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制造敌人，定义罗织罪名，斯大林时期（金陵钟）

摘要：命名权与定义权是意识形态建构与政治斗争的核心话语权力。正常的阶级分析以客观生产关系为依据，用于梳理社会结构、调和社会矛盾；但在苏联斯大林执政时期，伴随“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教条化落地，两种话语权力彻底脱离客观现实约束，发生极端异化。命名权摆脱事实桎梏，通过虚构敌对身份、固化阶级标签，无中生有制造海量政治敌人；定义权垄断解释话语权，通过泛化罪名边界、恶意推定动机、拔高行为性质，为政治清洗系统性罗织罪证。二者形成“命名定身份—定义定罪责—制度落地镇压”的闭环暴力机制，成为苏联大清洗运动中超越司法与事实、批量屠戮个体的无形利刃。本文以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实践为核心样本，剖析两种话语权力的异化逻辑、运作模式与杀伤路径，揭示话语垄断转化为制度化暴力、话语定性升级为肉体消灭的深层机理，总结极权话语运作的历史教训。

关键词：命名权；定义权；斯大林模式；苏联大清洗；话语暴力；阶级斗争扩大化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阶级划分的核心依据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这一客观物质基础，阶级斗争的目的是破除旧的生产关系、推动社会进步，且严格区分对抗性敌我矛盾与非对抗性人民内部矛盾，具备明确的边界与规范。命名权与定义权作为阶级分析的配套工具，本质是客观认知社会结构、界定矛盾性质的中性话语载体，服务于科学治理与社会整合。

斯大林执政后，逐步建构起“社会主义越是发展，阶级斗争越是尖锐”的核心理论，彻底改写了经典阶级斗争理论的核心逻辑。该理论抛弃了生产关系决定阶级属性的客观准则，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分歧、失误、差异全部归结为阶级敌对斗争，为阶级斗争无限泛化、极端化提供了所谓理论依据。在此语境下，苏联的命名权与定义权彻底脱离事实与法治约束，转变为服务于政治集权、权力清洗的专属工具。

相较于物理暴力的显性伤害，斯大林时期的政治镇压核心特征是话语暴力先行、制度暴力跟进。苏联官方通过垄断全部公共叙事权力，实现了两大核心功能：一是通过专属命名凭空制造敌人，将党内异议者、知识分子、富农、技术专家、普通民众强行划归为敌对群体；二是通过专属定义罗织罪名，将工作失误、思想差异、学术分歧、正常争论全部定性为反党、反革命、颠覆国家的重罪。话语定性完全取代司法审判，标签身份直接等同于罪犯罪责，最终催生了大规模、制度化、无差别的政治迫害与肉体消灭。本文基于苏联大清洗的历史实践，系统拆解命名权与定义权的异化运作机制，阐释“命名造敌、定义定罪”如何成为极权统治的隐性杀人之刃。

二、理论异化：斯大林模式下话语权力的重构与失控

2.1 经典话语工具的原始边界

正常的阶级话语体系中，命名与定义具备三重刚性约束。其一，事实约束，阶级命名必须贴合个体生产地位、劳动方式、财产状况等客观现实，杜绝主观臆断；其二，逻辑约束，矛盾定性具备统一标准，严格区分政治对立、思想偏差、工作失误的本质差异；其三，法治约束，任何罪名认定必须依托事实证据与司法程序，话语定性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此时的命名权与定义权是认知工具、治理工具，而非政治斗争与人身清算的武器。

2.2 斯大林话语体系的重构：斗争泛化与权力垄断

斯大林对苏联阶级斗争理论与话语体系进行了颠覆性重构，彻底打破经典理论的边界约束。一方面，确立“阶级斗争持续尖锐化”的核心论断，宣称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成就，都伴随着内部阶级敌人的破坏与反抗，将社会发展的全部矛盾归因于阶级对抗，为无限扩大斗争范围、制造敌对对象提供理论背书。另一方面，彻底垄断全社会命名权与定义权，苏共中央与最高领导人掌握唯一的身份冠名、行为定性、矛盾解释权力，取缔一切多元叙事与个体申辩空间。

话语权力的彻底垄断，让命名与定义完全服务于政治集权需求。原本用来解释社会现实的工具，转变为改造社会、筛选个体、清除异己的暴力机器。当命名无需事实、定义无需边界、斗争无需底线，话语暴力的全面失控与制度化镇压便成为必然。

三、机制一：命名权——无中生有，批量制造“法定敌人”

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命名权是政治清洗的第一道利刃，其核心功能不再是区分社会阶层，而是凭空划分敌我、批量生产敌人。通过创设专属负面身份标签，将普通社会成员从“人民阵营”彻底剥离，使其成为天然的、无需举证的斗争对象，为后续迫害提供身份依据。这种异化命名主要分为三类，覆盖全社会各阶层。

3.1 创设核心政治标签：“人民敌人”的绝对化命名

斯大林独创的“人民敌人”概念，是苏联话语暴力最核心、最致命的命名工具。这一标签完全脱离客观事实，无明确定义、无行为标准、无边界范围，是纯粹主观化的政治冠名。不同于传统的罪犯、反革命等具体身份，“人民敌人”是绝对化的身份定罪，只要被官方赋予这一命名，个体无需任何具体罪证，即可被认定为国家与人民的对立面，彻底丧失全部公民权利与人格尊严。

该命名的恐怖之处在于无限包容性：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对政策有质疑的知识分子、工作出现纰漏的公职人员、普通民众的牢骚言论，甚至无任何言行偏差的普通公民，都可被随意冠名“人民敌人”。这一标签彻底架空了苏联法治体系，让政治镇压无需事实支撑，仅凭单一命名即可锁定迫害对象。

3.2 固化阶级出身标签：富农、资产阶级专家的原罪化命名

斯大林时期延续并极端化了出身原罪的命名逻辑，将阶级身份固化为终身敌对标签，典型代表为“富农”“资产阶级专家”两大群体命名。在苏联工业化、集体化推进过程中，大量农民因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被命名为“富农”，无需核查其是否存在破坏行为、是否对抗政策，仅凭出身与资产状态就被划定为敌对阶级。同时，旧时代留存的工程师、学者、技术人员被统一命名为“资产阶级专家”，被预设为天生带有阶级劣根性、伺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体。

这种命名完全否定个体的现实贡献与政治立场，实现了身份即原罪、出身即罪名。在大清洗运动中，内务部直接以这类阶级标签作为逮捕、流放、处决的统计依据，按敌对身份比例摊派镇压指标，无数人仅凭一个命名标签，就被剥夺自由与生命。

3.3 泛化派系标签：托洛茨基分子、机会主义者的模糊化命名

为清洗党内政治对手、巩固个人集权，苏联官方创设了大量模糊化派系命名，如“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等。这类标签无明确界定标准，不区分历史关联、思想差异、行为轻重，只要曾与异议派系有过交集、提出过不同工作意见，甚至仅仅是人际往来，就可被随意冠名。

模糊化的派系命名，实现了对党内异己的无差别清剿。1936—1939年大清洗期间，半数以上的苏共党员被冠以各类派系敌对标签，遭到逮捕、监禁或处决，彻底实现了党内话语与权力的绝对统一。

四、机制二：定义权——垄断解释，层层罗织致命罪名

命名权完成“制造敌人”的第一步后，定义权随即跟进，完成“固化罪证、合法化镇压”的第二步闭环。如果说命名是贴标签、划阵营，定义就是定性质、罗织罪、合法化暴力。斯大林时期的定义权彻底垄断全部解释话语权，通过有罪推定、边界泛化、动机拔高、后果夸大，将一切微小偏差与正常行为，定义为致命的政治重罪，让无依据的话语命名，转化为看似合法的死刑判决。

4.1 有罪推定式定义：消解一切申辩空间

异化的定义权彻底摒弃无罪推定原则，实行绝对的政治有罪推定。在官方话语体系中，被贴上敌对标签的个体，天然具备反动动机，无需举证其罪行，反而需要个体自证清白，而自证渠道已被完全封堵。个体的正常工作失误，被定义为“蓄意破坏工业化建设”；普通的学术探讨，被定义为“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合理的政策建议，被定义为“质疑党的领导、动摇社会主义根基”。

这种定义逻辑完全脱离客观行为本身，以预设的敌对身份倒推行为动机，彻底消解了事实、证据、程序的价值，让任何个体都无法逃脱话语定罪。

4.2 边界泛化式定义：模糊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

斯大林话语体系彻底模糊了矛盾边界，摒弃经典理论的辩证区分原则，将全部非绝对服从的行为，统一泛化为敌我对抗性矛盾。原本属于思想认知偏差、工作方法差异、个人生活作风的内部问题，被统一定义为反党、反革命的阶级敌对行为。微小的基层工作纰漏，被拔高为“颠覆苏维埃政权的重大破坏活动”；个人的思想独立，被定义为“阶级敌人的思想渗透”。

矛盾边界的彻底泛化，让罪名体系无限扩张，任何社会成员的任何细微差异，都可被定义为政治罪行，实现了镇压范围的无死角覆盖。

4.3 后果绝对化定义：为肉体消灭提供合法背书

定义权的终极暴力，是通过绝对化后果阐释，为极端镇压与肉体消灭赋予正当性。在官方叙事中，所有被命名的敌对群体，其行为都被定义为危害国家存续、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威胁人民安全的极致重罪。基于这种极端定义，“对敌斗争无底线”成为官方准则，批斗、监禁、流放、处决等一切极端暴力行为，都被包装成“捍卫革命成果、清除阶级毒瘤”的正义行动。

正是这种垄断性的极端定义，让苏联大清洗的规模化屠杀完全脱离法治约束，成为制度化、合法化的国家行为，无数蒙冤者在无证据、无审判、无申诉的情况下被剥夺生命。

五、杀伤闭环：从话语定罪到肉体消灭的完整暴力链条

斯大林时期的话语暴力并非单纯的精神压迫，而是形成了命名造敌—定义定罪—社会性死亡—制度化迫害—肉体消灭的完整不可逆杀伤链条，实现了话语权力对个体生命的绝对掌控。

5.1 第一阶暴力：社会性死亡，人格与权利清零

话语暴力的首要伤害是个体社会性死亡。个体被赋予敌对命名、被定义为有罪之后，即刻被全面剥夺公职、学籍、社会组织身份、言论与申辩权利。官方舆论同步开启全方位污名化叙事，将其塑造为自私、反动、危害国家的敌人，迫使亲友、同事、民众与之彻底割裂。个体在未遭受任何物理伤害的情况下，彻底失去社会存在价值，成为被全社会孤立、唾弃的“非人”个体，为后续迫害扫清舆论与制度障碍。

5.2 第二阶暴力：制度化镇压，无程序的人身迫害

话语定性直接取代司法判决，成为唯一的处罚依据。被话语定罪的个体，无需经过侦查、取证、庭审、宣判等法定司法程序，直接被处以公开批斗、强制劳动、流放西伯利亚、长期监禁等处罚。这种镇压是国家主导的制度化、规模化暴力，具备极强的强制性与普遍性，覆盖党内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工人等全部社会群体，形成全民恐惧的政治高压氛围。

5.3 第三阶暴力：终极剥夺，规模化肉体消灭

这是话语权力异化后的终极杀伤形态。在绝对化的命名与定义体系下，敌对标签持有者的生命价值被彻底否定，被定义为必须彻底清除的社会毒瘤。根据俄罗斯官方后续统计，斯大林时期大清洗运动中，有名可查的蒙冤受害者超140万人，实际受难人数远超该数据，无数人因虚无的话语标签与莫须有的罪名，遭受残酷迫害、含冤离世。纵观全部冤案，核心逻辑高度统一：无事实依据的话语命名制造敌人，无底线边界的话语定义罗织罪名，最终依托国家机器完成肉体消灭。

六、历史反思：话语垄断的极致危害与深刻教训

以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实践为样本，可以清晰窥见：绝对的话语垄断，必然滋生绝对的制度暴力。命名权与定义权本是中性认知工具，一旦失去事实约束、法治约束、多元制衡，就会异化为屠戮个体、撕裂社会、摧毁秩序的致命利刃。命名可以随意造敌，意味着人人自危；定义可以任意定罪，意味着无人安全。

苏联话语暴力泛滥的核心根源有二：其一，理论教条化，抛弃唯物史观的客观标准，将阶级斗争无限泛化，让政治斗争彻底脱离社会现实；其二，权力绝对化，最高权力垄断全部公共叙事，取缔一切申辩、纠错、多元解释的空间，让话语权力成为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这种模式最终不仅造成海量个体悲剧，也严重破坏苏联党内民主与社会活力，扭曲社会主义发展路径，为后续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埋下深层隐患。

这段历史带来深刻警示：任何社会的政治治理与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守事实底线、法治底线与包容底线。严禁标签化、泛政治化的主观命名，杜绝无边界、有罪推定的恶意定性，保障个体申辩权与公共话语多元性，以制度约束话语权力，防止话语审判取代司法审判、政治标签取代事实证据，从根源上杜绝“命名造敌、定义杀人”的历史悲剧重演。

七、结语

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完整演绎了话语权力异化的终极暴力形态：命名用来制造敌人，定义用来罗织罪名。命名权突破事实边界，凭空虚构敌对身份，批量生产政治对立面；定义权垄断解释话语权，无限泛化罪名边界，为全部政治清洗提供合法叙事。二者深度耦合，构建起一套无需事实、无需证据、无需司法的话语审判体系，实现了从人格污名、权利剥夺、人身迫害到肉体消灭的全链条暴力输出。

历史清晰地证明，最残酷的暴力往往不是显性的物理伤害，而是被制度合法化、被叙事正义化的话语暴力。失去约束的命名权与定义权，是极权统治最隐蔽、最高效、最致命的杀人之刃。正视苏联的历史教训，坚守事实、法治与多元包容的底线，约束公共话语权力，是防范斗争泛化、守护个体尊严、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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