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故宫博物院专家耿宝昌文有感（金陵钟） 

摘要

基于故宫博物院近年公布的档案资料、亲历者口述及学术研讨成果，本文系统梳理了故宫文物在抗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及英法联军之役中的实际保存状况。研究发现，与主流宣传教育中"列强系统性掠夺故宫"的普遍叙事不同，故宫建筑及核心文物在历次重大战争中实际上得到了相对完好的保存，部分留守文物甚至在日本占领期间完成了系统清点。本文从记忆政治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被掠夺叙事"如何在民族主义情感动员中被选择性建构、放大与固化，并探讨这种记忆管理对历史认知与民族心理的长远影响。研究认为，历史教育应回归事实本位，在承认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前提下，避免将仇恨情感凌驾于实证研究之上，以建立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书写。

一、问题的提出：被建构的"创伤记忆"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认知框架中，"近代中国文物被列强掠夺"已成为一种近乎不证自明的集体记忆。从国民教育体系到大众传媒叙事，从博物馆展陈说明到网络空间的民族情绪表达，"帝国主义掠夺"构成了理解中国近代文物命运的核心范式。然而，这一范式在指向具体历史事实时，却呈现出值得深究的复杂面向。

故宫博物院近年举办的"故宫国宝南迁"学术研讨会及相关档案披露，为重新审视这一叙事提供了关键材料。据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处亲历者证词及战时档案显示：抗日战争期间，故宫留守文物逾百万件，管理井然有序；日本占领北京期间，除1944年"献铜运动"中征用的部分无款识铜器外，核心藏品未遭系统性劫掠；此前八国联军与英法联军时期，故宫建筑群及主要文物亦未被焚毁或大规模抢劫。这些事实与主流宣传中"列强洗劫故宫"的普遍印象形成显著张力。

由此引发的核心问题是：当档案实证与集体记忆出现分歧时，历史叙事是如何被选择性建构的？这种建构服务于何种社会功能？又造成了怎样的认知后果？本文试图从记忆政治与历史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对"被掠夺叙事"的形成机制进行解析，并呼吁历史研究回归事实本位。

二、近代战争中故宫文物的实际保存状况

（一）抗日战争时期：南迁决策与留守文物的管理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组织了故宫文物南迁工程。长期以来，公众对南迁的认知往往停留在"抢救性转移"的悲情叙事上，暗示留守文物面临被劫掠的必然命运。然而，档案揭示的图景更为复杂。

首先，南迁并非"全部转移"，而是"精选迁移"。据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处负责人证词，迁运文物仅为馆藏精品的一部分，留守故宫的文物仍达一百万余件。如此庞大的数量若遭系统性劫掠，损失将不可估量。但实际情况是，日本占领北京期间，故宫的日常管理并未中断，且于1942年完成了此前未能彻底完成的文物大清点工作。这一事实表明，占领当局至少在文物管理层面维持了基本秩序。

1944年，日本在战争末期发起"献铜运动"，强行征用了故宫66口大铜缸、91具铜灯亭及4尊铜炮。值得注意的是，被征铜器均为"无款识"之物，即缺乏明确历史纪年与艺术价值的普通金属器皿。从文物学角度看，这一选择本身说明征用行为具有战时资源掠夺的性质，而非针对珍贵文物的系统性文化劫掠。

与此同时，沦陷区南京保存的文物亦未遭毁灭性损失。故宫"二十五宝"——即清代二十五枚皇帝御玺——在日本占领期间甚至被取出展览，但最终完好归还。这一细节进一步说明，战时文物保存状况不能简单纳入"掠夺-毁灭"的二元框架。

（二）八国联军时期：占领与劫掠的分离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是近代中国遭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打击。在公众认知中，此次事件常与"火烧圆明园"的记忆叠加，形成"列强洗劫北京"的整体印象。但档案与建筑遗存证实，八国联军占领期间，故宫建筑群未被焚毁，核心文物未遭大规模抢劫。故宫博物院负责人访问英法博物馆时曾明确指出，故宫是"600年未受战争抢劫祸害"的完整建筑群，其间北京三次被外国军队占领——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日本占领——但建筑与核心藏品均保存完好。

这一事实提示我们区分"军事占领"与"文化劫掠"两个不同概念。占领本身构成主权侵犯与民族屈辱，但并不必然等同于对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破坏。

（三）英法联军时期：特定报复与普遍保护的边界

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是近代中国文化遗产遭受的最严重创伤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解释存在简化倾向：将焚毁行为笼统归因于"列强贪婪"或"文明冲突"，而忽视了其特定的因果链条。

档案表明，英法联军选择圆明园作为报复目标，与此前清廷扣押并虐待英法外交谈判人员事件直接相关。39名外交人员与记者被拘禁于圆明园，遭受非人折磨，21人致死。英法联军明确将焚毁圆明园定性为报复行为，而非针对北京全域的文化掠夺。正因如此，故宫、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同样藏有大量珍宝的场所未被波及。这一历史细节并非为侵略行为开脱，而是强调：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具有具体性与情境性，不能脱离事实语境进行抽象的道德化叙事。

三、"被掠夺叙事"的社会建构机制

当档案实证与公众认知出现系统性偏差时，这种偏差必然有其社会建构机制。本文从记忆政治的三个层面加以解析。

（一）民族主义情感动员与历史教育的功能取向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往往依赖"创伤记忆"的塑造。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背景下，"被掠夺"叙事承担了重要的情感动员功能：它将帝国主义侵略具象化为对文化根脉的摧毁，从而激发民族认同与自强意识。这种功能取向使得历史教育天然倾向于强化"受害者"叙事，而对可能弱化这种叙事的复杂事实进行过滤或淡化。

然而，情感动员与事实准确性之间存在内在张力。当历史教育以"激发仇恨"而非"理解因果"为目标时，史实便容易沦为服务于政治情感的修辞工具。

（二）集体记忆的选择性过滤与自我遮蔽

"被掠夺叙事"的另一个建构机制在于对"自我责任"的遮蔽。档案与研究表明，近代以来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中，相当数量并非被列强劫掠，而是经由国内盗卖、走私或正常交易渠道流出。将流失责任完全归咎于"帝国主义掠夺"，既回避了国内文物保护制度缺失与社会失序的责任，也遮蔽了文物流失的多元路径。

这种选择性记忆的运作逻辑是：将"他者"建构为唯一的加害者，以维持道德上的纯粹性；任何可能挑战这一纯粹性的事实——如占领期间文物清点工作的完成、核心御玺的完好保存——都会被压抑或边缘化。

（三）历史书写的道德化倾向

在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中，历史研究常面临"政治正确"的压力。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批判被视为不可动摇的道德立场，而在此立场下展开的实证研究则容易被质疑为"替侵略者开脱"。这种道德化倾向导致历史书写出现"情感先于事实"的倒置：不是从档案出发建构叙事，而是从预设的情感立场出发筛选档案。

其后果是历史研究的工具化——历史不再是理解过去的理性事业，而成为当下政治情感的投射屏幕。

四、历史记忆偏差的认知后果

（一）认知失真与历史公信力危机

当受教育者通过档案、亲历者证词或海外博物馆访问，发现"被掠夺叙事"与事实存在显著偏差时，其第一反应往往不是理性的修正，而是认知失调与信任危机。这种危机指向的不是某个具体史实的错误，而是整个历史教育体系的可靠性。一旦公众意识到某些"常识"可能是建构的，他们便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一切官方叙事产生怀疑。

（二）民族心理的内在悖论

过度依赖"受害者叙事"塑造民族认同，会制造一种深层的心理悖论：一方面，通过强调"被掠夺"来激发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这种叙事本身又将民族置于永恒的被动与受害位置。当档案揭示出历史中更为复杂的权力互动与偶然因素时，这种自尊心便面临被解构的风险。因此，维护"被掠夺叙事"不仅是历史教育的选择，更成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通过拒绝复杂事实来保护脆弱的集体自尊。

五、回归事实：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一）档案实证与口述史的互补价值

纠正历史记忆偏差的首要途径是回归原始档案。故宫博物院近年逐步开放的战时清点记录、南迁档案及占领时期的管理文书，为重构历史事实提供了坚实的一手材料。同时，亲历者如文物保管处负责人的口述证词，为冰冷的数字注入了历史情境。二者的结合，使得"故宫文物在战争中如何被保存"这一问题得以在实证层面得到回答。

（二）区分历史事实与道德评判

承认"故宫核心文物在战争中未遭大规模劫掠"这一事实，并不等同于否认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更不意味着为侵略行为开脱。历史研究必须坚守事实与价值的分野：事实层面追求"发生了什么"的准确性，价值层面则对"为何发生"与"应如何评判"保持批判性反思。将二者混为一谈，以道德立场绑架事实判断，是历史研究的大忌。

（三）建立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书写

历史研究的终极使命不是服务于当下的政治情感，而是建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知识体系。这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具备直面复杂事实的勇气，即使这些事实可能挑战既有的集体记忆。唯有在事实基础上展开的道德评判，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唯有经得起档案检验的历史叙事，才能向后代负责。

六、结论

本文通过对故宫文物在近代战争中保存实态的梳理，揭示了主流"被掠夺叙事"与档案实证之间的显著张力。研究表明，故宫建筑群及核心文物在抗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及英法联军之役中实际上得到了相对完好的保存，部分留守文物甚至在占领期间完成了系统清点。这一事实并非否定近代中国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而是强调历史因果的具体性与复杂性。

"被掠夺叙事"的形成，根植于民族主义情感动员的功能需求、集体记忆的选择性过滤机制，以及历史书写的道德化倾向。这种叙事在激发民族认同的同时，也造成了认知失真与历史公信力危机。

六十年后的今天，当亲历者渐次凋零，当历史越来越依赖于档案而非记忆，我们更需要建立一种方法论自觉：让档案说话，让事实优先，让历史研究摆脱情感动员的工具化命运。正如故宫博物院档案所揭示的——历史有时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而面对这种复杂性，恰恰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是服务于当下情感的婢女。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而对话的前提必须是诚实。

附录：不要为了仇视帝国主义而胡编乱造（耿宝昌）

中国数字时代2019/10/06

在故宫里面开了两天会，关于故宫国宝南迁的历史研讨。抗战时故宫国宝南迁，第一批第一站就是运到长沙，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我的报告就是“故宫国宝南迁与湖南大学”。

这次故宫会议上我还搞清楚了一个我过去一直关注，但苦于没有材料而一直没搞清的一件事——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故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建筑没有被烧，但是是否发生了抢劫？实际情况是故宫里没有发生什么事，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故宫国宝南迁是选择了精品迁走，并没有全部迁走，因为太多。留下来的也仍然可以说是满地金银。但是日本人确实没有抢劫故宫。而且1942年还完成了过去一直未完成的故宫文物大清点。

准确记载的抢夺是在1944年，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了，日本比较艰难了，发起“献铜运动”（像我们大炼钢铁的时候一样）。这时就强行抢夺了故宫中66口大铜缸、91具铜灯亭、4尊铜炮，而且抢夺的铜缸还是“无款识”的。这真是让人惊奇。而且更让人惊奇的是，还有很多故宫文物沦陷在了南京（1931年9.18事变后就从北京运到了南京），也都安然无恙。其中最重要的，被故宫人称为“二十五宝”的25枚皇帝御玺，也都得到完好保存。而且日本人占领南京期间还曾把“二十五宝”拿出来展览过，但他们并未拿走。

我无意为帝国主义侵略开脱责任，说这些只是想要实事求是地说出真正的历史，不要带着感情去编造历史。

不仅日本人占领北京，当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故宫也没有被抢被烧。唯独当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下手，说实话那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惹的祸。人家派出外交使团来谈判，我们却把他们抓起来当犯人一样折磨，甚至比犯人都不如。39个外交官和记者，被捆起来放在太阳下暴晒，不给吃不给喝，屎尿都在身上，伤口化脓生了蛆……

这样的非人折磨怎不让人恨到骨子里。人家兵临城下要你交人，39个人质交出来只剩下18个，21人被活活折磨致死（不是杀死），其中一个《泰晤士报》记者，交出来的尸体被砍成了七八大块。发生这样的事，人家怎么不把你中国人当野蛮民族看？稍有文明水平的人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来。曾国藩都说僧帅（僧格林沁）惹出这种祸来，应该自裁谢罪。而我们很多书中还以歌颂的口吻赞扬僧格林沁。这种事只有缺教养的野蛮民族才干得出来，而我们却报以歌颂赞扬。就是这个僧格林沁，抓人家外交谈判的文人那么轻松那么起劲，而在北京城外真正遇到英法联军却一触即溃作鸟兽散！这种人还有人把他称作英雄！亏得我们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读武侠书，连最基本的武侠精神都不懂！

英法联军选择圆明园就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圆明园，他们明确说要报复。不然怎么不选择故宫？还有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这些地方都是遍地金银。

故宫会议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说了，他去访问英法等国的博物馆的时候自己感到很骄傲，因为故宫没有受过战争损失，里面保存的全是真东西。不像英法等其他博物馆，很多都在战争中损失了，展出的是复制品。他明确说到故宫600年未受战争抢劫的祸害，而这中间北京三次被外国占领，一次英法联军（就是圆明园那次），一次八国联军，一次日本人，而且日本人占领了八年。

居然故宫文物完好无损，这事我们过去的宣传教育中可从来没有说过！总说欧美日本的博物馆里展出的中国文物都是抢去的。这次在故宫会议上不只是故宫博物院的人，还有国家博物馆、国家档案馆的人都一再说明，过去凡国家保存的文物根本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样被抢劫，被拍卖，流失海外，根本没有。抗战时故宫文物南迁运走的只是精选的一小部分，留在故宫里的还有100多万件。100多万！这可不是小数字。这是故宫文物保管处梁金生处长亲口说的，他是故宫“大内总管”，亲自主持完成了故宫文物清点工作。

今天流失海外的数以万计的中国文物，多数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盗卖出去的，或者是正常途径买卖的。

我们的宣传教育应该客观，应该实事求是，不要为了仇恨帝国主义就编造一些子虚乌有事来。这些都是将来无法向历史交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