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的三个外交官：史书中盛世的另一面
2026-10-9
中国历来重视辞令与外交。从晏子使楚、不辱使命，到苏秦、张仪合纵连横；从诸葛亮舌战群儒，到李白《与韩荆州书》中的文字锋芒，历史上从不乏凭三寸之舌叱咤风云的人物。到了近现代，又有李鸿章、周恩来等外交人物；当代外交舞台上，也出现了以强硬言辞著称的战狼外交风格。
然而，外交终究不是口舌之争。言辞犀利，不等于谈判成功；姿态强硬，也不必然意味着国家利益得到维护。倘若只图一时之快，只争言语上的输赢，却不能为国家争取切实利益，更不能让普通百姓从中受益，那么，无论辞令多么漂亮、姿态多么强硬，表演多么出色，都未必称得上成功的外交。
翻阅《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日本古代史籍，可以发现，即使在中国国力强盛的隋唐时期，中日官方交往也并非始终顺遂。礼仪分歧、使团纠纷与人员操守问题，都曾留在历史记载之中。这些个案不足以概括一个时代的外交全貌，却足以提醒我们：国力强盛不等于外交无往不利，礼仪隆重不等于交涉卓有成效，国家的威望也不能仅凭言辞与排场来证明。
一、裴世清出使倭国：隋朝使节，何以被称作唐使？
据《日本书纪》卷第二十二记载，推古天皇十六年，即公元608年，隋炀帝派遣鸿胪寺掌客裴世清出使倭国，陪同此前赴隋的倭国使者小野妹子返倭。裴世清是中倭早期官方交往中有明确姓名可考的重要隋朝使节之一。倭国为其安排馆舍、仪仗与宴席，并派遣小野妹子等人回访隋朝。这些记载反映出当时双方对官方交往的重视。《日本书纪》记载，裴世清在朝廷上宣读国书，其开篇为：
皇帝问倭皇。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等至，具怀。朕钦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皇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深气至诚，远修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
国书称赞倭国君主安抚百姓、境内安宁、风俗和睦，并对其遣使来访表示嘉许。从文字本身看，隋朝试图以天子诏书的形式表达对远方政权的慰问与政治定位。
但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公元608年仍处于隋朝，但倭国古代史籍在涉及这段交往时，存在值得辨析的称谓与叙述差异。究竟是原文用字、后世编纂、传抄异文，还是不同史籍采用了不同的叙述方式，仍需结合具体版本加以考察。后世《大日本史》第二百四十二卷也收录了裴世清出使以及圣德太子回书的相关内容。
十五年秋，詔使大禮小野妹子聘于隋，鞍作福利為通事（《日本紀》）。贈隋主書，其略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善鄰國寶記》、《隋書》）。十六年夏，隋主使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來聘。築使邸於難波高麗館上，以飾船三十艘、飾騎七十五匹迎勞。裴世清等造闕再拜，獻國書、信物於庭。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喧，此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并送物如別。宴世清等於朝。（《日本紀》）。帝問皇太子曰：書辭如何？太子曰：賜諸侯書式也。然曰皇、曰帝，其義一矣。彼之書用皇字，宜答書以報也。帝從之（《聖德太子傳曆》）。太子親艸書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悆。此即如常。今大體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又使小野妹子為大使，難波雄成為小使，鞍作福利為通事。學生倭漢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玄理等八人，送世清等。明年秋，妹子還。鞍作福利留而不歸。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隋炀帝虽然对倭皇自称日出处天子不爽，但也无可奈何，谁让他碰到的对手是圣德太子了呢。隋朝国书称皇帝问倭皇，而倭国拟定的回书则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一称谓上的差异，反映出双方在外交文书中对君主地位的不同表达，也使这次往来超出了简单的礼仪接待，涉及当时东亚政治秩序中的身份与名分问题。
二、高表仁出使倭国：国力强盛，就一定懂得外交吗？
唐朝建立之后，中倭官方交往继续发展。贞观五年（631年），倭国遣使赴唐。唐太宗考虑到双方相距遥远，决定派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赴倭，以示抚慰。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高表仁于舒明天皇四年，即公元632年抵达倭国。倭国派出三十二艘船迎接，并安排引导人员、馆舍与宴饮。
（舒明天皇）四年秋八月，大唐遣高表仁，送三田耜。共泊于對馬。是時，學問僧靈雲、僧旻及勝鳥養，新羅送使等，從之。冬十月辛亥朔甲寅，唐國使人高表仁等，泊于難波津。則遣大伴連馬養，迎於江口。船三十二艘及鼓、吹、旗幟，皆具整飾。便告高表仁等曰：聞天子所命之使，到于天皇朝。迎之。時高表仁對曰：風寒之日，飾整船艘以賜迎之，歡愧也。於是令難波吉士小槻、大河內直矢伏為導者，到館前也。乃遣伊岐史乙等、難波吉士八牛，引客等入於館。即日，給神酒。五年春正月己卯朔甲辰，大唐客高表仁等歸國。送使吉士雄摩呂、黑麻呂等，到對馬而還之。
仅从迎送仪式来看，双方都对这次官方往来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然而，这次出使最终并未圆满完成使命。《旧唐书·倭国传》记载：
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
这段文字指出，高表仁与倭国王子发生礼仪争执，最终没有宣达唐朝的命令便返回中国，常被国人引为自豪。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书纪》对这次出使的迎送过程记载较详，却没有详细叙述争礼的具体经过。《旧唐书》以无绥远之才评价高表仁，体现了史家对其未能妥善处理争礼问题的批评。但这一评价也应放在具体历史背景中理解，而不宜据此概括整个唐朝的外交能力。而对于这次不愉快的故事，《大日本史》第二百四十二卷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记载说：
舒明帝二年秋，使大仁犬上御田鍬、大仁醫師惠日聘于唐。四年，唐主使新州刺史高表仁送御田鍬。明年，遣吉士雄麻呂等送高表仁至對馬而還。
从这两次交往可以看出，即使隋唐拥有强大的国力，也不意味着它们能够在每一次对外交涉中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取得结果。隋朝与倭国在君主称谓上各有表达，唐朝使节高表仁又因争礼而未能宣达朝命。至少在这些具体事件中，国力优势并没有自动转化为外交上的圆满结果。
三、沈惟岳使团风波：外交官的操守，也是国家的形象
到了唐肃宗上元年间（公元760年 - 761年左右），倭国遣唐使高元度结束在唐活动后准备归国。唐廷安排宦官谢时和等人参与护送，并由苏州方面准备船只，越州浦阳府折冲沈惟岳等人负责相关海上护送事务。《续日本纪》保存了这次使团内部的一段争议。《续日本纪》第三十六卷记载如下。
丁酉。大宰府言。唐客副使紀喬容已下卅八人狀云。大使沈惟岳，贓汙已露，不足率下。副使紀喬容，司兵晏子欽堪充押領。伏垂進止。府官商量，所申有實。報曰。大使副使並是勑使。謝時和与蘇州刺史。相量所定，不可改張。其還郷之祿亦依舊給。丙戌，授唐人正六位上沈惟岳從五位下。十二月甲午，唐人從五位下沈惟岳賜姓清海宿祢編附左京。
倭朝相关记载称，唐使团副使纪乔容等三十八人联名报告，指控大使沈惟岳贪赃，并认为其已经不适合继续统领使团。副使等人请求倭国对此作出处理。倭国朝廷核议后答复，正、副使都是奉唐朝之命出使的官员，相关安排已经由唐朝方面决定，不宜擅自更换，因此仍按照原定办法发放归国所需的禄给。
这段记载颇耐人寻味。一方面，它反映出唐朝使团内部存在严重的操守指控，甚至出现副使等人联名质疑正使能否继续履职的情况。另一方面，倭国没有直接介入唐朝使团的人事安排，而是选择维持既定秩序。当然，史书中的指控并不等同于经过独立审判、证据确凿的定罪。我们不能仅凭这一段文字，就对沈惟岳的全部行为作出最终判断；倭国维持原有安排，也不意味着其认可了有关指控。
在这方面，倭国孝谦天皇/淳仁天皇表现出了极高的外交情商与审慎。虽然明知沈惟岳贪污属实，但考虑到沈惟岳是唐廷（由宦官谢时和、苏州刺史联合任命）指派的官方敕使，日本无权罢免唐朝的官员，为了不引发外交风波，选择了和稀泥，不改变其职务，且利益照给。此后，遭到部下联合弹劾、声名狼藉的沈惟岳，最终没有选择跟随谢时和等人返回唐朝，而是留在了倭国。倭国朝廷既给足了唐廷面子，又通过赏赐和赐姓，成功收留并安抚了沈惟岳这位具有丰富航海和军事经验的唐朝中级军官，为其所用。根据《续日本纪》的后续记载，他后来获天皇赐姓清海宿祢，并获得官位。后来的《大日本史》第二百四十二卷记载说：
初元度之還也，唐主以亂後弓材乏用，告元度求牛角。元度還奏之。令東海、東山、北陸、山陰、南海道諸國貢牛角七千八百，以遺于唐。以右虎賁衛督仲石伴為遣唐大使，上總守石上宅嗣為副使。六年，石上宅嗣罷，左虎賁衛督藤原田麻呂為副使。夏，唐副使紀喬容等三十八人例狀，告大使沈惟岳贓汙不勘任於大宰府。府奏之。報曰：大使、副使並是彼之所命，今不可改換。其還鄉之祿，亦依舊給。七年，渤海使王新福奏言：李家太上皇（玄宗）少帝（肅宗），並崩。廣平王（代宗）攝政。年穀不登，人民相食。史朝議潛帝號，性頗仁恕，人心多附。兵鋒甚強，鄧州、襄陽，已屬史氏。李家獨有蘇州。朝聘之路，固未易通。於是，敕大宰府曰：唐國荒亂，使命難通。其沈惟岳等，宜安置優給。如懷土願歸者，給船發遣。沈惟岳竟留仕于朝。寶龜中，敘從五位下，賜姓清海宿禰，編附左哀。
这里的史朝议应指史朝义，即史思明之子。所谓的汉唐盛世，在倭国后世的史家笔下，也竟是如此的不堪。怪不得沈惟岳等人，也居然弃暗投明，选择了跑路，成了最早的华侨。所以史书中的盛世，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一切都尽善尽美，尤其对小老百姓的生活。即使是国力强盛的唐朝，其外交活动也会受到政治动荡、交通条件、礼仪冲突以及官员个人操守等因素的影响。
隋唐时代的三个外交官，留下了三段并不相同的历史记录：裴世清出使倭国，涉及君主名分与外交文书的不同表达；高表仁因争礼而未能宣达朝命，留下了交涉未竟的遗憾；沈惟岳则在唐朝动荡、归国不易的背景下，最终移居他国。
日本史籍留下的这些记载，未必足以颠覆后世对于汉唐盛世的整体认识，却足以让我们看到宏大叙事之外的另一面。外交真正值得考察的，不只是国书上的辞令、朝堂上的礼仪与史书中的褒贬，更是国家能否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官员能否恪守职责，以及国家的繁荣能否最终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