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的故事 (2)  --  送礼

       我在编辑部的工作，一度负责联系北京地区作者，看稿、改稿、组稿，出差去京是常有的事。到了北京，我从来不住正规酒店，一头扎进学校，在两个研究生同学住的宿舍安顿下来。北京同学见我来了，陪我说会儿话，收拾洗漱用品，暂时挪回到家里去住，床铺让给我。家里如果挪不开，我就住学校小招待所，顺便到旁边的老师家里串门。现在算算，我给编辑部可是省下老鼻子的钱了！

       到了北京，该捉摸的就是送礼这件事情了。

       编辑部有一笔开销，专门用作出差送礼，拿回发票，实报实销，从来不质疑你的报销数额。现在想想，我从来也没有虚报过一次数字。

       从小长到大，我不习惯送礼，不记得给谁送过礼。但是，这笔钱不花出去，或者花得少了，主编老刘就会不高兴，认为你工作不卖力，或者没有卖死力气工作。为作者服务，给作者送礼，投作者所好，是当好编辑一门必修的学问。我们给有实力的作者送礼，我们是孙子，没有实力的作者给我们送礼，他们就是孙子了。初学写作的人把文学想象成神圣的事业，尤其穷困地区的写作者们，眼里闪烁着炙热的火苗，送客送到长途汽车站。长亭外，古道边，一方朝车窗里使劲塞，一方往车窗外拼命推，汽车开动，“哗”地一下，红枣茶叶还是枸杞什么的撒了一地。

       有时我也苦恼，编辑这一行，是不是还得学会给孩子换尿布？转瞬又一遍一遍地安慰自己，不就是送点礼品什么的嘛，就当老刘托我送的！让老刘背起这个锅，心里多少舒坦一些。

       但是该送什么礼呢？我又为难，比如说女人们后来喜欢的 LV 包包，我看不出什么好来。于是问妻子，妻子认真想一下，果断做出判断：蜂王精。对，就是那种玻璃纸包装、大红颜色、北京出产的蜂王精，买两盒，塑料绳捆上，养生保健，不俗气，同时也气派。

       就是这种跟糖水味道差不多的东西，我提溜着，走过北京的大街小巷和千陌胡同，走到写《班主任》的刘心武、写《黑骏马》的张承志、写《人到中年》的谌容、写《沙家浜》和许多优秀作品的汪曾祺 ...... 等等大作家们的住处，敲开门，辗转开口，给我们杂志写一篇文章吧，求求你了！

       大作家们名作傍身，偶然能够感受出他们的不屑和勉强，但面子上说得过去，“官不打送礼的”，起码一杯茶水还是不吝赏赐的。

       让我始终难以忘怀的，是那次到写作《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家里去送礼。

       从学校到和平里，先拐进一家商店，买两盒蜂王精，五块三毛多一盒，加一起，十块钱多一点。我请售货员姐姐捆扎实了，找回的零钱和发票掖好，按照门牌号码，七拐八拐，拐到和平里一栋灰色的楼房跟前，准确无误摸到了张洁的家里。

       敲门。一阵窸窣，有脚步声移近。门开了，一张老太太的脸出现在眼前。

       “您找谁？”老太太说北京话。

       “我找张洁。”我说带南方口音普通话。

       “张洁她不在家。”老太太说，堵在门口，似乎不太愿意放我进去。

       “我，能在这里，等她，一会儿吗？” 这时我想张洁小说那个题目，一句话分成几段，中间加上逗号，适当停顿，有了诗朗诵的效果，语调顿显轻柔恳切。

       老太太犹豫一下，转身向屋里走去。我跟她身后，蹑手蹑脚，像一只大的猫。

       走到一张桌子前面，老太太大大咧咧指一下椅子，示意我可以坐在那里，提起桌上的暖水瓶，倒一杯水，搁在我面前，又坐回桌子旁边的一张小板凳上。

       我把带来的两盒蜂王精放在桌子上，这才注意到，老太太给我开门前，正坐在那里剥豆子。一颗一颗毛豆从碧绿的豆荚里跳出来，跳进一只粉色塑料编织框里。

       我心里突如其来涌起了感动，想起我自己的母亲。眼前这个皮肤白皙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太像我的母亲了！

       这样想着，不知不觉从椅子上移动下来，蹲在老太太身边，跟着她一起剥毛豆。老太太见状，起身去到里屋，拿出另一张小板凳，让我坐下。

       老太太一边剥着毛豆一边跟我聊天，聊张洁小时候的生活，聊北京近十几年的变化。

       毛豆剥完。老太太把剥好的豆子归置到一块儿，送进厨房，回来继续跟我聊天。

       一个时辰过去，张洁仍然没有回来。我看看表，想起还有些事情要办，不能久等下去。

       我对老太太说：“我得走了。这是送给您和张洁的礼物，一点心意，请您收下。”

       老太太看了一眼礼品，说：“嗨，怎么又是这些东西？昨天刚有人来过，也是送的这些东西。”说着，抬手指了指屋里的五斗橱。

       五斗橱上一袈正在“嘀嗒”行走的台钟，旁边整整齐齐摞着一堆吃的用的养生保健的东西，海参，人参，还有五六盒蜂王精，大红颜色，玻璃纸包装，跟我送来的礼品一模一样。

       我有点失魂落魄。《十月》、《收获》还是《花城》？他们捷足先登，他们和本刊竞争激烈，在国内大型文学期刊里并称“四大花旦”。

       我，来得，有点，晚了！

       而且，我连自己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为什么来？都没有向老太太细说 ......

       后来，我辞去编辑部的工作，移居海外，到了一个完全陌生但不需要送礼不需要多少人情关系的地方。

       十几年之后某一天，我坐在国外某市图书馆的大厅里，翻阅国内最近报纸期刊，读到著名作家张洁追忆母亲的文章：《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该文行云流水，寄托了作者对母亲去世的沉重悼念，十几万文字、七十余幅图片，详尽记录了母亲生命中最后的八十多个日夜。与《爱，是不能忘记的》一样，它讲述生命、爱和灵魂的故事刻骨铭心，在读者中间引起巨大反响。

       我心里又是一动：那个曾经和我一块儿剥毛豆的老太太，去了。

       我把这个故事说给一个台湾出来的长辈，他做我的移民经济担保人。长辈听完，沉吟片刻，说台湾从前也这样，八月十五中秋节送礼，开始在月饼盒里塞礼品券，后来塞钞票，再后来，塞金条了。

       长辈问我，大陆有这么腐败吗？

       我摇头，没有。

       那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了。海峡两岸，恍若隔世，千里之堤，溃于蚁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