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怀仁堂政变，江青等人被抓捕，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最近读到海外华人作者颜纯钩撰写的文章，“没有毛泽东最后的圈套，谁敢在毛刚死就抓捕江青？”。此文有大量不实内容，再次暴露出一些海外华人颠倒黑白、伪造历史记录的基本论调。话说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尸骨未寒，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多人密谋，突然抓捕四人帮和毛远新等人，史称“怀仁堂事变”。

江青从领袖夫人沦为阶下囚，华国锋向毛泽东的妻子和亲信动手——这场翻脸如此迅速，究竟是华国锋出人意料的决断，还是毛泽东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步棋？

这位作者，颜纯钩认为：“怀仁堂事变最令人玩味的，不只是四人帮如何被捕，而是那个一向谨慎、以忠于毛泽东自居的华国锋，为何敢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假如这场行动背后真有毛的授意，那么它所展现的，就不只是接班人的胆量，而是一种更冷酷的权力逻辑：为了保住江山，连自己的妻子与亲手扶植的亲信，也可以成为弃子。”

关于这场事变，一般都认为是华国锋与叶剑英、汪东兴合作办成，但实际是否如此，值得进一步探究。颜纯钩认为，华是毛临终指定的接班人，虽有权力合法性，但资历浅，在中央毫无政治基础，虽然表面中立，但与左右两边都不搭界。对四人帮实施杀手锏，对他来说风险极大，搞得不好会脑袋搬家。

叶剑英虽是老革命，但与华国锋并不是盟友，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除了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外，还有另一位副主席是王洪文。也就是说，两个副主席把一个副主席废了。颜认为，这种惊天动地的秘密勾当，除非华与叶极端互信，否则谁都不敢动这个念头。至于汪东兴，当时他的身分是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他在怀仁堂事件中属于执行的角色，如无华叶两人合谋拍板，汪东兴也没有那个胆搞宫廷政变。

华国锋在1976年4月才被老毛指定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当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华国锋就逮捕了四人帮。华国锋真正掌权不到半年，政治上未站稳脚根，就办了这件中共历史上空前的大案。事后华国锋在逮捕四人帮后做中共中央主席，任内一是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另一件事是与汪东兴一起，竭力阻止邓小平复出（叶剑英似乎未介入）。

华国锋前后做了几年“英明领袖”，后来禁不住党内保守派围攻，只能交出最高权力，退出历史舞台。除了逮捕四人帮这件事之外，华国锋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平庸的党官，一味追随毛泽东，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何在逮捕四人帮这件事上，他又有如此惊天勇气和魄力？既然华国锋忠于老毛，竟无视江青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孀？江青在被审时高呼“毛主席尸骨未寒”，是言之成理的，伟大领袖刚死不到一个月，如此翻脸也太快，也不符合华国锋厚重少锋芒的性情。

颜还认为，毛对叶剑英评价相当高，说他救了党救了红军，又说他“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正是毛可以托咐大事最可靠的人。毛的身边看护回忆，毛晚年曾召来叶剑英，摒退左右，与叶关在房间里密谈一两个钟头，这段时间里两人密商什么，外人当然不知道。

九一三事件后，毛提拔王洪文为接班人，颜纯钩认为王洪文不堪重任，花天酒地，玩弄权术，令毛对他失去信任，再以华国锋替换他。四人帮对华国锋掌权非常忌恨，毛预知他身后局势之凶险，晚年对身边的人一再感叹，说“恐怕要在风雨中交班了”。毛多次对江青说，我死后看你们怎么办？深知他去世后中国有可能陷入左右两派的争权血战中，四人帮绝不会接受权力旁落，一定把政治局势搞得不可收拾，因此四人帮成为老毛身后一颗定时炸弹，老毛一定要预为之谋。

由此，颜认为毛很清楚处理四人帮是一件极之凶险的大案，不论谁都没有那个胆量挑头起事，除非他自己把最坏的形势作充分估计，并将处理手段交代清楚，否则他死后中共就有严重执政危机。为解中共倒悬之险，毛唯有自己下决心去解决引致社会乱动、中共政权瓦解的危机根源。当事态不可收拾，唯有放弃四人帮，再以保守派老人辅佐华国锋，才能保中共政权之不失，这虽是迫不得已的一步棋，却也是不得不准备的一步棋。

颜由此得出结论，是毛预作最坏打算，分别对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私下授意，当四人帮争权搞事时，便以宫廷政变的非正常手段解决。对华国锋来说，外事不决找叶剑英，内事不决找汪东兴，而活捉四人帮，便是华叶汪共同配合的殊死一战。颜认为，如非毛临终交代，华国锋未必有胆量与能力去操作。而毛将内外条件都替他安排好了，甚至可能连执行细节都设想周到，那时华国锋要下决心就容易得多了。内有汪东兴带领中央警卫局分头执行现场逮捕，外有叶剑英串通老革命保驾护航，而当时党内与社会上对四人帮早已恨之入骨。

如此执行抓捕，正是顺天应时，保党内国内顺利过渡，不会有大灾难发生。活捉四人帮这件事，如果由毛主导，由华国锋拍板，汪东兴执行，叶剑英策应，那就是万全之策，不得不承认，玩政治唯有毛是“绝世高手”。中共党内，唯有毛有如此的强人手腕、历史魄力，也有如此“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冷酷本色。

颜对怀仁堂政变定调，逮捕四人帮，结束十年文革乱世，稍后权力尽归邓小平，邓发动经济改革，自此中国走上四十年经济发展的道路。怀仁堂事变对中共有起死回生的意义，对中国人民来说，也不失为一个历史转折的大关口。

以上为颜纯钩文章的主要观点。但颜的观点明显缺乏常识。其一，华国锋到底是不是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目前的官方说辞，都是怀仁堂政变之后编造出来的，比如华国锋声称“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就是毛的临终委托。但张玉凤、毛远新等人都明确否认，其一，毛泽东是否亲自写了这个字条，其二，这个字条牵涉的具体事项，都有争议，这并是毛让华接班的安排。

此外，虽然毛泽东在四五事件之后对邓小平撤职，让华国锋接替国务院总理职务，又安排华担任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但毛泽东从没有安排华国锋担任任何军队职务。这是很反常的现象，足以证明华国锋不可能是毛设立的接班人。因为按照1975宪法，党主席必须担任军队最高统帅。那么如果毛泽东要安排华国锋接班，这时就必须先让华这个中央第一副主席担任军队中的职务，参与军委的工作。但毛没有这样做。华始终在军队中从没有过任何职务，这样的领导人，怎么可能控制军队，怎么会接班？

事后的经历也验证了毛的这种过渡性的安排。政变后，华国锋在形式上虽然违反常规，同时担任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两大职务，但当时实际上只有叶剑英能有效控制军队，而叶剑英又支持邓小平复出，这就造成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逐渐失势，最终不得不退出中央高层决策圈。

由此也可见，1976华国锋等人能成功发动华仁堂政变，最关键的主导人物是叶剑英。而在毛泽东去世前，毛在免除邓小平职务后，同时也让叶剑英靠边站。当时并没有正式免去叶剑英的职务，但以叶生病修养的名义，接近于退休，毛让陈锡联接替叶剑英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而陈锡联是一个属于中间派系的军队将领，一方面在东北的军区与毛远新长期合作，另一方面又源于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集团，能在军队中发挥团结作用。

所以颜纯钩的分析，说毛泽东安排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发动华仁堂政变，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从毛泽东的安排来看，不给华国锋安排军队职务，让叶剑英养病退休，让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实际上就是要有效控制身后的局势，这都是为了防止军队的政变。

至于说王洪文，毛泽东临终前从来都没有明确表态，说要放弃王洪文的接班人资格。事实是，毛泽东时代确定的最重要的民用科技项目，即运十大飞机项目，此时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是重要的负责人。因此，毛泽东已经为王洪文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业绩基础。此后只要运十大飞机试飞成功，顺利地投入批量生产，品质优异，王洪文等人作为负责人，也就会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

从以上安排可以看出，毛泽东让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让陈锡联主持军委事务，实际上是通过中间派的力量，来缓和各方的矛盾，避免发生政变。理论上，如果华国锋能够和王洪文张春桥这些人有效合作，毛泽东去世后的四个常委，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三个人，就可以有效控制叶剑英，此后很可能会再提拔一个常委，比如汪东兴，或姚文元，右派显然就无法控制常委会。

但意外是发生在汪东兴这里。汪东兴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长期控制中央警卫局部队，理论上应当是忠于毛泽东。但事实是在毛泽东去世前，汪东兴早就摇摆不定，和右派关系密切，比如九一三事件前的庐山会议，汪东兴一度和林彪走的很近，九一三事件后，汪又和周恩来关系密切。到1976年9月毛去世后的阶段，汪东兴开始和叶剑英华国锋密谋，这时由于陈锡联控制军委，叶剑英难以直接动用军队抓捕王洪文和张春桥这些人。汪东兴的态度，也就成为关键。

那么汪东兴终于倒向右派，通过中央警卫局支持政变计划。这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左派上台接班，对汪东兴并没有什么好处。由于汪早就摇摆不定，江青这些人对汪很不满。而王洪文张春桥在军队中都有职务，如果王洪文张春桥接班，江青得势，很有可能会追究汪东兴的一些责任。所以汪东兴急于支持叶剑英的政变设想，而此时华国锋的头脑并不清楚，他在军队中并没有任何职务，意识不到自己只是过渡人物，在叶剑英等人的怂恿下，急于从王洪文张春桥的手中夺权，于是，贸然发动政变。

综上所述，颜纯钩的观点基本上是杜撰，这场怀仁堂政变不可能是毛泽东事先安排的，让华国锋叶剑英华国锋去抓捕江青。但毛泽东确实在临终前有所保留，刻意做出模糊的态度，不明确说由谁来接班。而且，对于江青，毛也没有维护一家之私，并没有提拔江青让她获得更多权力，也没有明确做出安排去保护江青。这种模糊的立场，是有利于毛泽东确保自己的正确性，让各方都以毛的名义来争夺最高权力，维持稳定。这时即使右派搞政变，成功复辟，也无法否定毛的历史地位。

所以华国锋在政变后，打出“两个凡是”的旗号，称四人帮此前在沿海地区搞活经济，是走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反革命团伙，大肆批判，这实际上是借毛的名义维护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至于所谓四人帮搞事，江青在政治局开会大吵大闹，要求控制老毛留下的机密档案；王洪文向各省革委会发通知，要求向他报告工作；王洪文又指示向上海民兵发枪，准备与中央对抗，这些都是政变后捏造的莫须有罪名。等到邓上台，立刻又改称四人帮是极左反革命团伙，否定两个凡是，对毛搞三七开。但邓也无法彻底否定毛，仍强调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晚年的最后阶段，的确早就预料到自己身后有可能发生政变，这才在四五事件后撤销邓的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又让叶剑英养病退休，这实际上是为了确保稳定。但在毛泽东去世前几个月，毛已陷入长期昏迷状态，无法继续随着形势的变化做出有效安排。到人生最后阶段，毛泽东事实上已逐渐失去了思考能力。尤其是汪东兴的特殊摇摆角色，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此时毛已经无法撤换汪。

甚至于，汪东兴在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还以防震的名义，强迫身患重病的毛泽东搬入多年前汪以毛的名义新建的新居。此前这个新居实际上长期闲置，毛始终拒绝入住。此后仅过了43天，毛泽东就在大部分处于昏迷的状态中去世。这个状态也足以证明，当时汪东兴这些人实际上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但真实的想法却是希望毛泽东尽快去世，这对汪掌握权力是更有利的。

毛去世后，汪支持华、叶等人的政变计划，也证明他渴望获得中央高层权力，只是后边由于叶剑英能控制军队，且支持邓小平复出，汪东兴和华国锋都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很多华人作者对这些历史记录大词篡改，捕风捉影甚至颠倒黑白，反而长期受到极度吹捧。这种怪异现象，足以暴露出海外华人舆论的反革命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