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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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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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10

 

在看姜贵五十年代的小说《旋风》,第三十六章,讲的是我党领导下的山东旋风纵队刚一成立,就旗开得胜,尝到了甜头:


  • 旋風縱隊剛成立,就在方鎮以北和不同立場的遊擊隊進行一場苦戰,完全把對方打垮,對方的遊擊隊司令當場斃命。這位司令是奉重慶正朔的,他又是一位省府委員。這時候,在山區裡有兩個省府,互相爭戰,一個是重慶委派的,另一個是延安委派的。旋風縱隊旗開得勝,各方面都震動了。高家集的日軍因此急逃增援,接連多日並有飛機出來偵查。共黨省委為了消除日軍誤會,再令康小八到高家集去切實解釋一番。日軍司令聽取報告之後,給康小八帶回來這樣的訓令:徹底打擊國軍,保障皇軍安全。他又特別交代,你們放心幹,槍械彈藥是沒有問題的。


再看第三十七章,有下面这一段描述,讲的是延安指派的山东省政府,和大日本皇军密切合作,消灭了重庆国民党任命的山东省政府:

 

  • 省委代表把革命醫藥委員會的工作綱領批准了之後,便動身進城,會同康小八到山區去了。原來山區裡兩個省政府,一個屬重慶,一個屬延安,彼此鬥爭磨擦,日甚一日。共產黨決定把對方加以消滅,因此召回駐方鎮的省委代表和縣長康小八,面授機宜。過了幾天,從山區裡出來,康小八便再度經由高家集遊歷了一趟T城和C島。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調動和佈置,海東縱隊擔任西南面,旋風縱隊擔任西北面,日軍沿鐵路向西出動,國軍和他們的省政府便被包圍了。這一場混戰,延續了三晝夜才告解決,國軍垮了,他們的省政府也垮了。戰役結束,日軍撤回鐵路去,把大片的土地讓給八路軍。沒有人知道這中間有什麼默契,這是秘密,將永遠沒有人知道。人所共睹的,祇是日軍視作生命線的鐵路交通,從此通得更暢了。

 

到了第三十八章,我党因和大日本皇军有了点小摩擦。可是在谈判的时候,我党略施手段,就让皇军配合我党领导下的旋风纵队,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 省委代表應許了之後,程時縣長和鄭秘書就到鎮上來了。程時被任為旋風縱隊副司令,鄭秘書為縱隊司令部秘書。不料這一事件,意外地惹起了一場對日交涉。原來程時自日本憲兵手裡藉故出走不返之後,日軍得到報告,知道他投了旋風縱隊,便對程時和旋風縱隊都感不滿:怪程時不應當溜走,怪旋風縱隊不應當收留從他們手裡溜走的人。日本代表首先到了城裡,向康小八追究這件事。康小八道:我有個比方。皇軍和旋風縱隊,原像親兄親弟一樣。這個程時,就是這一家的奴才。奴才離開哥哥家,到弟弟那邊作事去了。站在一家人的立場,請問,這有什麼分別?話誠然說得好聽,日軍代表說,無奈你們事先沒有和我們接洽。我有一樣東西,你和我講明了,借了去用,原無不可。如果你趁我不注意,拿走了,這叫做偷,偷是違法的。你偷我的東西,就是你對不起我!那麼,閣下預備怎樣呢。把程時交給我帶回去。他已就旋風縱隊副司令。我們很難把一個副司令交給你,聽憑你處置。有沒有別的解決辦法?沒有。談判無結果。日軍有個小的巡邏部隊,開到城外了。海東縱隊就以數十倍於日軍的實力,對他完成了包圍。康小八派人告訴日軍:城裡已經準備盛宴,歡迎皇軍進城休息遊覽。請皇軍暫時卸除服裝器械,以免誤會。來人帶到便服,日軍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放下武器,便服進城了。康小八躬自在城門上迎候,滿街上貼著歡迎皇軍和表示中日親善的標語。日軍小隊長面無人色,對康小八行一個九十度鞠躬禮。說道:我是巡邏部隊,並沒有侵犯貴城的意思。我知道,我知道。康小八熱烈地握著日軍小隊長的手說,你的部隊人數已經告訴我,你沒有惡意。我請你進城,是為了聯歡,已經準備了一點小禮物送閣下回去。請寬心在這裡住兩天!縣府的大堂擺好了盛宴,賓主落座,彼此懷著不安的情緒,舉杯互祝健康。另一個場面:海東縱隊把日軍的服裝器械做道具,扮演起來,照了許多像片,乃有骨瘦如柴光頭赤身的日軍戰俘,戰利品,戰鬥時的火海,兩軍肉搏等等真刀真槍的表演。康小八準備了一百頭肥豬,十隻肥牛,五十罈高粱酒,二十個年輕力壯的女人做禮物,還了服裝器械,恭送日軍回去。過了一些時候,日軍高級司令部頒給康小八一個匾額,題著和平保障四個大金字。同時,中共黨省委會宣傳部根據康小八送來的資料,編成一個海東大會戰的新聞報導,附以照片,遍發國內外各大報紙,認真地加以宣傳。據這一報導所載,海東旋風兩縱隊聯合擊潰來攻的日軍兩個整師團,擊斃敵五千人,生俘五千人,完成了百團大戰以來的又一次大勝利。這個報導,也見於國外報紙,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國共產黨真行,八路軍真能打!喝采的聲音,來自全世界的各個角落。

 

这是真的呢,还是真的呢?我党新闻网上的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


  • 1937年10月日寇入侵山东后,中共山东省委适时领导全省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置国家人民于不顾,初战不利即率部南逃,许多专员县长亦携款潜逃。1939年,国民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新任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等人强占我浴血奋战从日军手中夺回的城镇,杀我抗日将士,限制我党抗日活动,不供应八路军粮款。他们作威作福,鱼肉乡民,有的还与日伪暗中勾结,袭击我军。国民党腐败顽固政权成为抗战的障碍。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加快了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步伐。1940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全省统一的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这是中共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抗日民主政权,也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唯一以省为建制的政权。1941年8月,丧失民心的沈鸿烈赴重庆任职,不久后山东省政府主席由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继任。1943年7月,牟中珩率省政府和于学忠部队同时离鲁,移驻安徽阜阳。此后,山东境内已无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正规部队,中共在山东独撑抗战大局。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称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

 

这就间接证实了:第一,我党是从日军而不是国民党军队手中拿到的地盘;第二,我党和国民党在山东不共戴天,摩擦不断;第三,我党在山东有组织独支抗战危局,国民党的省政府和国民党正规军在1943年之前已经被全部撤离这几个历史事实。反正是,这件事本省,已经被见证过那个时代的人,写进了小说。


那就只好,当小说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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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11)
  • 当前共有11条评论
  • 席琳 回复 四川梅艳芳:

    国人打天下和坐天下是两回事。打天下的时候不择手段坑蒙拐骗拼命画大饼,等坐天下的时候一切翻脸不认账过河拆桥流氓行径。所谓厚黑厚黑不以为耻反而为荣成王败寇所以三千年没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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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梅艳芳 回复 席琳:

    您这番分析很有说服力,也揭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决定战争胜负的,往往不只是前线的兵力和装备,更是背后整个社会的组织能力。国民党试图依靠旧有的乡村权力结构维持统治,而共产党则通过基层动员改变了农村的政治生态。不过我认为山东敌后的历史也说明,民心并非天然属于某个政党,而是取决于谁能真正回应百姓的现实需求。农民最关心的无非是土地、生计和安全,谁能解决这些问题,谁就更容易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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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回复 四川梅艳芳:

    您说的很对。国民党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其政权根基长期依赖的是城市资产阶级、地方乡绅、地主和保甲长。国民党在山东敌后(如沈鸿烈、牟中珩时期)试图通过保甲制度(十家为甲,十甲为保)来控制人口、征兵和派粮。然而,在日伪频繁扫荡的敌后,地主乡绅往往率先逃往城市(沦陷区)或大后方,导致保甲长系统在乡村迅速瘫痪,国民政府成了无源之水。为了供养于学忠部等正规军和沈鸿烈的行政班子,留在地方的国军残余和地方实力派不得不向农民强征抗粮和军鞋。在缺乏阶级改造的前提下,这些负担全被地主转嫁到了贫苦农民头上,导致敌后农民对国民党的行政体系产生了极大的抵触,甚至称部分顽固派军队为刮民党。

    相反,我党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其核心武器是阶级分析与组织建设。罗荣桓主持山东军政后,将这种阶级动员玩到了极致。抗战时期,为了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弃了过去激进的打土豪分田地,通过强大的基层组织,将国民党发明了的减租减息落到了实处,从而赢得了民心。这既把最广大的贫苦农民死死绑定在战车上,又没有把中小地主彻底推向日伪那一边。另外,我党通过反奸诉苦等运动,在山东农村组建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民兵队等庞大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将每一个农民(甚至妇女和儿童)都纳入了现代政治动员体制中。

    这种动员机制的差异,在战场上呈现出了决定性的结果。当国军在沂蒙山区打仗时,由于没有基层的组织支撑,他们连粮食都很难筹到,甚至经常遭到我党武装力量和不明真相的村民袭击,最终只能无奈撤出。而八路军在山东无论走到哪个村子,地方上的秘密村长、农救会和民兵都能立刻提供向导、送来煎饼和担架,建立起一条稳固的地下情报和物资走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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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回复 Siubuding:
    工人没有祖国和早期我党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在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是完全公开的史实。在二战爆发前及初期,对中共而言,苏联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祖国,更是实际上的资金、技术和生存后台。因此,当苏联面临威胁时(如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共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从苏联和斯大林的国家利益出发,防止日德夹击、避免陷入两线作战是其最高外交红线。1941年签署的《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就是这一战略的顶峰。苏联极其希望日本的扩张方向是南进太平洋与中国腹地而非北进远东与西伯利亚。在这个大格局下,中国战场,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能死死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对苏联而言就是最大的战略安全。关于海外流传的斯大林警告日本不得侵犯延安或日军与延安之间的特殊默契,在严肃历史学界通常被放在更复杂的战局战略中来审视:日军在占领山西后,曾数次试图强渡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但在黄河天险以及八路军留守兵团、国民党黄河防线如胡宗南部的顽强阻击下未能成功。另外对于大日本帝国而言,其战略重心先后是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打通大陆交通线(一号作战),以及在太平洋战场与美军决战。在兵力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深入西北贫瘠的山区去彻底消灭一个行政中心,在军事上被日军评估为得不偿失。这种战略上的忽略或搁置,在客观上给延安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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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梅艳芳 回复 席琳:

    为什么同样面对日军占领,一方的地方力量逐渐萎缩,另一方却能够发展壮大?这背后不仅是军事战略的差异,更涉及政治组织、社会动员以及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历史最值得研究的不只是最后谁取得了胜利,而是那些决定胜负的条件,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逐渐形成的。 山东抗战史恰好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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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回复 席琳:
    在我党和皇军的共同夹击之下,沈鸿烈的行政系统垮台、于学忠的正规军撤离,宣告了国民党在山东敌后长达数年的抗日政军组织的彻底失败。可笑的是,国军退出后留下的大片乡村和山区真空,并没有落入日伪军手里,因为日军兵力只能缩在铁路和城市,而是迅速被组织严密、深受喜欢不劳而获免费滚地主老财小老婆床单的流氓无产者热爱的我军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所填补。我党因此成了唯一的赢家,到了抗战末期,除了几条铁路线和济南、青岛等大城市在日伪手中,整个齐鲁大地的广阔乡村,已经完全变成了我党坚不可摧的模范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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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回复 开心就好444:

    是的。其实山东的情况比较特殊,抗日战争期间日伪国共四方拉锯,合纵连横是彼此力量消长的关键。1937年7月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時,山東完全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當時山東地區有兩個省級單位,即山東省和青島市(院轄市)。是年12月以後,山東重要城市及重要交通線(主指津浦、膠濟二鐵路)陸續為日本佔領(日軍於12月27日佔濟南,31 日佔青島、泰安),但國民政府的勢力繼續在鄉區維持行政建制,包括山東省政府的組織、青島市長的名義、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的組織、以及部分縣政府的組織。后来就是我党进来,势力不断壮大,国军逐渐退出,包括韩青天被枪毙,力量逐渐消亡的过程了。要说其间共军和皇军之间没有默契,熟读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历史档案也显示,为了在残酷的敌后环境中生存,八路军的敌工部门(如中共中央社会部、八路军山东纵队敌工部)与日伪军高层、特务机关之间确实存在过谈判、情报交换或局部停火的接触。这种接触主要是为了刺探情报、换取根据地急需的物资(如药品、食盐),或者诱使日伪军减少对特定根据地的扫荡压力。

    作为敌后唯一的国军正规大兵团,山东的于学忠部成为了日军的眼中钉。从1939年到1942年,日军对沂蒙山区等鲁苏战区根据地进行了数次极其残酷的毁灭性大扫荡。而在行政方面,沈鸿烈部在日军扫荡和八路军反击的双重夹击下屡屡失败。到1941年底,沈鸿烈在山东已经无法立足,国民政府不得不将他调离,由牟中珩接任。

    当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那一刻,虽然蒋介石加急收编伪军、空运国军来抢夺山东,但此时的我党在山东已经拥有了数十万正规武装、数百万民兵和几千万人口的巩固根据地。这不仅成了后来国共决战的重要本钱,也让山东成了派兵闯关东抢占东北的最关键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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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ubuding:

    关于史料,若干年前万维有若干博主提供,说主席他爸斯大林警告大日本帝国皇军,不得侵犯毛主席的延安。

    而斯大林引日本祸水到中国让日本专心从东北侵华来代替侵苏,且毛主席的我党充分配合,这些博主也有提供相对一手史料。

    只不过在中文互联网,我党有海量五毛,正规文宣和海量党史,总是淹没一点真知。而历史细节总是容易被挑战,被喷墨汁,被搞浑水。

    从根本基础看,虽然国共两党都是左翼政党,由苏联扶植,但

    中国国民党是根正苗红,开宗明义的民族主义政党,从兴中会开始。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无产阶级政党,工人冇祖国,共产主义最高理想是英特耐雄耐尔。

    故此在解放前,我党从来开宗明义保卫苏联,推翻落后和反动的国民政府,只是在日本侵华期间偶尔在文宣中提民族主义的说辞来与国民党争夺民族主义者。

    在解放后前卅年,我党总体是批判民族主义的,只是偶尔为提振反帝反殖之民气会用民族主义的说辞。

    到8964我党成功镇压北京反革命暴乱后,为填补共产理论的全面破产后的党内外信仰真空,开始有意识大玩我党特色的民族主义至今。

    由于中华民国在台湾偏安一隅,现今国民党早已经被我党蓝金黄成功,更被台独民进党长期夹击及执政的民进党打压,从2000年代初已经完全失去民族主义的底色和话语权。

    这些历史以及相关理论和文宣的框架,我党冇严重隐瞒,只是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人群,提供侧重不同的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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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回复 四川梅艳芳:

    说的没错。基本属实。

    根据《戰後國共勢力在山東地區的軍事對抗》一文的介绍:山東地區在中日戰爭期間,大部分地區屬於淪陷區,由日本及其所扶持的愧儡政權統治。但因國民黨和共產黨均在山東地區從事游擊戰爭,不僅攻擊日本及其儡勢力,彼此且互相攻擊兼併,使中日戰爭時期的山東地區,同時存在三種政治力量。大體說來,日本及其愧儡勢力在津浦鐵路、膠濟鐵路、重要公路沿線及重要城市,並控制大部分縣城;國共游擊隊在鄉區,但也斷續領有一些縣級城鎮。中日戰爭初期,約在1937年至1943年間,國民黨在山東的游擊勢力由盛而衰;另一方面,在此一時期內,共產黨在山東的游擊勢力則由小而大。在1943年以後,山東部分城區和大部分鄉區,皆有共產黨的游擊勢力出沒;國民黨的游擊勢力,只在若干城區和鄉區能活躍。國民政府於1939年原設有魯蘇戰區,派正規軍進入山東,因不敵共軍及日軍交攻,於1943年6月撤往安徽。日本投降時,國民政府在山東已無正規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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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心就好444:

    讽刺可以让人会心一笑,却不能替代历史证据。“这是真的呢,还是真的呢”,其实已经把答案预设好了。真想弄清楚,就得给不同结论留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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