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画像：生命组织学转向

A Portrait of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The Life-Organizational Turn

——从近十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经济学基础理论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What Is Changing in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A Review of the Past Decade of Nobel Prizes in Economic Sciences

钱 宏

2026年10月12日清晨，温哥华

《共生经济学概论·SYMBIONOMICS：AN OVERVIEW（修订版）》刚刚正式在北美出版，便闻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E.霍尔（Robert E. Hall）与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所作的贡献（for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 stabilisation）。瑞典皇家科学院特别指出，两位学者的研究揭示了家庭和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如何通过储蓄、消费和定价等具体决策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并为稳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这两件事不期而遇，引发了我的再思考。宏观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增长、就业、物价与总体稳定；微观经济，则从家庭、企业等具体主体的选择与行为入手。宏观稳定为什么需要微观基础？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又从何而来？特别是，当经济学从总量回到人的选择、从政策工具深入组织运行，我们是否还应该追问：经济活动的生命基础与组织基础究竟是什么？

这使我想起2017年10月10日在复旦大学写下的《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启示——也说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新时代转向》。当时，我盘点了2006年至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讨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方向。

九年后的今天，新书问世，诺奖揭晓，恰好提供了一个接续当年思考、重新观察近十年经济学研究进展的契机。于是，有了这篇《经济学的生命组织学转向》。

引言：从2008年的价值参量之问到2017年的诺奖观察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银行和金融市场的震荡迅速传导到企业、家庭和日常生活，使我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的数字能够说明多少现实？一种经济形態所创造的价值，又该用什么尺度衡量？

那一年，我与赵启正先生通信讨论生態经济。赵先生问：不同的经济形態有不同的价值参量；工商经济的价值参量是GDP，那么，你说的生態经济的价值参量是什么？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主要记录一定时期内最终产品和服务的经济产出。但生产同时消耗资源与能源，影响人的健康、社会关系和生态环境，单靠产出总量难以说明其全部效应。我思考了一个星期，由此提出GDE（Gross Domestic Effectiveness，国民生態效能／国民生产效能总值）：从资源、能量转化的实际效能出发，进一步考察经济活动降低了多少真实成本、增强了多少生命能力，又给健康、组织信托与和平带来怎样的影响。

2008年12月6日德国萨阿不吕肯欧盟学院，我作为欧中社会论坛首席顾问在中欧论坛2009预备大会上作总结发言时，强调社会组织的存在前提是生命信（孞）托。

从GDP到GDE，看似只增加一个价值参量，实际上提出了新的基础问题：如果价值衡量必须顾及生命、社会与生态，那么经济学怎样理解经济主体、组织关系与价值生成？2010年6月8日，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专题报告，尝试将这些问题置于共同的理论参照系。

2015年，我在密歇根大学进一步明确提出：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社区连接人的生活、照护和互助，市场组织分工、交换与创造，政府提供公共规则和服务；三者各有功能，也彼此影响。其共同方向是：“生产回归生活，生活呈现生态，生态激励生命”。

2017年10月10日，我在复旦大学写下《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启示——也说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新时代转向》，盘点2006—2017年的经济学诺奖。以塞勒的行为经济学获奖为契机，我讨论经济学怎样从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回到真实的人，并提出“仨自组织人”：人同时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的诉求和自我组织能力，又始终生活在你、我、他之间的交互关系中。

如今，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刚刚揭晓。接续2017年的观察，考察2017—2026年十届诺奖，便形成一条自然发展的思想脉络：从价值参量的追问，到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展开；从三大经济形態的交互，到真实的人及其社会组织；从2017年的官本位—民本位观察，到今天对生命组织学转向的思考。

生命本自具足，又非独存。生命具有自组织能力，又在与其他生命主体的交互中生成家庭、社区、市场、政府和制度。本文所称“生命组织学转向”，是对《共生经济学概论》主体论、价值论、测量学、货币通论与组织通论的贯通性概括：研究生命主体如何交互生成组织，组织如何创造或耗散价值，价值如何测量、承兑并重新赋能生命。它在传统经济组织理论关于交易成本、契约、激励与治理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追问生命自组织、经济政治文化三自组织及组织受托责任之间的关系。

一、从理性经济人到真实生命：2017年的行为经济学

2017年，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因行为经济学贡献获奖。有限理性、心理账户、自我控制与社会偏好等研究，表明经济主体的行为不能总由完全理性、稳定偏好的抽象模型充分解释。真实的人具有情绪、习惯、认知边界与社会关系。

2017年，我将这一进展理解为经济学从“官本位”转向关注民众真实经济行为的重要信号。但仅把心理因素补充进既有模型，还不足以回答人怎样参与和生成经济秩序。为此，共生经济学提出“仨自组织人”的观察角度：人在经济、政治、文化三种诉求中同时存在，既能自主行动，又在你、我、他（她、它、祂）的交互关系中发展自身能力。

生命主体既有差异，又处于交互关系之中。差异才能共生。同则不继。由此，经济学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主体如何在关系中生成新的能力、合作与价值。

二、从增长到生态负载：2018年的气候与技术研究

2018年，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与保罗·罗默（Paul Romer）分别因气候变化与长期宏观经济分析、内生技术变革研究获奖。一个把气候成本纳入增长模型，一个说明知识和创新如何推动持续增长。两种研究共同拓展了增长理论的边界。

经济产出增加，可能伴随能源消耗、生态损害与跨代成本；技术创新也可能改善健康、教育和创造能力。GDP可以统计产出，却不能单独说明这些得失如何影响生活。前文提出的GDE，正是为了进一步考察资源、能量转化带来的生命效能。

怎样把“效能”说得具体一些？《共生经济学概论》第三编提出五因结构：C（Cost Reduction，降本），检验全周期真实成本是否下降，而非成本是否被转嫁；E（Empowerment，赋能），检验生命主体的创造与行动能力是否增强；H（Health，健康），检验生命与生态的动态健康；T（Trust，信托），检验组织受托关系能否守约、承责；P（Peace，和平），检验合作与持续生活所需的和平条件。这五因相互制约，构成后文GDE测度的价值坐标。

三、从扶贫干预到生命赋能：2019年的发展经济学

2019年，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因减轻全球贫困的实验性研究获奖。随机对照实验帮助经济学识别教育、医疗和贫困治理中具体政策的实际效果。

这类研究把经济学带回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真实生活。但从共生经济学看，贫困问题还涉及生命主体能否持续获得知识、健康、机会与社会支持，能否通过组织交互恢复并增强自身的自组织能力。资源转移的效益，应当进一步考察是否形成生命持久赋能。

四、从交易规则到组织机制：2020年的拍卖理论

2020年，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因拍卖理论和新拍卖形式获奖。拍卖设计表明，同样的资源与参与者，在不同信息结构和交易规则下，可能形成不同的配置结果。

拍卖理论告诉我们，市场结果取决于交易规则怎样安排。规则背后便是组织：谁制定规则，谁获得参与资格，谁享有收益，谁承担风险？经济学因而需要继续追问组织与参与者之间的责任关系。

这为我们讨论“组织信托”提供了现实入口：当生命主体把资源、事务或权力托付给组织时，组织必须对其行为与结果承担可核验的责任。

五、从抽象劳动供求到具体人的命运：2021年的因果推断

2021年，戴维·卡德（David Card）、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和吉多·因本斯（Guido Imbens）因劳动经济学实证贡献及因果关系方法研究获奖。自然实验与因果推断增强了经济学评价最低工资、教育和劳动政策实际效果的能力。

劳动市场中的人具有不同的家庭责任、教育经历、健康状态与组织处境。宏观指标的改善，未必均匀地转化为每个生命主体的能力增长。政策评价需要同时观察统计效应与生命效益。

六、从金融中介到组织信任：2022年的银行与金融危机研究

2022年，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 Dybvig）因银行与金融危机研究获奖。银行连接储蓄与投资，提供流动性转换，却也可能因挤兑与信任危机传播系统性风险。

这使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提出的问题再次凸显：银行等金融组织创造了什么价值，又使谁承担了风险与代价？储户将资金交给银行，社会也赋予金融机构特殊的运行空间，这就产生了受托责任。《共生经济学概论》第五编所说的“组织信托”，要求授权边界清楚、责任可以追溯、创造的价值与造成的损失能够核验，并使应当承兑的价值真正回到生命主体。

七、从劳动差异到社会结构：2023年的女性劳动经济史

2023年，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因女性劳动市场结果的历史研究获奖。她揭示了女性劳动参与、教育、婚姻、家庭责任和工资差异随制度与社会变迁而变化的历史过程。

经济主体的差异并非单一生产要素差异。生命活动包含照护、代际关系、健康、文化与机会结构。经济学只有进入这些关系，才能更完整地解释劳动价值如何形成，又如何被制度认可或遮蔽。

八、从国家繁荣到组织信托：2024年的制度经济学

2024年，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因制度形成及其对国家繁荣影响的研究获奖。制度塑造激励、权力分配和经济发展机会，国家之间的繁荣差异因此不能只由资源禀赋解释。

制度需要由具体组织执行，而组织的决策又影响具体人的生活。一个政府项目、一家企业或一个平台，可能创造公共效益，也可能把成本留给他人。因此，共生经济学在组织通论中讨论“组织信托”：生命主体将一定资源、权力或事务委托组织，组织必须明确授权边界、记录贡献与损益、承担责任，并让成果向生命主体承兑。

这也使2015年提出的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有了更具体的制度含义：社区承载生活与互助，市场组织分工与交换，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制度保障。三者的组织关系能否协调，最终应当通过人的生活改善和社会实际效益来检验。

九、从创造性破坏到共襄生成：2025年的创新增长理论

2025年，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研究获奖。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与创造性破坏，解释了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如何不断替代旧结构、推动持续增长。

新技术替代旧技术，往往提高效率，却也可能使部分人失去工作、增加能源负载，或形成新的合作方式。因此，评价创新还要看它降低了哪些成本、增强了哪些生命能力、改变了哪些组织关系。共生经济学将“生成”理解为关系不断展开，将“涌现”理解为交互后出现新的整体性质；创新的价值，也需要放在这样的生命组织效应中观察。

十、从微观行为到宏观稳定：2026年的新古典—凯恩斯综合研究

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E.霍尔（Robert E. Hall）和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建立微观经济基础”的研究。他们的工作推动了以家庭和企业决策、预期及价格调整为基础的宏观稳定分析，为货币与财政政策提供了重要模型工具。

这一届奖项使十年观察形成富有意味的首尾呼应：2017年，行为经济学提醒我们真实人的选择偏离完全理性假设；2026年，宏观经济稳定研究进一步强调宏观波动必须从微观决策机制中获得解释。

两者研究方法和假设各不相同，却共同表明微观主体与宏观秩序之间的联系是经济学的核心课题。

共生经济学由此进一步追问：家庭、企业、社区、市场与政府的自组织行为如何交互形成宏观秩序？宏观稳定又如何转化为真实生命的健康、信任、能力与持续发展？组织信托能否减少决策收益与社会负载之间的脱节？

十一、十届诺奖共同揭示了什么：生命、组织、价值的三重展开

近十届获奖成果来自不同学派，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它们共同呈现的学术事实，是经济学越来越深入真实的选择、生态代价、贫困生活、交易规则、劳动差异、金融风险、制度安排、技术创新与宏观稳定。

从这一知识图景出发，可以归纳三个基础理论方向。其一，经济主体由抽象的选择者扩展到具有心智、关系、差异与自组织能力的真实生命。其二，经济秩序由单一市场配置扩展到家庭、社区、市场、政府及金融平台等组织之间的交互。其三，经济价值由产出与资本增值进一步扩展到资源能量转化的综合效益与生命福祉。

这就回到了共生经济学的全部论域。《共生经济学概论（修订版）》共六编，沿着经济活动从生命发生、经组织展开、由价值生成走向价值承兑的逻辑推进：第一编建立“仨自组织人”的主体论、思想价值论与共生权理论；第二编分析增长失真及其经济病理；第三编以GDE建立生命效能测量学；第四编讨论货币的价值承兑机制；第五编展开组织信托的组织通论；第六编讨论企业、社区、政府的实践及全球化3.0。本文所用主要概念均据此展开。

生命是经济活动的本源，组织是经济活动展开的方式，价值是生命组织交互生成的效应。这里的“生命组织学”，是对《共生经济学概论》既有理论结构的贯通性概括：主体论说明谁在行动、如何交互；价值论说明价值如何生成；测量学说明效能如何检验；货币通论说明价值如何承兑；组织通论说明组织如何受托、承担责任。传统经济组织理论对契约、交易成本与激励机制的研究仍是重要基础，而这一贯通进一步追问组织最终如何服务生命。由此，经济学的生命组织学转向获得明确的理论内涵。

十二、从经济病理到组织信托：K-Economy的诊断与Q-Economy的重建

生命是经济活动的本源，组织是经济活动展开的方式，价值是生命组织交互生成的效应。但现实中，一个社会可能生产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庞大，普通人的生活却没有相应改善：创造价值的人未必获得收益，作出决策的组织也未必承担全部代价。问题出在哪里？经济学需要从结果进一步进入经济运行的“诊疗学”：先辨认病理，再寻找能够恢复生命创造能力的组织机制。

共生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是：生命本自具足，又非独存。生命具有自组织、自创造、自发展的能力，也必须与不同主体连接、交互，才能形成分工、交换、组织与新的价值。这一思想的哲学表达是万事交互主体共生（Everything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EIS）。差异才能共生。同则不继。沿着《共生经济学概论》第二编的经济病理分析与第五编的组织信托理论，可以进一步辨认K型经济的症候、Q型经济的重建方向及K→Q的诊疗过程。

K-Economy（K型经济），通常让人想到增长成果向不同群体分叉的“K型”走势。共生经济学将其进一步定义为：经济增长与生命福祉发生结构性分离，组织负载、生命创造和价值承兑之间出现断裂，使生命转动力受阻、不同主体的发展能力持续分叉的经济运行形態。它诊断的深层病理，超出了贫富分化本身。

Q-Economy（Q型经济），是针对这种断裂提出的共生经济形態：以生命自组织和交互主体共生为基础，使人的贡献得到发现、记录、确权和承兑，再以承兑所得持续赋能新的创造。“Q”强调开放的生命转动力；它既不等于把K的两端简单拉平，也不意味着封闭循环，而是让差异主体各展其能、各得其所得，在交互中生成新的可能。

K→Q（诊K—Q疗），就是从识别上述经济组织病理，走向恢复生命转动力的诊疗与重建过程。其关键是用前述GDE测量经济活动的真实效能，以“组织信托”重建受托关系：谁得到授权、谁作出决策、谁创造贡献、谁承担损失、价值最终向谁承兑，都应能够进行关联验证和追责。于是，组织从支配生命转向受托于生命，价值从创造与所得脱节走向承兑与再赋能。

组织信托，简言之，就是生命主体与组织之间可验证、可追责、可承兑的受托关系。生命主体是委托者，组织是受托者；组织运用资源和权力，应承担相应责任，并使共同创造的价值向生命主体兑现。由此，K的诊断、Q的生成和K→Q的重建获得同一条逻辑：生命创造价值，组织接受委托，价值获得承兑，承兑再赋能生命。

紧接着的问题便是：这些真实效益怎样衡量？

十三、从GDP到GDE：价值衡量如何进入生命组织

《共生经济学概论》第三编题为“将GDP升格为GDE：生命效能的测度革命”，把2008年赵启正先生提出的价值参量问题进一步展开。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一定时期内的经济产出；GDE（Gross Domestic Effectiveness，国民生態效能／国民生产效能总值）则以经济活动的资源、能量转化效能为评价对象，考察产出在降本、赋能、健康、信托与和平五方面生成、稀释或损害了多少真实价值。GDP回答“产出多少”，GDE进一步追问“这些产出对生命、生活与生态究竟产生什么效能”。

为把这种判断推进到可研究的测量框架，《共生经济学概论》提出：

GDE＝Σ（GDP?×η?）。

其中，GDP?为第i项经济活动的名义产值；η?为该项活动的资源效能转换系数（Resource-Effectiveness Conversion Coefficient），可直观表达为η?＝GDE?／GDP?，表示每单位名义产出实际形成多少综合效能；R＝GDE／GDP，为总体资源效能转换率，用以观察整个经济系统的产出向生命效能转化的程度。η?和R均须结合C降本、E赋能、H健康、T信托、P和平五因，以及自然、社会、政府、企业、社区、家庭六张资源—资产负债表确定核算边界，防止把跨主体、跨时期的成本排除在外。

例如，一项投资创造了产值，同时可能缩短通勤时间、改善健康，也可能增加污染或公共支出；一个数字平台提高了交易效率，同时可能把新的成本转嫁给劳动者。GDE要求将贡献与负载纳入同一评价视野。六张资源—资产负债表使自然、社会、政府、企业、社区与家庭之间的成本转移可被观察；组织信托则要求贡献与责任得到发现、记录、确权、核验和承兑，使价值测量与组织承责相连接。

由测量进入承兑，《共生经济学概论》进一步讨论货币通论：货币作为通用价值承兑凭证，连接已经发生的价值交付与未来可兑现的生活。思想银行、社会贡献个人账户与共生币等制度构想，旨在使知识和社会贡献能够被发现、记录、确权、存取与承兑；“奖—抑—通”则对应奖励有益贡献、抑制破坏性负载、促进价值与机会的合理联通。这些机制的共同目的，是让经过核验的效能真正回到生命。

十四、AI—SI时代：为什么生命组织学转向更加迫切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与SI（Super Intelligence，超级智能）正越来越深入生产、金融、教育、医疗、管理和公共生活。智能系统可以帮助组织更快决策、降低部分成本，也带来算力与能源负载、就业重组、权责分离和技术集中等问题。因此，生产率提高之后，还要问：人的自主能力、健康、信托关系与和平条件是否同步改善？

这恰好把前文的K—Q诊疗学带到智能时代。如果技术提高了组织控制与资源汲取能力，却让劳动者、家庭或社区承担更多代价，K型断裂就可能加深；如果用GDE检验技术收益与负载，以组织信托明确授权、责任和承兑，智能能力便有机会成为Q型生命转动力的一部分。由此又出现一个问题：除了提高机器智能，能否建设让智能始终服务于生命的心智关系和组织网络？

为回应这一问题，我提出Double AM（Artificial Mind & Amorsophia MindsField / Network），即相互关联的两个AM：前者探索机器智能向Artificial Mind（人工心智）的升格；后者更着重建设Amorsophia MindsField / Network（愛之智慧信態场／网）。一个Mind与另一个Mind连接、交互，形成Minds；Minds之间进一步联通，形成MindsField / Network；Amorsophia（愛之智慧）贯通其间，通过“奖—抑—通”的激励、约束与联通机制，使AI—SI的发展接受生命效能与组织责任的检验。

因此，从AI for All走向AI for Life，意味着把“智能是否普及”推进到“智能是否真正有益于生命”的评价。经济学既要研究技术提高了多少产出，也要研究它怎样改变组织关系、资源负载和生命主体的持续发展能力。

十五、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估

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不断拓展经济学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人的心理与选择、贫困与教育、生态变化、金融脆弱性、制度差异和技术创新，经过不同获奖研究者的推进，成为更可解释、更可讨论、更可检验的问题。

其次，诺奖持续促进研究方法进步。行为实验、随机对照实验、自然实验、因果推断、机制设计、经济史比较和动态宏观模型，增强了经济学解释现实、识别机制和评价政策的能力。

再次，诺奖鼓励经济学与数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生态学与生命科学交互补益。学科边界的开放，使经济学能够从不同角度理解复杂经济生活，并积累跨学科知识。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这些成果在学术研究与现实治理之间建立了持续的联系：帮助设计市场规则、评估反贫困政策、理解银行风险、改进宏观稳定政策，并揭示制度和创新对长期繁荣的影响。

因此，本文所说的生命组织学转向，是在充分尊重这些重要学术贡献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综合性基础理论问题。不同诺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方法、事实和分析成果；共生经济学尝试以生命自组织、社会组织交互及其价值生成机制，将这些问题放在更整体的参照系中。

结语：从十年前的民本位观察，到今天的生命组织学转向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与赵启正先生讨论生態经济的价值参量，我提出GDE（Gross Domestic Effectiveness，国民生態效能／国民生产效能总值）；2008年12月在德国萨阿不吕肯欧盟学院，我强调社会组织的存在前提是生命信（孞）托。2010年，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报告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2015年，在密歇根大学明确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的相互作用；2017年，通过盘点此前十一年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讨论从官本位走向民本位；2026年，《共生经济学概论（修订版）》刚刚出版，又闻新一届诺奖揭晓，于是接续观察近十届获奖成果。

这是一条不断展开的理论线索：从经济产出走向资源能量转化的生命效能，从抽象经济人走向真实的“仨自组织人”，从市场与政府的二元摆动走向社区、市场、政府三大经济形態的交互共生，从组织权力与效率走向可验证、可追责、可承兑的组织信托。

十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行为、贫困、劳动、金融、制度、创新和宏观经济等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丰富了人类理解经济生活的知识资源。它们值得充分肯定，也激励我们继续追问经济学的基础问题：经济如何发生，价值如何生成，组织如何运行，生命如何受益？

生命本自具足，又非独存。有差异才能“和实生物”，避免“同则不继”。万事交互主体共生（Everything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生产回归生活，生活呈现生态，生态激励生命。

以生命为价值原点，以万事交互主体共生为生成法则，以组织信托为制度机制，以GDE衡量经济社会资源、能量转化的生命效能——经济学的生命组织学转向，由此获得了能够继续讨论、检验和发展的理论方向。

附录：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小知识

奖项的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六类诺贝尔奖项中唯一未列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的奖项。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纪念成立300周年设立该奖，正式名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首次颁发。

首届得主与丁伯根兄弟：1969年，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与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因发展和应用分析经济过程的动态模型获奖。简·丁伯根的弟弟尼可拉斯·丁伯根（Nikolaas Tinbergen）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人数、年龄与女性获奖者：截至2025年，经济学奖已颁发57届，其中26届由一人获奖、20届由两人分享、11届由三人分享，共99人次。2019年获奖时46岁的埃丝特·迪弗洛是截至当时最年轻的得主；2007年以90岁获奖的列奥尼德·赫维茨是最年长得主。女性获奖者包括2009年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19年的埃丝特·迪弗洛和2023年的克劳迪娅·戈尔丁。

经济学奖为何不限于经济学家？

1994年的约翰·纳什（John Nash）以数学与博弈论研究获奖；2002年的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来自心理学领域；2009年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具有政治学背景。这些跨学科获奖案例，反映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开放性。

资料与说明

一、钱宏：《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启示——也说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新时代转向》，2017年10月10日，复旦大学。本文沿用该文关于2008年通信、2010年报告、仨自组织人、三大经济形態及GDE的历史论述。

本文关于主体论、价值论、测量学、货币通论和组织信托的界定，参照钱宏：《共生经济学概论（修订版）》，北美科发出版集团，2026年9月。

本文关于Double AM，参照《将AI升格为AM》 Elevating AI to AM .Times Group Inc. September 2026年9

钱宏（Archer Hong Qian）:《共生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 ——从 K-Economy 的确诊到共生经济学 Q-Economy 的组织信托重建》，The First Principle of Symbionomics — From the Diagnosis of K-Economy to the Rebuilding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in Q-Economy. 愛之智慧网 https://www.amorsophia.com/article/10322；孞態场  ai-am.org

二、瑞典皇家科学院：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2026，2026年10月12日，https://www.kva.se/en/news/the-prize-in-economic-sciences-2026/ 。

三、诺贝尔奖官网：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sts/all-prizes-in-economic-sciences/ 。

四、诺贝尔奖官网：2025年经济学奖公告，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economic-sciences/2025/press-release/ 。

说明：本文对历届诺奖的比较属于共生经济学视角下的理论评论，不将不同获奖者的成果视为同一学派或直接思想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