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的科创路线，彰显毛泽东的深谋远虑

毛泽东的一大历史功绩，是他全面推动了新中国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路线。其中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是无产阶级的科创路线。那么无产阶级的科创路线，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以人民，以大多数人，为中心，而不是以资产阶级和少数人为中心，通过以公有制为主导，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创新的精神，不依附于他人，不指望依靠内部极少数资产阶级或外部的资产阶级力量，来全面提高中国人的文化和科技素质，推动科技的发展，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大量出现。

毛泽东时代产生的各种重大科技成果，实际上太多了，以前也多次提到过。那么，作为对照物，资产阶级的科创路线，又是个什么东西？这当然就是无产阶级科创路线的对立面，它是指通过私有制，搞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形成基于一般等价物的等级制，催生资产阶级，所谓“先富带动后福”，再以资产阶级为中心，来控制文化和教育活动，推动科技的发展，促进科创成果。

一般都认为，美国，欧洲国家，日本，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产阶级科创路线的代表。而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这些新兴国家，地区，一般那也都是走资产阶级的科创路线。但资产阶级科创模式，实际上必然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就以近年来台积电被迫迁移的新闻为例，这个案例足以证明，以美国为中心的“资产阶级科创路线”，确实存在严重问题。比如台湾当初搞技术预测，政府推动电子芯片产业落地，大搞资产阶级科创，看似成功了。但几十年后，随着中美贸易战，美国不断要求对华技术封锁的趋势，又开始对台湾施加压力，这就要求台积电向外转移现有的生产线。然而，一旦最先进的纳米级生产线从台湾被抽离之后，台湾本土的整体产业优势必然会大打折扣。

回顾当初，台湾的中华民国，是类似于美国的卫星国，在冷战期间受到重点扶持。进入改开时代，台湾的政府开始做技术展望，预测和开发了八个重点方向，作为其中唯一一个范例，电子芯片行业，是成功地抓住了时代的机遇。其实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最后产生了以台积电为首的众多大牌企业。

但我们也完全可以预料，在台积电迁移到美国之后，大的趋势，像华硕、技嘉这样的大牌企业，技术优势也维持不了多久。因此，台湾的产业优势必然会渐渐没落，荡然无存。台积电是个很好的案例，它足以说明，以资产阶级为中心搞科技研发，走依附美国的道路，最后必然存在瓶颈，结局又证明此路不通。

由于资产阶级本质上是个惟利是图的群体，又由于美国相当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大本营，资产阶级必然会以美国为中心，来构筑自己的产业布局和利益链条，那么台湾迟早会沦为美国利益的牺牲品。而且这并非是特例，也绝不只是台湾的宿命。乌克兰战争爆发的大量案例，大量企业和人力资源的迁移，也足以说明，欧洲国家，即使像法国德国这样的西欧强国，也难免会沦为美国利益的牺牲品。

那么，类似地，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尤其是随着中国制造业的成熟、体系化和现代化，未来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和产业的开发进程，仍然依附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那最后就还是会重蹈覆辙，为他人做嫁衣。尤其在大量的第三世界新兴资产阶级崛起后，这些人必然还会跟着美国走，中国自己反而会逐渐受到孤立。

所以，这时就能看到当初毛泽东推动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及其科创路线的远见卓识。以中国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与美国那套全球化模式必然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时，中国式现代化也就必须走无产阶级的科创路线。这也是唯一的出路。只有当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有本质的区别，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美国产业体系，才会遇到很多有效的制度和文化屏障。美国对于人才，没法想挖就挖，对于企业，生产线，也没法想迁就迁，台积电式的悲剧才不会发生。这时，中国的发展模式才会具备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比较优势，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广这套模式，才能有效避免美国的强大吸附效应。

从这个角度分析，回过头再看，毛泽东的很多战略布局和政治经济学的思考，都是非常深刻，富有哲理的。比如对货币和工资的激励问题，毛泽东反对简单地通过这种市场化和经济等级制方式来促进工人的积极性以便带动科技创新。为什么？这不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更是因为货币化的激励方式，有赖于资产阶级主导的金融霸权。在这种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制度安排下，所有的创新，都必然围绕资产阶级的控制权而展开。而在世界秩序中，这其实也就等于是围绕着美国主导的金融和资本主义制度体系而展开。

因此，所谓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科技创新，在本质上，也就是首先为极少数人服务，最终，则是为美国服务。然而，中国同美国的世界角色又有本质的差异。作为最核心的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世界中心？

考虑到中国规模太大，人口太多，无产阶级又占据绝对多数，而且地理条件又太复杂，地区差异也太大，处于这种状态，所谓资产阶级的世界中心地位，对中国而言，显然没有可能性。甚至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数量一旦膨胀，全世界的资源恐怕都跟不上，再加上阶级斗争引发中国的内部冲突，内讧不断，东亚大陆必然再次走向分裂。

正是基于这种复杂的考虑，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毛泽东也就只能避开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那么，既然普遍化的单一世界货币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国内的货币，一般等价物，同样也会诱导资产阶级的复辟现象，那么要在较低生产力水平下快速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当然也就只能搞非货币化的配额制。这时，才会出现各种特殊的政治控制方式，比如粮票肉票，各种限制性的凭票供应手段。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不只是源于物资的短缺，更是源于毛泽东的战略思考和制度设计。也只有以这种方式，中国才能避开由美国控制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模式，这才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面发动群众，激发革命热性，大力发展无产阶级的科创路线。而此后到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依托于毛泽东时代奠定的无产阶级科创路线，打下的坚实基础，这才得以成功。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分析，毛泽东时代最成功的重大科创案例，最典型的几个代表人物，比如钱学森，陈景润，袁隆平，屠呦呦，他们为什么不去美国发展？这其实也就体现出了无产阶级科创路线的特殊性。这些无产阶级科创人才，在美国根本也没法充分发展，甚至只会被淘汰。钱学森就不用多说了，他虽然在美国求学，走向成功，但因为政治因素，被认为不可靠，最终被拿下，甚至被软禁，只能离开美国。钱学森真正如鱼得水，取得巨大成就，是在中国，并不是在美国。

相比之下，陈景润的家庭条件更差，与家境优越的钱学森更是没法比。从美国的标准来看，陈景润的特点，其实是有点类似于智障，他事实上没有独立生活能力。陈景润之所以能成功，几乎是全靠毛泽东时代的单位体制以及社会福利政策，尤其是后期，中共的党组织，上级部门，要求单位大力支持陈景润，提供了特殊的关怀照顾。甚至于，在文革期间，当时是身为第一夫人的江青，亲自批示，要求组织提供条件确保陈景润全身心地投入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科技攻关，这才让陈景润安心做科研。而晚年的陈景润，对江青始终非常感激，每年都到墓前祭奠这位为曾他的事迹感动、落泪并作出亲笔批示的前第一夫人。

袁隆平的成功，同样也是依靠毛泽东时代的特殊组织模式，比如1966-1976这十年，杂交水稻项目在中国全国各地大量搞实验田，大量的农民参与杂交水稻的种植，这在美国根本没有可能实现。所以说，袁隆平的成功经验不可复制，只有在中国才可以实现。让袁隆平去美国发展，在私有制的各种限制条件下，早期的大量杂交水稻试验项目根本就难以推进，袁隆平几乎立刻就会变成废才，恐怕只能转行，因为美国没有私人公司会不计成本，聘用那么多农民任劳任怨地为袁隆平干活。

屠呦呦更是这样，所谓中医，在美国就不算是科学。在毛泽东的指示和批示下，当时屠呦呦的研究项目，科研路线，只有在中国国内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假设当年屠呦呦跑到美国去，那有极大的概率，会跟陈景润和袁隆平一样，很快陷入困境，英雄无用武之地，最终只能改行。

即使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类似的足以比较中美两条科创路线的经典案例，这就是张益唐。美国出了个张益唐，好多海外华人就开始使劲吹捧美国，说美国的科研环境更好，能否发现人才。但事实证明，张益唐博士毕业后，长期找不到工作，这就只能一直在美国的餐馆里刷盘子，混口饭吃。

张益唐出生成长与上海，这不像陈景润，他的家庭条件要好得多，而且他完全有自理能力。但张益唐近五十岁才在朋友的介绍下，在美国找了一位华人餐馆服务员结婚，这样的案例，难道能说明美国重视人才？由资产阶级控制的科创环境，真的更好？

虽然到后来的阶段，张益唐对于孪生素数问题，给出了新的研究思路，作出迄今为止相关证明的最佳结果，接下来也就迅速地被美国的大学聘用了。但这大概也不能说明美国的资产阶级科创环境真的更好，而反倒说明美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势利的很，这的确是典型的功利思维，资产阶级的科创路线。

否则，此前在张益唐刷盘子的那么多年，美国那么多大学，科研机构，他们早干嘛去了？美国的伯乐为何不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支持张益唐早点作出更大的贡献？美国的那些“温良恭俭让”的第一夫人们，怎么从没有为之感动，亲自批示，关心关心这位面黄肌瘦、形影相吊的亚裔无产阶级博士？

由此种种现象，也可以验证，一些海外华人使劲鼓吹的美国那套所谓全世界第一的科创模式，正是最典型的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科创路线。张益唐的侥幸成功，恐怕根本没有什么代表性。这个案例反倒说明，张益唐只是家庭条件相对优越，运气也比较好，没有被尽快地淘汰掉，最终碰巧做出惊人的成果。

但事实上，美国近乎白热化的资产阶级竞赛，早就在市场体系中淘汰并扼杀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只是资产阶级的洗脑传销广告每天滚动播放，所谓世界灯塔的宣传效果，仍在不断吸引家庭条件更为优越的新移民大量涌入，展开日趋白热化的资产阶级逐利竞赛。在全美，类似于张益唐的人才，新移民，数量多得很，但绝大多没能取得什么成果，更等不到张益唐中大奖的那一天，也都绝不会迎来所谓美版“范进”逆袭成功的皆大欢喜结局。

当然，据张益唐自己讲，他认为中国国内科研环境不好，太世俗。而他在美国，哪怕去餐馆洗洗盘子，也能安心，稳定地搞数论科研。但张益唐这番话也有不准确的地方。这可能部分源于他是来自上海。说起来，上海这座城市其实是最像美国的中国城市，这一点甚至超过香港。张益唐说中国很世俗，那大体上可能是以他的家乡上海为参照物。

然而，上海本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推动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进程的主要策源地。之所以形成今天的这种极度功利和世俗的局面，这正是因为邓小平上台之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变相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科创路线，要与美国接轨。而上海的各级官僚此后更是彻底否定柯庆施张春桥王洪文这些在上海起家的左派领导人，彻底地从左向右大转弯，这是中国与美国进行最全面接轨的国际大都市。

张益唐似乎认识不到，中国的城市，再怎么与美国接轨，它的无产阶级群体，也不可能有美国那么高的工资。这就必然存在国际差别。张益唐家境还不错，这才能跑到美国顺利拿下名牌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洗盘子，相对于上海，工资当然高得多。那么他搞个小房子当住处打打零工继续研究数论，还是比较容易的。相反，在中国，在上海，刷盘子待遇太差，这就买不起房子，无产阶级显然也就没有可能研究数论。

如果这么一对照，我们也就能看出来张益唐观点的荒谬之处。今天的中国，上海，之所以再也不能包容像陈景润这种无产阶级科创现象，几乎再没有无产阶级创造的任何奇迹，恰恰是因为美国因素发挥了最关键的破坏作用。而张益唐并没搞清其中的因果关系，他在美国刷盘子能幸运地中大奖，上演当代“范进中举”的一幕，正是因为此时美国大搞全球化，跨国资产阶级可以到上海等地投资，到处割韭菜，那么美国的大资产阶级，华尔街，再对美国的工人阶级给点小福利，其实也只是些蝇头小利，确保美国刷盘子的工人工资不会过低，借此反衬美国的世界灯塔形象。

但这一切闹剧，却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所谓资产阶级主导的科创路线，真的有张益唐宣扬的任何历史功绩。因此，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资产阶级科创路线的荒谬之处。而无产阶级的科创路线，最关键的标志，其实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这也是右派官僚集团、跨国资产阶级以及张益唐这些全球化的“范进中举”受益者，所绝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正是由于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的科创路线，陈景润的科创奇迹，从此也就变得再无可能。因此，要确保毛泽东推动的无产阶级科创路线的可持续性，形成一种普世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和创新文化，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也就必须为文化大革命翻案。

我们应该看到，毛泽东留下的历史遗产，非常具有现代气息，而且也具备一种普世价值。这也正是毛泽东与霍梅尼或日本天皇这样的右派路线和传统卡里斯玛魅力型领袖的最大区别。而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它本身，也正是现代世界的最关键转折点，只有通过文化大革命及其推动的无产阶级科创路线，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才能彻底扭转现代世界中不断鼓吹美国至上、资产阶级万岁的霸权主义文化意识和资产阶级科创路线。

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深邃之处。毛泽东很清楚地看到，所谓以美国和资产阶级为代表的逐利性人格，其极限形态，也就是一种类似于病毒文化的生物学范式。这甚至是基因在编码后的内在逐利机制，彻底地理性化乃至物理化的自然神经反应，甚至于，身处演化过程中，病毒种群自己也控制不了其价值判断。作为病毒的特殊编码机制，对病毒种群而言，愚民文化和洗脑活动，也正是通过内在的基因编码来实现的。由此可见，这很大程度上也就限制了人类的思考，再也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效的反思活动。

这种病毒式比喻，可能是非常冷酷，甚至很残酷，足以引发种族主义甚至是反人类的联想。但人类作为一种存在形态，自身确实具有其局限性，尤其是作为资产阶级的逐利人格范式，它的这种科创路线，文化意识，其基因编码方式，以及内在的破坏力，同病毒种群高度相似。我们还是要正视这一点，正视美国神话的局限性及其病毒式潜能。这也正是毛泽东高瞻远瞩通过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进程早已洞悉的资产阶级病毒文化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