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遥望桑树坪
回首遥望桑树坪
一
1985年春天，我去北京组稿，住在两个研究生同学的宿舍里。一天从外面赶回来，刚进屋，书彰和张先便迎了上来说： “朱晓平今天来了，想让你看看他写的几篇小说，又张不开口，怕你不愿意见到他。“
“怎么会呢！既然来了，就见一面嘛。“我随口应道，心中那些不愉快的回忆被扯动了一下：“朱晓平也写小说？”
“知青题材，写得不错。”
“你看过？”
“看过，写的真不错。”书彰重复了一遍：“他向《北京文学》几家期刊投稿，都被退回来。他们二五眼，看不出个好坏。”
张先说：“能帮就帮他一把，朱晓平现在过的挺不容易。”
第二天我没有外出，留在宿舍里等着晓平。上午十点左右，他来了，拘谨地坐下，拉过斜挎在身后的背包，从里面里取出一叠手稿，再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郑重递到我的面前，打火，点上，还是过去熟悉的套路。
我接过手稿，依坐床边，一页一页翻看。
手稿已被很多编辑翻过，稿纸磨出毛边。我很快就被小说的语言和故事吸引住了。五六个短篇，写一个名叫桑树坪的关中西北山区小村庄，贫穷闭塞，家族宗法势力横行霸道，文字粗旷，细节逼真，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跃然纸上。
我大致翻完，放下手稿那一会儿，心情有些激动，酝酿着该说些什么。那一刻，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拿在手里的这份东西，后来被印刷成文字，成了轰动一时的《桑树坪纪事》，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母校中央戏剧学院改编为同名话剧，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和当代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我同样也不会想到，因为这篇小说，我为它呕心沥血，我为它两肋插刀，我整个人生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我在编辑部工作，阅读作品、给作者提出意见和想法，养成一种习惯，相信感性，相信第一眼给我的感觉。我一下就掂量出这部手稿的份量，与方兴未艾的“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作品不同，对于文革期间摧残人性的极左思想既提出血泪控诉，更带有一股难以言说的生命厚重，带着戏剧学院四年熏陶烙下的印记，大量曹禺作品的观摩、分析和研究，《原野》、《日出》、《雷雨》、《北京人》…… 很多台词、情节和场面，掰开了揉碎了，一遍又一遍，入了他的脑，入了他的心，入了他的魂。
我抬起头，发现朱晓平正紧张地注视着我，等待我说出看法。
开头第一句话我说：“好，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
接下来我说：“这几篇小说独立成篇，分别发出去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有点可惜，不如把它们集中起来，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中篇。”
我使用了一个比喻：“如果你手里有几棵手榴弹，一个个投出去，响动不大，捆到一块，那就不再是手榴弹，而是一个炸药包了。”
我最后说：“找一条路子，几个短篇连在一起，淡化故事情节，着力于人物刻画，塑造一组各自独立又相互映照的人物雕像画廊，越过控诉，迈向命运那个古老而沉重的主题。”
二
我去北京组稿那会，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右派文学方兴未艾，一波接着一波，《班主任》，《今夜有暴风雪》，《黑骏马》...... 如同一颗颗石子投进水面，激起巨大波澜和回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文学的道路上喧嚣浮躁，挤满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书彰说的不错，没有关系，很难挤进这扇通往名利场的大门。
我和晓平的交往，其可以追溯到大学读书时期。我在《兵哥哥，兵妹妹》一文里提到过班上有位复员兵，因为买一块走私电子手表而与另一位卖表的现役兵差一点动手打起来。两位军爷都在我们班上，买表的哥们就是晓平。我和晓平之间也曾经因为一本书而斯文扫地，闹得很不愉快。
书是一本前苏联时期五六十年代“解冻文学”小说，白皮封面，内部发行。我从他手里借阅，没看完，撂在床上，不知道被那位仁兄混走。这件事说到底都是我的不对，我向晓平表示了歉意，找不回来，我进行赔偿。
晓平不相信，大学毕业，突然又想起这回事来。我正打点行李准备离校，他来到宿舍，黑着脸，非让我打开已经整理好的箱子，突击搜查，找出那本我告诉他已经失窃的苏联小说。
书彰说：“晓平，你做事不地道，人家已经告诉你，书不小心失窃了，你不相信，何况人家刚刚给过你帮助。”
晓平不吭声，低头翻查行李，书没找到，呐呐地走了。
在此之前，我曾帮助过他整理毕业论文。我们同属谭先生指导的戏剧理论专业，同组有书彰、张先、一波和阿李几位同学，相互之间自然比跟其他同学更近一步。大学毕业前，我们与指导教师去照相馆拍摄全家福，谭先生坐在中间，大家围绕周边，唯独缺了晓平。那一阵他灰头土脸，写毕业论文过不了关，谭先生发话：“不要以为在这里读四年书个个都能毕业出去，没那么容易！”
谭先生没把话说透，大家心知肚明，都知道指的是谁。
谭先生说：“你去找XX，让他帮助你整理思路。他要是能通过，你再来找我。”
晓平来找我时，也带一包烟，往桌上一撂，开门见山：“关键时刻，兄弟，拉我一把！”
帮他整理论文和丢失书籍这两回事不能随便联系在一块，我对晓平查我行李一事并不记恨，相反，我倒一直为弄丢了他的书忐忑不安，那是读书人的宝贝。
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后，我第一个卷铺盖走人，没走的同学为留北京，为进什么单位，闹出一地鸡毛。晓平毕业分配很不顺心，无单位要他，留在学校里，不能教课，在教务处帮助干些闲散杂活，因而苦闷，愤而写起了小说。这就是张先前面那句“能帮就帮他一把，朱晓平现在过的挺不容易”的来由。愤怒出诗人，悲伤和忧愁出散文家小说家，几乎可以看作规律。文学即人生人性和人心，诸事顺遂，心平气和，还需要文学做什么？不经历挫折磨难和别人的冷言冷语，很难写出风刀霜剑严峻而有激情的文字。晓平成名后，把这段日子轻描淡写成“毕业后留本院科研所工作”，那是虚荣心发作了，送送粉笔，打打开水，抹抹桌子，何来“科研”含量......
听完我对小说的评论，他涌上一阵冲动，想对我说几句感激的话，又知道我是一个并不怎么喜欢听好话的人，最后还是说了几句：“从前你给过我帮助，我没有珍惜，这是第二次了，你要是能帮我，我终身难忘。”
我打断他：“别那么说，是你自己小说写得好，感染了我。”
三
我给编辑部刘主编打去长途电话。我说，意外碰到一篇写得十分精彩的小说稿件，正和作者商榷修改，无法如期返回，可能在北京多待十天半个月。小说改好我直接带回去，务请留出版面编发。
那个年代很多作者一稿两投，文学期刊之间也相互打劫，我把小说直接带回去，以免节外生枝。
这十多天里，我和晓平一起工作、不是他到学校里来，就是我到他家里去。他写一部分出来，我马上拿起来读，提出意见，他立即进行修改，直到完全满意。我说行，差不多就是它了。底下没你什么事，我拿回去，文字方面做一些润色，你静待好音！
我想简单了，我完全没有想到，编辑部正在发生变化，刘主编准备退居二线，不再看阅每一篇准备发表的稿件，提了一个他所信任的徐姓副主编上来，让他把关，执掌审稿定稿的生杀大权，我带回来的小说，交到他的手里，几乎胎死腹中。
徐副主编中等个头，微胖，喜气洋洋的脸盘上架了一副白色框架眼镜，刚入党就升官，被委以重任。徐副主编文革之前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进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我曾跟着他去北京出差，听文学所长刘再复讲座。他跟从前的同事介绍，让他们对我多多关照。我能感受他的用心。他们在一起说笑，我在旁边聆听。我晚了一辈，陪着笑，笑着笑着，感到孤独，也感到乏味。徐副主编看出来，以后不再勉强我去。
我出身于戏剧理论专业，毕业论文被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全国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选》专集里，几篇论文则刊登在山东大学《文史哲》和《南京大学学报》上，不久前又看到2020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曹禺“北京人”研究》专集，收录了我的一篇戏剧论文，猴年马月，连我自己都回想不起来。几十位文章作者的名字如雷贯耳，柳亚子、老舍、李健吾等等。我是班上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本来也可以走入理论研究的象牙塔，我却选择了文学杂志社，去跟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作者打交道。
我可能在胡说八道。相对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非常枯燥。很多大学中文系出来的研究人员，肚子里装了学问，从来不搞创作，却也头头是道地指导别人进行创作。这好比没有踢过球的人当了足球教练，指导训练比赛，泛泛说些“你好好踢”、“你使劲踢”之类。理论和创作实践脱节，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培养一些坐而论道的理论工作者，这个现象存在已久。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钱钟书，比如刘再复。
我看过曹禺先生谈自己创作，说写作《雷雨》等名著时“掉进泥坑里打着昏迷的滚”。曹禺先生的女儿万方说：从最不能明白的地方下手，那里藏着最可贵的东西（大意）。我以为说得极好。艺术创作纯属个人感受，非要制定出一套标准，条分缕析，拿准主题，唱响主旋律，把写什么怎么写规定得明明白白，甚至区分出“正能量”、“负能量”，曹禺后来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创作歌颂民族团结主题的《王昭君》，老舍后来为配合时事和政策创作的《龙须沟》，一曲曲颂歌，时过境迁，什么都不是。
四
从北京回来，着手对《桑树坪记事》进行润色，从文字到标点符号仔细检查，对一些过于陕西方言的字句进行处理，改得比较通俗，易于非北方籍读者阅读时领会。我修改时再一次被作者的笔下人物所打动，这种心灵触动以往编发稿件时很少出现过。我毫不怀疑这篇小说的文学价值，一经问世，必然引发注意，必然会被《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等转载。《中篇小说选刊》是福建出版社的一家刊物，遴选各家期刊上发表的中篇小说，虽然带有他们自己的偏好，却成为各期刊一块兵家必争之地，广大文学爱好者心目中的一根标杆，乃至于编辑部做了规定，谁编发的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选中，谁的月奖金里增发100块人民币现大洋。
中篇小说这个体制在文革之后中国文坛上一时爆发，有其背后的社会原因。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属于三个完全不同的写作体制。短篇小说不好写，小说里的情节和人物性格，提炼在一个相对简短的时间框架内，类似竞赛项目里的100米短跑，起跑，发力和冲刺，每个动作要求都很高，比中长跑和马拉松项目更加引人注目。 中篇小说有其迂回情节的天地，刻画人物性格不似短篇小说那样挑剔，又不像长篇小说那样思想厚重，介乎两者之间，比较适合文革浩劫之后文学创作环境：历史急转弯，人们有了反思的冲动，却来不及深刻思考，更来不及凝成精湛的艺术形象，眼光转向原来并不起眼的中篇小说，让中篇写作大放异彩。和《收获》、《十月》、《花城》一样，我们都以中篇小说作为每期作品的重头戏。
小说修改完毕，我填写好一篇完全肯定的编辑意见，徐副主编接过去，说他先看看。
做为一名普通编辑，我能做的工作，到此为止。
底下一期刊物印刷出来，《桑树坪记事》不在发表的中篇小说之列。
我们这样的大型文学期刊，两个月出版一次，每期以中篇小说打头，发表三至四篇中篇小说，再配上几篇短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很多著名作者的稿件，无论质量好坏，投稿或约稿，来了就得发表，否则得罪不起。有时稿挤，一时发不出去，也跟作者交待，下面一期或下下面一期一定发表。这就是所谓“排期”，并非合理，但是合情。
我把情况告诉晓平，他表示能够理解。
但是下面一期仍然未能发表出来，再下面一期还是发表不出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心里开始打鼓，难免也发牢骚。一本杂志文学趣味的高低，发表什么作品，哪一篇作品放置头条，其实都取决于审稿把关最后的那一个人。杂志社创建初期，编辑部里的骨干为三四位军队系统转业的老编辑，有的当过右派，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鉴赏，军爷们基本上停留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阶段，我们相处和谐，他们在思想上并不固步自封，也不排斥文学新人，尤其刘主编，军队总政文化部转业，曾与《七根火柴》作者王愿坚同室操笔， 却能接受新鲜文学流派和文学新人。杂志社后来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三番五次因发表作品里包含“严重政治错误“而受到中央宣传部和省委宣传部的严厉批评，如陈布雷女儿陈琏的文章《我的父亲陈布雷》，揭露红色高棉波尔布特集团残暴行径的报告文学（引发柬埔寨大使馆抗议）。对于上面传达下来的压力，编辑部虚心接受，认真检讨，坚决不改。刘宾雁先生困难之际，编辑部特邀他参加笔会，发表其文章，我那次也做了他文章的责任编辑。二十年后在北美某个场合再次见到刘宾雁，我向他提及往事，他记不起来，我提到刘主编，他点头称是。
我一直搞不明白，《桑树坪记事》这样一篇现实主义作品，朴实得掉渣、发表之后立即引发广泛社会反响，艺术手法上没向任何“意识流”等西方文学流派的借鉴，贩夫走卒读得，引车卖浆者流读得，堂堂一位大学中文系毕业、国家最高文学研究机构出来的徐副主编拿在手里，居然掂不出它的份量。
五
徐副主编终于来找我沟通了。他手里拿着两份手稿，一份是我已经编辑好的《桑树坪记事》，另一份是乔雪竹刚刚寄来尚未编辑的中篇小说，我实在想不起它的名字。
两个作者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乔雪竹大学读书期间即发表作品，《遗忘在病床上的日记》（后改编为电影《十六号病房》），长篇小说《无碑年代》、《城与夜》等等，后因编剧署名问题引发新中国首例著作权纠纷，被人提告，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侵犯他人著作权，此案列为全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乔和朱都属班上好佬，乔的文字具有张洁小说里的张力和细腻，人物内心挖掘有深度，带着某种病态美感，班上同学背后叫她“老翠喜”。某次上课，授课老师站在讲台上，尚未开口，她突然站起身来，环顾四周，莲花指一翘，指向那位带头喊出“老翠喜”的始作俑者，说道：对不起诸位，我的名字不叫“老翠喜”，我的名字叫“乔雪竹”！威而不怒，正本清源，老师和同学一阵愕然。此举不仅未能消除掉那个绰号，反而作为一个场面一个桥段流传下来，姑奶奶的屁股，谁都摸不得。
乔和杂志社打交道，在我进入编辑部之前。她越过普通编辑直接找到刘主编，不称刘主编刘老师，称刘叔叔。她家里或许有军队背景，闹出那段法院官司，听说惊动彭真，彭真出面试图摆平，乔却不折不挠，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直到官司输了。
徐副主编来找我，不知道有没有刘主编的意思，委婉再三，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这期中篇小说里又不能发表《桑树坪记事》，编辑部的宗旨历来是“培养年轻作者，培育文学新人”，让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的晓平给大出他好几岁且已小有名气的乔雪竹让路。
徐副主编走后，我立刻给晓平打去电话，如实相告，你名气不够大，这一期眼看又要泡汤，你和“老翠”撞一起了。晓平问我怎么办？我说，或者再等一等，或者把小说转给其他编辑部发表。我又说，能不能去找一下“老翠”，请她主动提出撤稿，随便找出一个借口，比如还想做进一步修改，把发表日期往后推迟一期两期，对她并没有什么损害。如果由作者那方面提出撤稿，徐副主编就不好说什么了， 一时难以找到适合作品，说不定就把《桑树坪记事》顶替上去了。
过了几天，晓平电话回我，说去了一趟，该说的都说了，“老翠”不肯。
晓平说他抱着一两岁的孩子过去，上了楼，敲了门。进了“老翠”家门，说明来意，“老翠”说什么？为什么要我撤稿？稿子面前人人平等，谁写得好，编辑部自然会做出选择，不撤不撤，绝对不撤。
晓平说他一时急躁，往孩子屁股上拧了一把，孩子疼得哇哇大哭，“老翠”仍然不为所动。
晓平去世，我把这一件事放在班网上，立即有同学私信我，说那是一家之言，孩子是个道具，他听来的是另一个版本：晓平请“老翠”撤稿，“老翠”不肯，晓平跪在地上求她说，我已经走投无路了，老婆提出要跟我离婚，你高抬贵手。
两个版本，一地狗血。我听后很觉震动，我让你去，我可没让你抱孩子去，也没让你给人跪下。都说文学作品百态人生，文学作者何尝不是人生百态。
乔雪竹的小说发表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接着又把底下一期筹备好的稿件送往印刷厂，仍然不见《桑树坪记事》。我终于坐不住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指的是通过私人关系把这篇稿子转给《收获》或《十月》编辑部。
做出这个决定后，我想还是直接找刘主编谈一谈，把话挑明，免得做出不仁不义的事情。我走进主编办公室，直截了当：“老刘，这工作没法干了。”
刘主编吃了一惊，问：“怎么，出了什么事情?”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刘主编听完，安抚我说：“你先别急，我来看看这篇小说。”他从徐副主编那里要来小说，塞进公文包，带回家去晚上阅读。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美编老罗拿着《桑树坪记事》手稿来到我的办公室，拉把椅子坐下，说：“老刘昨天看了，拍板决定，小说立刻送印刷厂，这期发表，上头条！”
“老刘真那么说了？”
老罗说：“我还骗你不成？老刘让我过来跟你商量，如何配插图？配多少？配在哪里？”
我如释重负，对晓平有了交待，同时也误解了刘主编。我和老罗商量了一会，悄悄来到总编室，拨通晓平的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
老罗连夜找人插图。我下班后骑车回家。骑到半路，突然想起什么，一个拐弯，折回头，折回编辑部里。
我取过明天要送往印刷厂的小说手稿，拿起笔来，把小说题目从《桑塬》改成《桑树坪记事》。《桑塬》是晓平本来起给小说的名字，我不满意，觉得陕西地方色彩重，不够通俗，念起来不够响亮，一直想给它换一个题目。
《桑树坪记事》后来单独成书，又被改成话剧，这个名字一直被保留下来。
六
小说发表，引起文坛震动，《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各种评论一拥而上，朱晓平声名鹊起，一时风头无二。
几个星期之后，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编辑部打来电话，让小说责任编辑赴京，撰写一篇关于小说的评论文章。刘主编让我去一趟北京，找一个叫林文山的《红旗》杂志编辑部主任。这件事情我在《与牧惠先生的一面之交》里写了，牧惠是林文山的笔名。我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红旗》杂志上。
小说发表引起的反响，我给《红旗》杂志写的文章，让徐副主编对我的态度骤然转变。我很不理解，除了对晓平以实相告，除了直接去找刘主编摊牌，我可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到他处理小说时的犹豫踌躇。
徐副主编提为副主编之前，和我一样是一个普通编辑，负责联络华东地区作者。徐副主编经常说，当一个好的合格的编辑，就要牺牲自我，甘做人梯，全心全意为作者服务。
徐副主编爱打小报告的习惯其实我早有察觉。我在《人啊，人！》一文里写过去刚来编辑部时火车站迎接作家戴厚英的一段往事。戴厚英是上海作协专业作家，属于徐副主编联络的作者，来稿处理以及送往迎来等事项应该由他自己亲历亲为，不知为什么，徐副主编那次没有前往车站接待，而是通过刘主编把这件事情摊派给我。
我去了，从车站接出来戴厚英，领她住进了宾馆。自始至终，脸上带着微笑，自以为过程完美，无懈可击。可是没过几天，还是被戴厚英给投诉了。刘主编把我找了去，转弯抹角，批评我没给她把两件行李都提在手上。
多大的一件事啊！
刘主编批评我的时候，我没往心里去，没进行什么辩解。事后反思，妇女同志，尤其有了一定成就而且又在经历什么特别时期的妇女同志，心思往往是很难捉摸的，能躲就躲远一点吧。同时我也模糊感觉，一定是戴厚英先跟徐副主编做了抱怨，徐副主编拿着鸡毛当令箭，向刘主编汇报了。早已被淡忘了的一件小事，在职称评定的时候，又一次被隆重提了出来。徐副主编说作为一个编辑，我不合格，反对评定我编辑职称，说我最多能当一名助理编辑。
我曾一遍又一遍地把徐副主编往好里想，尽可能为他找出一些理由。他从小地方出来，走到今天并不容易；他并不反对发表《桑树坪记事》，一时拿捏不定，或者从宏观大局出发，推迟一下，等待更好时机；我越过他直接去找刘主编，对他缺乏信任和尊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等等。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他一次次推掉稿件的过程中，从他闪烁不定的言辞里，我确确实实感到他对文学艺术缺乏直接感受的判断能力，对《桑树坪记事》没有任何肯定和欣赏，小说在本刊没有发表的希望，这样我才去找了刘主编。
徐副主编对我痛下重手，我开始被边缘化，职称评定中差一点没能过关，住房分配时也遭到打压。所有这一切刘主编不会不知道，但他能说什么？他即将退居二线，徐副主编由他亲自选上来，介绍他入党，提拔他为副主编。
全国科教文单位评定业务职称，发生在《桑树坪记事》发表之后和获奖以前，大约1986/1987年前后。编辑这个职称相当于大学里的讲师，助理编辑相当于大学里的助教。刘主编申请编审，徐副主编申请副编审，都相当于大学教授和副教授。编辑部里七八个同事，论资排辈，除了刘和徐，就是老罗和我，其余都是在我后面分配进来的大学毕业生。上面分配下来的名额，除了编审副编审，除了编辑部那个管理收发事务从农村调上来的小杨姑娘评为助理编辑，其他人员一律评为编辑。徐副主编硬要把一个编辑职称退回去，换一个助理编辑职称，专为我而定。
我穿了小鞋，编辑部和作协机关单位同事引起一阵议论。我站起来说：“算了吧，我当助理编辑也不合格，我不参加职称评定。”
卡在这个节骨眼上，《桑树坪记事》获奖了，总不能让我以初级职称的身份上台去领这个大奖吧！
刘主编打着圆场说：“别别别，有话好好商量。”
商量的结果，给予我编辑职称。我不领这个情，从半躺平状态完完全全转成了躺平状态。
七
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每年一度的这项评奖活动，万人瞩目。几十篇推荐小说入围，经过评委投票，最后选出其中十篇小说。
躺在病榻上的巴金先生也参加了投票。
投票结果，仅有两篇中篇小说获得全票，《桑树坪记事》在获奖名单中排列第一。这种荣誉从杂志社创立到我离开未曾有过，我离开后，不知道是否还会有过。
因为拔得头筹，那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颁奖活动选在杂志社所在城市举办，具体地点定于国内酒店首屈一指的金陵饭店宴会大厅。当红炸子鸡朱晓平提前两三天抵达，入住酒店豪华房间，一副座上客的姿态接受记者采访。
我决定不参与盛大颁奖活动，不去领取那份应该颁发给我的“责任编辑证书”。
一共有三个得奖证书需要在大会上颁发，分别授予小说作者、责任编辑和编辑部。同时我又在期待，期待晓平来找我，我向他解释为什么不参加颁奖活动。
老罗后来告诉我，我不肯领取“责任编辑证书”，刘主编和徐副主编去找其他同事，让他们上台代领。同事间相互推诿，谁也不肯出面代领。无奈，徐副主编自己上台去领了这个奖项，在编辑部和作家协会机关内部又引起很长一段时期的交头接耳。
晓平在我们这个城市住了大约一个星期，没和我见一面。晓平后来不提他领奖的事，我也装作不知不问。但我心里清清楚楚，两次帮助过的人，在我需要理解和帮助的时候，过家门而不入，去赴一场接一场满汉全席，把酒言欢处，觥杯交错时，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我这个老同学早把我甩到脑袋后边去了。小说发表前需要我鼎力相助，小说发表后就是另外一个崭新的故事了，相比徐副主编，我能在他今后成名的道路上提供多大助力？世态炎凉，我已经是个多余的人，如果我还把这当作友情，腆着脸往上凑，只能说自己不长记性了。
中国的“士大夫”即所谓知识分子讲究的是“三十功名尘和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不例外。从中国去往加拿大，跨越万水千山，何止八千里路。离开编辑部的时候，每期出版杂志封底下面，可以找到编辑部主编、副主编和编辑的姓名，我的名字在编辑里排列第一。到了加拿大，从来没有提过我和《桑树坪记事》的关系，偶然去公共图书馆翻阅中文报刊，翻出很久之前的老杂志，仍然可以找到我的名字，不过已经按姓氏笔画移到了最后一位。那一阵，我忙着在饭店和旅馆里找饭辙，给人洗碗，钻进人家的卫生间里清洗马桶，以后又进学校从头学习计算机编程。晓平告诉我他们“血管里流的都是油”时，我刚刚考入联邦政府工作，心如止水，波澜不惊。
班上同学曾经议论，说我是一个好编辑，编辑部是一个好地方，为什么要移民出国，给人打工，可惜了。我苦笑说：“士可杀不可辱”。
吞下苦水的时候，我想起一个叫陈骏涛的人，文质彬彬，徐副主编在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同事，我见过他一面，经常在国家级别《文学评论》上发表大块文章，前几年，移民去了美国。
为什么我不走移民这一条路，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八
1998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首站北京，没跟任何同学打招呼，悄悄去了戏剧学院。学院的大门移到另外一边，气派大了。穿制服的门卫拦住我，让我出示身份证件。我拿不出来，我说我在这个学校读过书，我的同班同学张先现在当戏剧文学系主任。
门卫一个电话把张先叫出来。张先把我带到系办公室，几个电话打出去，一个多小时里十几个在京同学赶过来看我。
十几个同学里有朱晓平，寒暄几句，塞给我一本最近出版他的新书，书名《大栅栏》。我来不及翻看，塞进背包里，转身与其他同学交谈。
回到住处，我拿出他送我的新书，第一页上写着“敬请指正”之类客气的语言。与十几年前一样，我倚着床边，翻着书页，大致看了一遍，却找不到当初读《桑树坪记事》的感觉，胡编乱造的痕迹非常明显。
叹一口气，我把书扔一边去了。
晓平出现在班网上，俨然一副大牌做派。有次提到余华的《活着》还是《许三观卖血记》，他说“小牙医”做人很不厚道，抄袭了他的构思。他和余华、王朔、刘震云等人参加一个笔会，他说了一个故事，余华听了，回去写进自己的作品。
大家都不说话，我开口说了。我说恐怕不能简单归于抄袭，你的故事正好启发了他，打开了他的生活积累。他写出来的不会完全跟你重样。
一半是玩笑，一半也当真。我说：你跟余华、刘震云差不多同时起步，起点比他们还高，如今你和他们差别大了，幸亏这个故事被余华写了，让你写，写成另一本《大栅栏》。
晓平并不恼火，从网上传给我看他和杂志社围绕着《桑树坪记事》的争论，点着徐副主编的名字叫骂：你们说发现了我培养了我，你们算老几？如果不是沾了我的光，发表了我的小说，谁会知道你们杂志社！
晓平又说，你们太欺负人，当年也是这样欺负XX的！
点了我的名字，为我出了一口恶气，我还是叹了口气，你早干什么去了！我不打算发表任何观点。
晓平去世前，我托请同班同学老曹，去往医院看望他，把我的几句话带给他。我说了很多，最后说如果重新经历一遍，如果还有如果，我绝对不会帮助你！
老曹还没赶到医院，晓平人已经走了。
我曾一度在同学中呼吁把乔雪竹找回来，大家光着身子来，半截身子已经埋进了黄土，叙旧可贵。班网上无人作答，我问一位曾经和她走得较近的同学，回答：谁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和北京同学聚会后，我赶回南方，破帽遮颜，不在朋友中走动，但还是被过去编辑部的老同事知道了。因癌症住在省级机关医院的刘主编，从病房里出来请我吃饭，老罗和俞胶东作陪。俞胶东小我一岁，其时已担任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刘主编拉着我的手，关切问起外面的生活，绝口不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老罗饭后陪我沿街行走，悄悄告诉我，你走后不久，编辑部闹翻天，徐主编和新提起来的范副主编为某一件事情打了起来！
我吃了一惊：打起来了！是差点打起来吧？
老罗说：不是差点，是真的动手了。
徐副主编由刘主编亲自提拔上来，没有什么后台，范属后起之秀，也由刘主编“隔代指定”，后台却十分了得，徐副主编和范打起来，刘主编肯定站在范的一边。不用解释，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范离开编辑部后投身影视行业，编导电影《春光烂漫猪八戒》等。
第二次回国，刘主编已经去世，老罗忿忿不平地告诉我，老刘的追悼会上，徐副主编不肯过来送行。
我希望徐副主编读能够心平气和读到这篇文字。有朋友说，你哪里是写几个与你相关的人，你分明写出了中国文人的生态和他们难看的吃相。我想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不仅仅存在于那些“高大上”的文学作品里，不仅仅存在于那些文学研究专家学者们的宏大叙事里，它们更出没游走在作者、编辑和评论工作者的灵魂深处，否则也不会有鲁迅偷窥弟媳妇洗澡的美谈了。我离开编辑部移民出国的最后几年，可能从1987年往后，杂志社因经费窘困捉襟见肘，与洋河酒厂合在一起办刊，刊物上明白写出了两家联合办刊的宗旨：“走一条亦酒亦文的办刊道路”，酒厂董事会董事长的名字和杂志主编的名字并列放上了封底，酒厂董事长也参与作品发表的最后拍板。一段时间里，堂堂一本文学大刊，大块版面成了酒厂的通讯报道，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酒厂的庆典和促销被写成报告文学，蔚为大观地出现在全国文学期刊“四大花旦”上面。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我爱洋河，也爱双沟，但我更知道葡萄美酒不是文学，文学更应该是血管里流淌出来的血，而非夜光杯里晃荡的酒。所谓现当代文学研究，除了光鲜亮丽，谁也无法回避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实。
徐副主编后来成了执行主编、主编，获紫金山文学编辑奖及优秀出版工作者称号，退休之后笔耕不辍 ，写作《编余丛谈》等，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我很难想象他和别人扭打在一块的样子。
风流云散，感慨无限，那些曾经的合纵连横，那些曾经的勾心斗角。
蓦然间想起元代陈草庵在《山坡羊.晨鸡初叫》里所写:
晨鸡初叫，昏鸦争噪。哪个不去红尘闹？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
（写于2026年10月8日，原发《白桦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