决定一切，我们该怎么解释唐骏的成功呢，又怎么解释金岩石的流行呢？

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需要直面一个问题：中国人文学者和知识界的这种集体萎靡状态，这并不只是今天的现象，这恐怕更不是偶然的现象，在其中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内在运行机制，而且华人文化圈始终都难以摆脱。

华人的特色文化，作为东亚大陆全世界最漫长的专制历史产物，其本身很可能存在某种顽疾。用个可能不完全恰当的比喻，这也许就像是一位在监狱里备受折磨一生饱经沧桑的垂垂老人，早已有心无力，患有不举的顽疾。尽管饮食尚好，外表看似虚胖，但在其身体内部，必定早已存在一些非常复杂的生理的和心理的障碍，从宏观的到微观的微妙机制。

这样一位病人，陷入软弱无力的精神状态，病因的存在根深蒂固。而在这些机制没能被有效改变之前，中国知识界的萎靡不振甚至日趋猥琐的现象，将是难以避免的，中国的学术界，知识分子的文化产品，广大的消费者，也绝无可能在对知识的追求中体验得到真正的求真快感和持续的高潮。

君不见那些一度令人触目惊心的媒体报道：从地沟油、毒奶粉和精猪肉、假牛肉，直到染黑芝麻、墨汁粉条和无奶奶茶、亚硝炸鸡——在邓小平开启的所谓改开时代，连在人民群众最基本的饮食需求的过程中，都一切皆有可能，掺假不止。那么请允许笔者冒昧地多问一句：这样一个惟利是图的时代，中国的知识界和学术界，眼前的各位光鲜亮丽的学者教授，知识分子群体，不停大量创作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虚幻精神产品，是否会更靠谱更干净？

这个问题的答案，让人很不乐观。甚至于相比之下，中国看似非常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都已经算不上最严重的。那些有毒的食物，尚停留于浅层次，初步败坏人们的肉体，但至少还并没有直接败坏人们的精神。对这类问题的进一步追问，甚至会难免让人感到寒心：每个人也都可以理解，之所以产生如此恶劣的问题，必然意味着有如此非常多的人在漠视错误和劣行的存在，至少是难得糊涂，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那么，在生产精神产品的复杂过程中，情形又会如何呢？我们是有更多的人在严格把关，在认真监督生产的标准和过程，还是有更多的人在明哲保身，或者是添油加醋地与虎作伥，甚至是厚颜无耻地助纣为虐呢？也很显然，在这个问题在以某种有效方式得到很好解决之前，作为一种集体性地陷入腐化状态的特殊文化机理和内在障碍，中国知识界的萎靡不振，是无法获得解决的。

身体内部的微循环不能得到有效改善，每个细胞的活力得不到释放，神经系统麻木不堪，心理机能不甚健康，无意识领域疲惫阴暗，而想象和探索不是很匮乏，就是难免苟且，难免猥琐……在这样一种反常状态下，生长形成的那一个一个有机生命体，不太可能具备充满活力的自然生命力和良好旺盛的机能。

然而，邓小平代表的改开时代，最终却明显走入另一个文化误区。倘若仅仅源于外在的过分营养，只是通过物质和资本不断刺激，以至于动用逞一时之快的壮阳补药，尽管在短期之内可以缓解并掩盖问题，但依然无法解决真正的生理和心理障碍。

中国知识界的内在动力，究竟可以从何处寻找？显然，药方并不在邓小平鼓吹的所谓私有制市场经济那里，而只能体现于毛泽东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崇高理想。唯有全面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充分激发年轻一代的质疑精神，挑战权威，推动永无止境的继续革命意识，最广泛最深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真正改天换地，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再造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