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树洗稿风波与中国知识分子习惯性抄袭、创新力低下

   近日，常在自媒体发言、因采访热门电影《奥德赛》导演诺兰爆火的中国文化学者仲树（本名诸葛一杨），陷入抄袭风波。有人列举其播客和文章有不少抄袭他人的行为，尤其是将一些外国学者/博主的言论“汉化”为中文并当作自身的观点再“输出”给自己的读者。

    仲树本人否认了“洗稿”及抄袭指控，而归咎于人们“造神之后毁神”。不过，根据多方列举的仲树作品内容和原创者内容对比，仲树确实大量抄袭了他人言论和观点，且并非合理、规范、透明的参考和引用，而是明显将他人创作成果扮为自己原创成果。另外仲树还被批评写作中过于使用AI辅助，而非完全人工写作。

     作为被广泛认为精通西方历史和哲学、新兴的青年学者，仲树被检视出抄袭套作等情形，令不少人感到意外。之前曝出的蒋方舟、贾浅浅等知名作家抄袭丑闻，人们因较容易判断其写作水平较低，尚且容易接受，仲树这样看起来精通哲学、思想深邃的文化学者也涉嫌抄袭、形象“塌方”，令更多人惊讶和失望。

    但若较深度了解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和文化教育情况的，对此并不会很奇怪。因为在最近数十年里，中国的思想、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一直是缺乏活力和创新能力的，僵化与教条充塞其中，模仿与抄袭司空见惯。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诞生具有独立思考和具有创造力的人，也自然难以出现独创的、新颖的、具突破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研究成果。当代中国不仅缺乏中国古代文明鼎盛的汉唐宋及近现代民国时期的人文大师级人物，普通的学者和文人也普遍长于模仿而鲜有创新、空有知识而乏思想、如同机械木偶而非自主的活人。

    之所以如此，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模式、社会环境等共同塑造的结果。抄袭也成了中国多数知识分子习惯的行为、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惯性。

    中国的体制对于人们独立的思想和自主的活动是颇为反感、保持警惕、予以压制的。执政者不希望人民尤其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思想上的反叛，因为这容易引起对当权者的不满和现实中的反抗。而社会环境、文化创作环境也因此死气沉沉。所以从制度到社会环境，都在塑造、促成、暗示人们老实听话、遵循成规，将溢出预定轨道的思想还行为视为“离经叛道”而软硬兼施打压和扼杀的。

     也正是出于洗脑和规训人的目的，中国的教育制度也是填鸭式的、死记硬背为主的、不鼓励创造力的。日常学习强调背诵而轻视理解，考试也集中考核对知识的记忆情况而非发散思考的成果。教育制度的导向和塑造，对于处在青少年时期、观念和思维方式成型期的人们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压制独立思考和自主性的教育，扼杀儿童的灵性和青少年的活力，制造出的普遍是缺乏创造性而只照本宣科、因循守旧、提线木偶般的“新人”。当然，中国的教育本就不够发达和开放，即便一些学校和教师希望培养学生创造力，往往也缺乏相应能力和手段。而绩效考核等压力也让教育更倾向于功利化、强调量的产出，而忽视质的改善。

   而包括人文社科行业在内的社会环境，同样是抑制创造力的。人们被要求完成繁杂的工作，接受量化的绩效考核，而创新创造并不被重视。虽然有时名义上也会把创新作为考核标准，但实际上缺乏衡量创新水平和价值的标准，也没有足够吸引力的创新奖励机制，最终流于形式。乃至各种创新的作业和项目，又成了一场“抄袭大赛”。人们已经习惯了照本宣科、萧规曹随，大脑思维惯性已懒得发散思考，做不出来前人没有的东西。

    当中国人从小到大处在一个束缚思想、规训行为、鼓励抄袭、打压创造力的环境中，就直接扼杀了绝大多数本来可能生发的潜在创意与创新成果。人们已经形成了遵循旧例的思维定式，从心底无法想象独特和超越既有知识的新东西，脑子里无法生发出创造性的理念。人们不仅难以有创造性的成果，甚至逐渐懒于自主写作，而习惯于大篇幅引用他者言论与著述。有些人有时候还愿意标注出处，有时则有意无意掩盖来源、打扮为自己的原创文字。

   当人们在学生时代就热衷于抄作业、论文抄袭，并且被普遍默许，也就会将习惯带到成年的工作中。许多人从事文化工作，但缺乏从心底里的爱好，抄袭当然比绞尽脑汁原创更加省时省力。而即便对于那些爱好写作、在人文社科领域小有成就的文化人，因为大环境和个人从小的习惯，以及对抄袭他人作品问题的不敏感，大多也不能免于套用他人的文字。

   仲树属于有一定学识和成就的中国青年学者，她对于西方哲学、神学、历史学都有一定造诣，其学术成果有真实成分，并非全然是虚假的。但她的作品也确实有抄袭和套用他人作品的情况，个人形象也经过了包装和美化。如果说她自身实际的水平量化为10，通过将他者成果转为己有等方式包装后，她的作品产出和给人印象中的水平就达到30-50。

    具体说来，仲树的抄袭行为是中国学人中一种较容易被忽视但也有典型性的情况，即利用中国与外国的信息差及语言差异，将大量外国学术成果及外文作品“汉化”，以其自己名义在中文媒体平台发表，将他人成果“转化”为自己的原创结果。因为中外之间的信息障碍和语言差异，这种抄袭套作较为隐蔽而不易发现。即便被发现有较多狡辩余地，如以“将外国学术成果引入中国、加工转化”等理由否认抄袭事实。

   本次仲树的抄袭之所以被发现，也在于她长期陷于一些意识形态争议和网络口水战，如美国左翼和右翼的斗争、对巴以问题的看法等，又因其采访诺兰而“爆火”引发关注支持同时也引来更多质疑，才被更多人挖出其涉嫌抄袭外国人英文作品的事情。如果仲树没有陷入各种争议，也没有出名，如同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数百万计的学者和博士生那样，她的抄袭大抵不会被发现或发现也不被关注。因为这样的抄袭太多太普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也难以一一分辨、举报、处理。甚至那些参与举报仲树抄袭的人，起码有一部分自身也曾在写作中有抄袭和套用他人的作品。

   中国人普遍缺乏创造力、人文社科以及更多领域抄袭成风，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难以去除的痼疾，仅仅靠抓住和批判几个涉嫌抄袭的名人是远远不够的。而因为高校和研究所等机构成员通过各种形式、严重程度不一的抄袭过于普遍、创造力低下，高校及政府既不愿也无力全面查处抄袭和惩罚抄袭者。虽然有知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及《新语丝》网刊等人及媒体时常进行打假和曝光、批评学术和社会中的弄虚作假、揭露抄袭者，但力量有限、杯水车薪，难以遏制学术界全面的腐烂。

   虽然中国抄袭现象普遍，但若因此对中国人加以污名化，觉得中国人天生就爱抄袭、基因里就缺乏创造力，同样是错误和不可取的。中国人缺乏创造力和习惯于模仿抄袭，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还有更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近现代以来，中国长期处在内乱外患侵扰中。从清廷的专制和“文字狱”，到民国的战乱、日本的入侵，以及1949年后长期和反复的政治运动，让中国人处在缺乏安定、物质贫乏、易受伤害的恶劣环境中。除了民国少数时期和上层精英文人的短暂辉煌，长达百年及可以追溯更久时间里的中国都是浸泡在苦难与绝望中的。而且那短暂辉煌也在之后的外敌入侵和内部镇压中毁掉了。

   在贫穷、压力、创伤中成长的中国人，想要拥有和保持好奇心、灵动感、创造力，是远比富裕安定社会的人们要艰难、可能性低的。许多人生命都难以保全、活着也战战兢兢，极难有精力和条件冷静思考和创造新东西。生存的压力让人们无暇考虑基本生计之外的东西，创伤的经历损坏了人们脆弱的心灵，人们普遍变得麻木、功利、短视。

   这些问题并不是中国人天生所有，而是后天塑造和现实迫使下的选择。而体制和教育模式对中国人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抵御的。对于遭受多重不幸的中国人，是不应当求全责备的，也不该从基因和出身上否定其创造力存在的可能性的。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高锟等民国出身及定居境外的华人，就证明了华人完全能够做出开创性成就，尤其后天环境的重要性。

    经历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一部分中国人富裕起来了，生活环境也大大改善。但生存压力和创伤遗留仍然困扰着包括多数知识分子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反智主义也仍然大行其道。在长期都缺乏创造力的历史与现实环境下，想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新成就，是不容易的。而且改开至今的中国虽然少了贫穷，但物欲刺激的人们心浮气躁、急功近利。而抄袭和套作是便捷的取得成果、取得名利的有效手段。即便那些光鲜亮丽的名人也不例外，甚至他们的成名一部分原因就是依靠了抄袭等不光彩的手段。

   当抄袭成为一种风气，大家都在做，每一个具体的抄袭者也就不再有羞耻心，甚至是“合群”的表现。当抄袭“习惯成自然”，每篇文章、每次节目、每个话题，都容易下意识去“拿来”他者的成果。仲树也不例外。她利用自己英语好、熟悉国外前沿学术成果和热点讨论，就将之“汉化”转为中文，包装成自己思考的成果放进自己的作品和节目中。仲树作为学者熟知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当然明白抄袭是不对的。但她内心显然不排斥抄袭，否则不会如此大量和熟练的将别人的言语挪用为自己的发言。

    仲树的抄袭也暴露了中国新兴青年学者们学识有限、抄袭成风、金玉其外的现实。有人认为新一代青年学者会比老一代更有见识、更加专业化和遵循学术规范、有更强创造力、更多创造性成果。而现实中，许多中国青年学者虽有一定学识和能力，但水平并不算很高。相对于老一代虽然专业和视野有问题、但经验丰富，新一代青年学者普遍没有经历许多曲折和风浪，家境很好而并不充分理解民间疾苦，对社会和人性的认知相当有限和片面。他们往往自我包装或被包装的外在超越内在、形象胜过实力、精致压倒品行，被高估和过誉了。这些青年学者确实对所学习研究的领域有所了解和认知，也有一些思考和成果，但相当有限，很难有升华与新创。当然，也更难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进展、建立开创性业绩的大师级的人物。

    当代的中国青年学者们，往往也缺乏严肃性与责任意识，这也是导致他们习惯于抄袭且不觉羞耻的原因之一。许多人文社科学生和青年学者，把学术当成某种“好玩的事”对待。这固然有利于较轻松自在的学习和研究，但消解严肃性的副作用就是不能严谨求实的对待知识与思想，把“借鉴”他人成果当成无伤大雅的事。他们也不明白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君子德行、肩负天下重任的责任，没有信仰和理想，玩世不恭。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待学术的态度、治学的严谨度。抄袭者也不认为盗用他人成果需要承担什么道德和法律上的责任，没有因抄袭产生的羞耻感、厌恶感，甚至对靠抄袭完成作品和取得名利沾沾自喜、自以为得计。

    总之，中国知识分子严重缺乏创造力、抄袭成风，有着复杂多样的原因，且已积重难返。虽然因互联网发达时常曝出一些抄袭丑闻、当事人受到一定处罚和打击，但并不能根本性改变大环境和长期的风气。我个人对此也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不过我也认为知识分子尤其那些身份较高、资源丰富的高级知识分子，应当多反思和改变，因为他们有更好条件去改进、创新、避免抄袭，也有更大责任维护学术的诚信、严谨、公正。虽然如今学术界虚假泛滥、黑幕重重，真正的洁净已不可能，但还是可以有些折中的改善可能性，减少一些抄袭和谎言，多些有限但真诚的成果。

   （关于中国人包括学生和学者创造力低下问题，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国人难获诺奖原因何在》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26/nobel.txt 一文中有更多评述。虽然那篇文章主要针对自然科学领域，但人文社科领域也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