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下行、社会矛盾加剧下性别对立严重，应对女性和女权多些宽容
北理工女教授遭解聘事件：经济下行和社会矛盾激化下，中国性别对立愈演愈烈；男女不平等背景下，各界应对女性及女权多些理解包容
9月，北京理工大学助理教授裴轶因发表包含贬损男性在内的一些激进女权言论，陷入舆论风波。后来又有人曝出其在课堂提及“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都是男性、没有女性”等政治敏感言论。在多方举报和压力下，北理工宣布解除与裴轶的雇佣关系。处理结果公开后，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认为处罚过重，叫好者在中文互联网上有着压倒性声量。
本次事件是中国日益升高的男女性别对立背景下，又一起颇具争议事件。在之前，还有武汉大学疑似性骚扰事件、山西订婚强奸案、湖南“货拉拉”司机案、弦子诉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案、重庆“时代峰峻”男女冲突和骚乱等。这些事件无一例外都在舆论上呈撕裂状态，男性和女性大都以性别站队，支持男方和支持女方者各执一词，事实真相则被选择性提出或忽略。
而舆论争议不止于网络口水战，也逐渐形成举报和“猎巫”风气。对立的男女双方将对方言论举报到学校、工作单位、公权力机关，试图让对方被退学、开除，乃至坐牢。本次裴轶被举报导致解聘，是最新一次和较知名的例子，也意味着中国性别对立进一步激化，网上的性别对立更多蔓延到线下、影响人们现实生活乃至人生命运。
中国社会性别对立愈演愈烈，是多重因素造成。近年中国经济下行、贫富分化、民生艰难，是性别矛盾等社会矛盾加剧的内在原因。当经济较好、人们生活较幸福、对未来乐观时，不同性别、族群、价值观的人能相对平和交流，发生纷争也容易达成谅解和妥协。但经济下行、大家都过得艰难时，人们会为有限资源更激烈相争，心境也更糟糕，人与人多了仇视而少了宽容。
另外，国际大环境和互联网时代也都催化了性别对立。在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的当下世界，不仅中国，全球范围内男性与女性的对立都在加剧。例如美国、欧洲、韩国、巴西等国的选举中，各候选人和党派得票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更加右倾、女性越发左倾。政治立场和性别立场交织、相互影响，性别对立和社会撕裂愈发严重。
连接世界的互联网促进了人们的交流，相隔万里的陌生人都得以相互对话，但不仅没有促进互相理解与融合，还造成更多言语冲突和现实矛盾，助长了“身份政治”和性别对立。久而久之还形成“同温层”，即男性和女性分别抱团，各自在自己优势的社交平台和圈子强化自身性别话语，党同伐异，隔阂还加深了。如中国两个著名社交平台“知乎”和“小红书”，前者男性和男权话语主导，后者女性和女权主义言论较多。
性别对立问题，男性和女性都各有道理，也各有过错。但也并不该“各打五十大板”。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内，女性整体和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相对弱势、易受欺凌和伤害的。如家庭暴力中，大多数施暴者是男性、大多数受害者是女性；杀人、抢劫、虐待等恶性刑事犯罪，男性占到75%以上；女性遭受男性性骚扰/性暴力比例，更是压倒性远高于女性侵害男性。
因为男女生理上固有的差别，尤其女性在体力上、暴力能力上不及男性，以及长久以来、历史遗留且至今仍然存在的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义、凝视、规训，女性几乎必然的较相同阶层和身份的男性更弱势。即便在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如德国，调查也显示女性更不敢夜间外出和担心遭受攻击，而男性担忧程度显著比女性低。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如此。
有一个曾很有知名度、但后来被官方以维稳等目的封禁的微信公众号“女孩别怕”，就搜集、记录、展示了女性遭受性骚扰、恐吓、虐待等诸多案例，包括校园里隐秘的对女孩的性侵、宾馆偷拍女性“黑产”的猖獗、遭受“PUA（精神控制与心理虐待）”的女性等。除了身体暴力和亲密者伤害，女性在互联网和现实中也更易遭受性与性别上的“荡妇羞辱”、遭受身心创伤，严重者被迫退学和放弃工作。而男性就较少遭遇性羞辱、即便遭受类似攻击伤害也较轻。
在这样男女不平等的大前提、女性更弱小和易受侵害的大环境下，人们不应该将男性和女性及其言行不看背景和缘由、不具体分析情况下等同对待。如多数情况下男性殴打女性造成的身心伤害，显著高于双方性别相反的情况。女性有时在互联网、课堂、公共或私域发布的一些对男性的贬损、辱骂言论，有时是因为当事女性遭受过男性欺凌甚至侵害，有创伤和阴影，以及女性整体上相对男性的被侮辱被损害身份，出于委屈和愤怒的激愤之言。虽然言论本身确有不当，但情有可原，也不会对男性造成很大损害。这就像幼童“拳击”成年人，后者难道应该计较，甚至还手和要关小孩进监狱吗？
据联合国统计，全球三分之一女性遭受过亲密伴侣的身体暴力或性暴力。中国一些高校和公益组织抽样调查显示超过五成中国女性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女性遭受侵害的数据和案例堆积如山，也可以交叉验证。人们不应该对女性遭受普遍和严重的身心伤害视而不见，却只盯着她们一些极端言论大加挞伐、要求严惩。如果处罚一些对男性发表激愤言论的女性，是对女性的“二次伤害”，也变相压制了女性的发声与控诉。
在权力结构和国家政策上，虽然中国官方提倡妇女权利，但男性无疑还是权力主导者。而且官方垄断妇女议题话语权和女性权利定义权，对民间的、独立于官方的女权人物及活动加以打压。裴轶所说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均为男性，是陈述一个事实，也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政治权力上的不平等。其言论效仿的，是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对于美国最高法院长期男性占多数、女性长期缺位和被边缘化现实的反讽。这样的陈述事实和委婉异议，不应该受到惩罚。
当然，男性的情感、权利和尊严也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男性面对的一些特有的痛苦和诉求也应当被正视。中国中下层男性在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经济不景气、升学就业困难、收入较少等情况下，还往往背负着作为男人的责任和压力，如从事劳累的工作、很少休息、被要求具有男性的一些气质和担当、直面冲突与挫折，还要照顾女性家人在内的全家老小。相对于女性有女权主义凝聚和发声，男性缺乏温和可靠的共同体。涉及男性和女性的纠纷和冲突事件，有些个案确实受害者是男性、加害者是女性，对这些当然要就事论事对待。在涉及不同性别的相互关系、性别议题中，还要考虑阶级和社会地位因素，如中下层男性处境往往不如更高阶层的女性。
对于男性的这些困境和苦痛，女性及社会各方也应当理解和体谅。宣传女权时，也应当考虑场合和男性的感受，并适当加入对男性身份的关怀和对话议程，让女权宣传更易被广泛接受。更进一步，女性维护女权同时还应促进社会整体环境、男性在内大众境遇的改善，以让女权有良好的生存土壤，女性的处境也会更宽松友善。女性在享受权利同时也应当承担必要的义务，避免给男性增加更多额外的、不必要的负担，也不应苛责男性，要像考虑女性的处境那样，换位思考男性的难处。
但从整体上以及男女在处境上的对比，女性确实还是处于较弱势地位，尤其更容易遭受暴力侵害和羞辱对待，男女不平等根深蒂固，女性需要更多包容、善待、倾斜。所以无论中国官方还是民间社会，面对女性的一些激烈的、出格的言行，包括激进女权主义言论，应当理解和包容。官方不应“上纲上线”以开除等方式处罚发表争议言论的女性，要倾听不同声音和包容多元的观点。
男性中的有识之士，应当主动为女性发声、支持女权，这既符合道理，也是素养与责任。一些男性尤其中上阶层和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男性，即便不认同女权及其言行，也应有所克制，不应欺凌女性、对女性“落井下石”，不应失去现代人类文明尊重女性的基本德行。
（以上我这些建议和劝告，并不指望真正起到多少效果。不仅因为人微言轻，也因为中国社会矛盾和性别对立根深蒂固，在经济社会都在下行情况下，矛盾对立很难缓和而可能愈演愈烈）
（关于本文中提及的女权相关若干问题和争议，我在另外的若干女权文章如《女权主义与整体主义》等文章中也有记述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