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大人千古 

       九岁那年，祖父去世了。

       放学回家，看见父母亲端坐屋里，气氛异常。父亲的眼镜摘下来，搁在桌子上。

       父亲近视，给人看病，上课教书，从来离不开那副戴了多年的浅灰色眼镜。父亲戴眼镜跟他做人一样，中规中矩，一丝不苟，从来不从镜框旁边斜着瞅人。早上起来洗脸，父亲把眼镜摘下来，折叠一下，两腿交汇，放在不易让人碰到的地方。摘下眼镜，好像摘下面具，父亲就变成另外一个人，突然听见有人推门进来，吓了一跳，伸手去摸眼镜，同时迅速转身。

       父亲这个转身有些突兀。他在哭泣，摘下眼镜擦拭眼泪，两眼潮红，气喘不匀。

       母亲腾地一下站起来，惊慌挡在我和父亲之间。看清不是外人，松出口气，拉我进了另一个房间。房门掩上，母亲悄没声地告诉我，你的爷爷昨天去世了！

       我的爷爷！几十年里，我一直掂量这几个字的份量。

       头一次碰到家里有人去世，经验不足，反应迟钝，一点儿都不知道如何悲痛，也不懂得父亲干吗要那么悲痛。既然悲痛，何不痛痛快快大哭一场，把心里的事儿彻底抖落出来呢？

       许多年以后，父亲也快要死了，躺在病榻上总结一生，慢慢地将心思透露给我。他一辈子兢兢业业，但受祖父牵连，又有海外关系，经历复杂，一直被当成异己分子控制使用。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父亲这一辈人活得有多么沉重和屈辱。

       九岁那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一天下午，我在院子里玩耍，一辆汽车开过来，停在楼前。车上跳下三五个武装员警，腰间别着武器，冲进艺术学院宿舍楼里。那个画画的教授被带了出来，武装警察大声喝斥，当着院中蹦蹦跳跳两个幼小女孩的面，给她们的父亲上了手铐，拖上汽车绝尘而去。

       我跟触电一样，心神不定站在那里，直到父亲下了班，戴着那副浅灰色近视眼镜，慢悠悠地迈着方步，逢人便打客气的招呼，晃过小桥走近我，问为什么还不回家，我的那颗心才放了回去。

       我很尊重父亲，他胆小谨慎，不善言辞，别人说什么都好，经常被当作白专典型批判，一次次在政治运动中成为惊弓之鸟。为此我得感谢他，感谢他从不血气方刚，为人谦和，在大风暴刮来的时候苟且偷生，以懦弱给我们这个家换来一个比较平静和温暖的生活。父亲去世，我在千里之外，当着弱冠的儿子，也是迅速地转过身去，拼命抑制住山崩地裂般的悲恸，听任男人的热泪大滴从脸上流淌下来。

       五六岁时住在济南，父亲母亲带我乘夜车沿胶济铁路东去，摸回老家，找到一个叫沙梁的乡下。莫言在《红高粱》里写的就是我们老家那块儿的故事。进了村，家家户户的房子既矮又破，围在一个个土院子里。父亲当时还在部队，但他不穿军装，和母亲低了头只顾着赶路，不愿被路上的乡亲们认出来。

       敲开一间小院的门，有人低声应着，从屋里直迎出来，母亲让我喊“三叔”。那人把抄在袖子里的手抽出来，摸在我的脑袋瓜上，冰凉的手掌没有一点热气，连声说道“好，好，进屋，进屋”。

       屋里很黑，又臭又脏，一屋子呛人的烟味。祖父半倚在炕上，好似一具骷髅，瘦得脱了人形，炕头放着长长一根烟杆和瘪瘪一个烟袋。看见我们进屋，祖父挣扎着起身，爆发出剧烈咳嗽，山羊胡子直打哆嗦。他想下炕，叫人给他穿鞋。父亲快步上前，一把接住了他。

       我惊愕地站着，不知所以。母亲说：“站着干吗？叫爷爷啊！”

       “爷爷！”我低低叫过一声。

       母亲说：“这是小三，不懂事，带过来让你老人家看看。”

       祖父的老脸上淌下鼻涕和眼泪，颤抖着手向我伸过来。

       我不由自主往后退缩。母亲喝道：“磕头，还不给爷爷磕头！”

       我哪里懂得下跪磕头，倔倔地站着，膝盖不打一个弯儿。母亲赏了我一耳刮子，打得我牙花子生疼。祖父连声说算了算了，不磕头不磕头，别让孩子犯难。母亲朝我一瞪眼睛，什么东西，还不快滚！

       祖父又说不打不打，三叔把我往外面支楞，带我来到院子里，趴在一棵老槐树下面看蚂蚁打架。等了半个多时辰，母亲先行出来，留下父亲一个人在屋子里跟祖父说话。

       我继续趴在地上看蚂蚁打架。母亲走过来，摸着我脸看打肿了没有。

       过一会儿，蚂蚁的架打完了，父亲的话也说完了，由三叔和四叔陪着从屋里退了出来。

       三叔相貌清秀，说话做事透着周到机灵，六零年闹饥荒时饿死了。四叔比他们差不少岁数，比我只大十几岁，在县里念中学。他们都跟父亲长得不像。后来母亲告诉我，除了二叔，他们跟父亲不是从一个女人的肚子里生出来的。祖父开过小油作坊，生意好的时候，讨过两房小老婆，生意败落，小老婆们丢下男人和孩子，跟着有钱的人跑了。           

       母亲还拿出来过一张照片，祖父安坐当中，身边坐了三个难看的女人，其余的人都站在旁边和身后。这一大家子人土洋结合。父亲跟二叔从日本留学回来，西装领带，神气活现。母亲一袭旗袍，端重大方。祖父和他的三个女人、其余的叔叔和姑姑们，穿着中国北方农村印花土布袍衫，有的腿上还扎了绑带，女人们头上一律盘髻。长枪短炮，花花绿绿，义和团不像义和团，叫花子不是叫花子。

       父亲那次回乡，大概是给祖父偷偷送钱去的。父亲在家乡出名的孝顺，老大，从小不干农活，书却读得好，县中学联考回回第一。后来进入北大，书仍然读得好，被国民政府保送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医，随后又把二叔接出去念农学。父亲三十岁回国做了教授，给国民政府高层和文化名人看病。1949年青岛局势紧张，国民政府败退之前送来去台湾的船票，共产党也派人找他。父亲想想，国民党腐败，共产党廉洁，决定留下来参加共产党的军队。祖父不愿瞎了那两张船票，让二叔带上二婶跑了。

       二叔和二婶跑到台湾，后来又跑到加拿大，成了我们的海外关系。

       父亲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给祖父送钱？祖父过世，父亲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抹泪？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一辈子。老一辈人一直偷偷摸摸地活着。

       父亲去世以后，胶东老家找到在加拿大农业部供职的二叔，写信给他，说县里要出一部地方志，父亲和他做为当地文化名人要被写进书里。咸鱼翻身，祖父跟着摇身一变，从一个猥琐破落的乡村小地主小工商业者，肉眼可见地进步成李鼎铭先生(*1)那类受人尊敬的爱国民主人士。

       二叔很拿这当回事，特地把我叫过去商量。我看完信，随手扔在旁边，说一钱不值，跟擦屁股纸一样，很可能跟着就会向你索要赞助，最好赞助他们美金或者加元。

       二叔狐疑，不完全信，给老家写了封措辞谨慎的回信。老家再给他来信，果然提出赞助问题，不多，一万美金。

       二叔说：“操！有这样向人要钱的吗？”

       二叔跟父亲一样，有时也会蹦出个把胶东方言。这个“操”字，乡音醇厚，字正腔圆。

        “这些年我可没少寄美金给你爷爷，每月一百二百，不像你父亲，大教授当着，一毛不拔，不管你爷爷。”

        二叔也是一个孝子，说着说着，说到了父亲的身上，对父亲不能照顾好祖父耿耿于怀。我不做辩解，由他数落。他说得没错，句句在理，照顾老人，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是最起码的道理。解释了没用，他不知道过去大陆生活的环境有多么不容易。那一年，他拿着父亲让给他去往台湾的两张船票，拍拍屁股走人，把麻烦很多的海外关系都给我们留下了......

        写到这里，我撂下笔，也想痛痛快快地说一句：操！

        (*1) 李鼎铭，陕西米脂人，当地著名乡绅，热心教育事业，开办医馆 。抗战时期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提出了“精兵简政”倡议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里称其为开明的党外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