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回望｜第三卷 第一章：走出杜邦，光环消失在硅谷

第一天上班，本·耶茨（Ben Yates）把两张名片放到我面前。一张是组织管理与发展副总裁，另一张是国际业务副总裁。

我拿起来看了又看。离开杜邦，来到一家只有两百多人的硅谷家族企业，我原以为自己要从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重新开始，没有想到第一天得到的，竟然是两个副总裁头衔。那一刻，我当然高兴。过去几年在杜邦积累起来的经验，似乎并没有因为换了一家公司而消失；新公司一开始就给了我比过去更响亮的职位。

可是很快我就发现，两张名片只告诉别人我是什么职位，却没有告诉我自己：我来这里究竟做什么？

几天后的周一管理会议，这个问题摆到了我面前。采购、工程、生产、销售等部门经理围坐在一起，讨论订单、客户、交货、品质和生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每个人为什么坐在这里，负责什么，都清清楚楚。本介绍我负责组织管理与发展，同时兼任国际业务副总裁。会议一结束，几位经理便围过来问我，公司没有人力资源部门，为什么会有组织管理与发展副总裁？国际业务一直由本的儿子负责，我又负责什么？

我回答不了。不是因为刚来公司，不熟悉情况，而是因为这两个职位从一开始就没有清楚的职责。我的办公室很大，就在本的儿子办公室隔壁；待遇不错，两张名片上的头衔也足够耀眼。可是我没有下属，没有团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部门，也没有一项业务因为我的到来而改变负责人。每周坐进管理会议，采购谈订单，生产谈交货，工程谈技术，销售谈客户，每个人的工作都能在公司的生意里找到清楚的位置，只有我很难说明自己的存在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这种尴尬，是我过去没有经历过的。在杜邦，职位和责任始终连在一起。一个人为什么坐在管理桌旁，不需要靠名片解释，他承担的工作本身就是答案。到了这里，我才发现，一个人也可以先拥有一个漂亮的头衔，再去寻找这个头衔存在的理由。职位越高，这种错位反而越刺眼。

贝弗莉（Beverly）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家两百多人的电子制造公司利润很薄，每个人的工资最终都要从一件件产品里挣出来。她看着我的两张名片，问得毫不客气：“你到底来这里做什么？我们得做多少产品，才能赚出你的工资？公司为什么要付钱，让你拿着两个头衔在这里学习？”

这几句话很不好听，我却无法反驳。她问的不是我的学历，不是我在杜邦做过什么，也不是本为什么欣赏我。她问的是一家企业最现实的问题：公司为什么需要你？你能够为公司创造什么价值？

我再看桌上的两张名片，刚拿到它们时的兴奋已经退了下去。

我去找本，希望他能把两个头衔变成一份真正的工作。本却让我去找拉里·文森特（Larry Vincent）。拉里只告诉我：“我们这里和杜邦完全不一样。先跟着贝弗莉学吧。”

于是，我这个名义上的副总裁，开始跟着贝弗莉学习公司最基本的行政工作。她打开电脑，让我看自动数据处理公司（ADP）的人力资源系统：新员工进来，输入姓名、工资、福利和生效日期；员工离开，更新资料；工资、保险和退休金等事务也通过系统处理。我问她人力资源部门还做什么，她告诉我，公司根本没有人力资源部门；至于我名片上的“组织管理与发展”，这里也从来没有这样一个部门。另一张名片上的国际业务，本来就由本的儿子负责。

我面对的不是职位安排上的一点混乱，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企业世界。在杜邦，我已经习惯人力资源进入经营管理，讨论组织、人才、领导力和业务发展；在这里，人力资源首先意味着工资、福利、保险和员工资料。过去那些我熟悉的管理语言和组织体系，并不会因为我从杜邦带着它们来到这里，就自动成为这家公司的需要。我不能要求一家两百人的企业按照我熟悉的方式运转，更不能靠过去的平台替自己证明今天的价值。

问题已经从“我的职位是什么”，变成了“离开杜邦以后，我还能为一家完全不同的公司做什么”。

本似乎比我更急于找到这个答案。公司里已经有人开始怀疑我，他却仍然相信我，只是他寻找答案的方式非常直接：既然两个副总裁头衔还没有找到实际的工作，那就先让我做成一件大家都看得见的事情。有一天，他把一本厚厚的ISO 9000质量管理体系手册放到我面前：“玲，你去把这个认证考核拿下来。通过了，大家就知道，你不是只有两个头衔。”

我接受了这个挑战，因为我和本一样，也急于证明自己。参加认证考核的大多是采购、生产、工程等部门经理，质量管理体系本来就是他们每天工作的一部分；我过去虽然接触过质量管理，却没有亲自经历整个认证考核过程。距离考试只有两个星期，教材、专业术语和考试又全部是英文。那段时间，我抱着手册一页一页读，查字典、做笔记，每天学到很晚。我想证明本没有看错我，也想证明离开杜邦以后，我仍然能够接受新的挑战，把交到手里的事情做好。

结果，我没有通过。

质量经理来告诉我成绩的时候，比我还难过。他是一个比我年轻许多的埃及人，也是公司总工程师的侄子。准备考试的两个星期里，我遇到不懂的问题常常去找他，他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他告诉我，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人通过了考试，而我没有。他甚至替我不平：“我不明白本为什么让你参加这个认证考核。我们做质量管理的人都要花很多时间准备，你以前又没有做过这个专业。”

我听着，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本倒没有责怪我。在他的世界里，一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他很快又提出由公司出钱，送我去圣克拉拉大学读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我去申请了，结果还是没有被录取。

短短几个月，两次机会，两次失败。

这两次失败击中的，不只是我的信心，也动摇了我对自己的判断。在杜邦，我参与经营管理，建立团队，推动组织，也一次次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可是到了硅谷，我虽然拿着两个副总裁的头衔，却没有明确的职责，没有团队，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为这家公司做什么。接连而来的ISO 9000认证考核和MBA申请又都以失败告终。我开始怀疑，过去在杜邦取得的那些成绩，究竟有多少来自我自己的能力，又有多少来自杜邦的平台和罗斯的培养？

这个问题，比两次失败本身更让我不安。

过去很多年，我一直相信一种很简单的成长方式：不会，可以学；没有做过，可以去做；机会来了，就抓住。正是这种习惯让我从教师走进企业，也让我在陌生的美国商业环境中不断向前。因此来到斯坦福应用工程公司以后，无论本把我推向国际业务、质量管理还是工商管理，我都本能地接受了同一个逻辑——只要继续学习，把自己不会的东西一项项补起来，我就会继续进步。我没有想到，当一个人的职业走到一定阶段以后，不断补自己的弱项，与建立自己的专业优势，已经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拉里的几句话点醒了我。他没有讨论那两次失败，也没有替我分析下一次应该考什么、学什么，只问我：“玲，你为什么一定要证明自己什么都会？你在杜邦最成功的，不就是人力资源吗？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专业做到最好？”

我停下追赶弱项的脚步，重新审视这些年的职业积累。我发现，这几年我一直习惯于哪里是自己的弱项，就把精力放到哪里，想方设法把它补起来。这样的努力可以让我学到新的知识，也可以补上一些不足，但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总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我也会离已经建立起来的人力资源专业优势越来越远。与其不断证明自己还能学会什么，不如把已经被实践证明的专业能力继续做深、做强。

我也开始把过去混在一起的两类能力分开来看。电脑应用、美国薪酬福利制度、劳动法规，是我进入美国企业必须补上的基本能力；这些短板不补，我很难进入美国的人力资源市场。但是质量管理、国际业务、工商管理，并不会因为我投入更多时间，就自然成为我的专业优势。人的时间和精力终究有限，市场需要的也不是一个什么都会一点的人，而是一个能够凭自己的专业能力解决问题、创造价值的人。

而我的专业其实一直在那里。在人力资源领域，我不是从几本书、几门课程开始的。我在杜邦进入过实际经营环境，做过团队建设和组织发展，也学会了站在业务的角度处理人的问题。那些经验曾经依托杜邦的平台成长，但它们已经成为我的职业积累。到了新的市场，我需要做的不是抛开这些积累，重新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补上进入美国市场必须具备的能力，再把自己已经形成的人力资源专业优势继续发展下去。

方向清楚以后，我重新安排了自己的时间。我决定准备美国高级人力资源专业认证（SPHR），系统补上美国薪酬福利、劳动制度和电脑应用这些进入市场必须具备的能力，同时把主要精力重新放回人力资源专业。更重要的是，我愿意把职位本身从下一步选择中拿掉。只要能够重新进入企业，重新做我擅长的工作，职位比过去低多少，我都可以接受。

这个决定看起来只是一次职业方向的调整，对我却意味着过去那条笔直向上的道路被打破了。

过去，我一直把职业发展想象成一条向上的线：职位越来越高，责任越来越大，平台越来越好，从一个台阶走上另一个台阶，才叫进步。到了硅谷以后，我才看到，职业发展并不只有这一种走法。它可以向上，也可以横向；为了进入一个新的市场，可以暂时向下；有时候还需要停下来，把自己的专业重新做深。职位降低并不等于能力降低，方向改变也不等于职业倒退。重要的是，每一次选择以后，自己是不是增加了能够被市场认可的专业能力。

我对“专业”两个字的理解也随之改变了。职位属于公司，头衔也属于公司；一个人离开那家公司，它们就留在了身后。能够跟着自己走的，是自己拥有、又被市场认可的专业能力。当一个人建立了这样的差异化能力，就不必再把职业安全感全部寄托在某一家公司、某一个领导或者某一级职位上。公司变了，可以重新定位；市场变了，可以继续学习；职位失去了，也可以凭自己的专业能力重新进入市场。对我来说，这才是职业自由真正开始的地方。

离开杜邦的时候，我带着过去的成绩来到硅谷。我以为，自己已经在杜邦证明了能力，到了新的公司，凭着这些经验仍然可以继续往上走。可是两张副总裁名片拿在手里，我却没有明确的职责，没有团队，也说不清自己究竟能为这家公司创造什么价值。接着，ISO 9000认证考核和MBA申请又先后失败。我不得不重新看自己：杜邦给我的职位和机会已经成为过去，到了一个新的公司，我必须重新证明自己的能力，也必须重新找到市场需要我的理由。

硅谷没有把我送上更高的台阶，反而把我从高处重重地摔了下来。我带着杜邦的成绩来到这里，手里又拿着两个副总裁头衔，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会继续向上，没有想到几个月以后，我连自己在这家公司能够做什么都说不清楚。ISO 9000认证考核失败，MBA申请被拒，我过去对职业成功的想象也跟着被打破了。我原来以为，只要一个人做得好，职位就会一级一级往上走，过去的成绩也会帮助自己在新的公司继续向上。硅谷让我看到，职业生涯并不是一条只向上走的路。换了公司，市场会重新衡量你；换了环境，别人也会重新判断你的价值。过去的职位不能替你回答今天能做什么，别人一时怎么看你，也不能决定你是谁。

这段经历也逼着我把两件事情分开来看：外界怎样评价我，和我自己究竟有什么价值，并不是一回事。公司可以不给我过去的职位，市场也可能暂时看不到我的价值，但我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擅长什么，哪些地方还需要学习，也知道自己能够为一家企业解决什么问题。过去，我把职业成功看成不断向上；现在，我开始接受另一种可能：为了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我可以横向走，也可以暂时向下走，甚至可以放下已经拥有的头衔，从一个低得多的位置重新进入市场。这不是把自己的价值降低，而是不再让职位的高低替我定义自己的价值。

当我不再要求下一份工作必须比上一份更高，我可以选择的就不再只是那条越来越窄的晋升阶梯。我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能力重新进入市场，可以在新的环境里重新证明自己，也可以让市场重新认识我的价值。硅谷把我从高处摔下来，却也让我放下了“职业只能向上走”的执念。职业自由并不是永远站在高处，而是无论站在哪里，我都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不足，知道自己能够创造什么价值，也有勇气按照自己的能力重新选择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