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大国崛起的真正根源（五）

5． 美国

在这一集里，《大国崛起》谈到美国的建国是由于清教徒：“1620年，一百多名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清教徒，乘坐一艘叫“五月花号”的船只，开始了前往美洲新大陆的航程。他们漂洋过海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宗教圣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埃里克·方纳）：清教徒是英国国教的分裂者，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教派，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宗教理想，而不是按照英国国教的方式。”也谈到了清教徒及其信仰对《五月花号公约》这个美国宪法之母的影响。

但是它没有谈到清教徒精神对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督新教对美国宪法和法律、政治体制、人权民主自由、自由市场经济、宗教宽容、信仰自由以及后来的“进步运动”（或扒粪运动）、罗斯福新政对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矫正等的决定性影响。　　

1983 国际圣经年的时候，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做了一篇《圣经》和美国建国为主题的封面报导。那时，他们做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叙述：“数个世纪以来，《圣经》深深地影响美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现在历史学家正发现，比起宪法，也许圣经才是我们的建国文献：一个特殊、神圣、为神所呼召来建立社会模范的民族、世界灯塔之美国，《圣经》乃是此强力迷思的来源。”

一向对基督教并不友善的「时代杂志」(Times)在一篇名为“饮水思源”的文章里说道：“我们的国家是唯一一个以良善理念为基础而建立的国家。这个良善的理念结合了坚强的加尔文终极道德权利和罪人行善责任的信仰。这些收录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之内的信仰实际管理着我们的社会。”

1907 年八月 20 日大罗斯福总统在纪念五月花号清教徒的演说上说：“三百年前到达此地的五月花清教徒，以及随后跟进而来比他们更严谨而人数也更多的亲属们改变了这一块地的命运，也因而改变了这一个世界的命运。”五月花号清教徒意图建立一个祥和，并以圣经为准则的殖民地，这也是普利茅斯的精神。五月花号清教徒中的牧师罗宾逊向大家讲了一篇告别证道(根据以斯拉记八章 21-22 节)。在那篇讲道中，罗宾逊提醒会众有关他们教会组成的定约。那份属灵的定约不久就转化成政治协议，即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个公约成为美国宪法之母，但她的属灵含义没有得到应有的阐释。

美国伟大的参议员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说： “最后，我们不要把我们国家起源的宗教特质给忘了。他们那一份对基督教超高的崇敬将他们带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受着它如同明灯的指引而航行，并在它的盼望之中登陆。他们寻求在社会里实现它的原理，想要将之嵌入到每一个学校、公共事务、政治和文学之中。让我们珍惜这一份情感，并且扩展这一份影响；让我们深深地相信，最快乐的社会将是那种身上带有基督教温柔、和平精神的社会。”

自由是美国人最关心的。然而多数人并不明白，自由的根源是基督教所信奉的圣经。保罗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林后三 17)。《圣经》在加拉太书五章 1 节里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因此，罪的枷锁一经解除，很快地那被基督所释放而得到属灵自由的人，会开始寻求政治和公民的自由。所以基督的救赎对鼓舞人们寻求自由而言是一极大的刺激，而宪法也保障了每一个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所涵盖范围之广是史无前例的，那是来自神的话语。

美国建国之父宣告个人拥有神所赋与的权利，此权利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得为国家所剥夺。国家的权力被认定是有限的，并得接受神的限制。国家乃是神伸张公义的仆人，但必须在某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运作，以免国家夺取神在人心中的地位。罗马书十三章 1-4 节订立了国家的基础，使徒行传五章 29 节订立了在适当时机里“公民不服从权”的基础。

美国宪法法官兼历史学家艾兹摩尔(John Eidsmoe)在他那本《基督教和宪法》一书中说：“基于人有罪的观点，清教徒拒绝给予个人过多的权力。权力有腐败趋势，并且可以被用来打压别人。因此，统治者的权力必须予以妥善地监督。”

建国之父所明白的真理是：人皆有罪。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十七 9)。詹姆麦迪逊说：“人类某种程度的堕落值得我们谨慎和防范。”稍早本书也提过分权这个观念。分权的目的在防范少数人的权利过于膨胀。

权力如何加以分割呢？早在孟德斯鸠以前，神就借着他的仆人以赛亚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是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赛卅三 22) 在此我们看到了政府权责三个等分的区隔–审判、立法和王的角色。建国之父并没有把这些角色的权威放在人的手里，而是置于分散的法律机制里：政府司法、立法和行政三个部门。

自治是美国清教徒基础的一部份。议会厅在美国早期往往设立在教会里，其位置往往是市镇中心，而它也常常是政治权威的中心。在塑造美国政治风格上，加尔文教派算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加尔文教派之一的长老会为美国提供了一种政府架构类型。不论在那里长老教义一直都是主流，它建立了一套共和政体。这一点连许多历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美国政府是一种共和政体。在教会里，一般信徒被赋予治理教会的权责。长老会的长老们经过教会全体投票而产生，他们实际管理教会。这一点和经由选举而产生的代议士管理国家是一样的。正因为长老会–也是加尔文派–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说：“实际上，加尔文是美国的建国之父。”

基督教也使得美国成为世界“公共教育”之父。建国前辈们相信为了让所有的人读圣经，以明白圣经的教义和信仰起见，因而学校和大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地冒出来。众所周知地，哈佛、耶鲁、达特茅斯、哥伦比亚、普林斯顿以及其它优秀的大学无不有基督教的背景和起源。美国首批 126 个大学里，基督教包办了 123 个。

新教对美国的决定性影响已经众所周知、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无法否认，古今中外文字也实在太多，除了象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这样的人类经典外，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一两年由中国学者于歌所写的《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外交与政治》非常切中要害，拙作《天职》则是从经济伦理角度揭示美国清教徒精神的。《天职》一书揭示了清教徒精神对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书中写到：“一个全世界不争的事实是，美国精神，尤其是美国企业精神的核心和渊源就是清教徒精神。她是美国市场经济得以确立、企业得以创业、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得以繁荣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是美国企业和企业家在北美洲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从无到有、开拓产业、扩张财富、作大作强的精神和信仰支柱，也是美国之所以能够最先迎接工业革命、计算机、互联网信息产业浪潮的最深刻的精神背景。

今天，美国文化可能是世界上最多元开放、混合纷乱的文化，黑人、印第安人、亚裔、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等各种文化构成其文化重要的一支，但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文明研究者都公认，作为美国赖以立国、作为其文化核心和持续原动力的，还是清教徒精神。清教徒精神就是美国人开创兴旺产业背后的伟大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原动力，使沃尔玛的前总裁山姆·沃尔顿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与顺便来探望他的一位商店经理讨论销售数据；正是这种原动力，使福特公司以自己的前途作 “赌注”，大胆地向着“使汽车大众化”的目标前进，从而为人类真正地进入汽车时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他们的这种原动力，其真正来源就是植根于生命信仰的清教徒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的就是清教徒们开拓北美洲时的创业精神！我们需要像清教徒一样开拓市场、拼命使财富增值、并使这些经营活动神圣化；我们需要象清教徒一样“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我们需要像清教徒一样刻苦禁欲、履行天职、充满信心、担当社会责任；我们需要像清教徒一样的企业家，更需要像清教徒一样的员工。”

美国参议院将 1983 年订为“圣经年”。这群最高立法委员们说：“圣经，亦即神的话语在塑造我们的国家仪式上贡献卓越。使得美国成为一个独特和蒙受祝福的国家……从圣经而来的虔诚信仰领导美国早期建国……圣经的教导启示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采用的政府架构。”而我们要说的是，这才是美国的崛起之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