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女人（三）

看不见的女人

李公尚

三

我以联合国妇女保护基金会艾滋病防治计划基金观察员的身份前往越南，越南卫生部派出了一名叫阮仲林的处长前往机场接机。在越南官方举行的招待宴会上，接待官员们介绍说越南目前是全球艾滋病治疗最好的国家之一，越南卫生部积极部署和推进国家健康目标计划，超过96%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得到有效治疗，希望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继续给予越南充足的资金支持。接下来的几天，越南官员陪同我参观了越南艾滋病防治研究所、艾滋病实验药物控制中心、艾滋病康复综合医院和抗逆转监护区等。所到之处，接待官员都展示了最先进的艾滋病预防药物和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表示越南将力争实现终结艾滋病流行的全球承诺。

我向越南卫生部的官员提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把越南列为开展性旅游产业的国家和艾滋病传播高风险一栏，越南政府是否注意到了国际社会的这种批评。越南卫生部的官员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在污蔑和抹黑越南的公共卫生事业。我拿出法国《世界报》不久前刊登的法国一个非政府国际组织提交给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上面揭示了越南近年为了吸引外资和外国游客，涌现出了大量“买春旅游团”，在越南各地很多隐形的红灯区里，充斥着廉价性服务、吸毒和赌博，这些日益繁荣的产业链背后，不仅存在着艾滋病传播的上升趋势，更存在着越南政治、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越南政府似乎容忍这种艾滋病传播的上升趋势，纵容商业性色情服务泛滥。越南卫生部的官员看了，面面相觑，一位高级官员严肃地说：“这份报告别有用心，是国际上一些敌视越南的国际组织为了反对越南的革新开放和融入国际社会制造出来的谣言。”第二天，他突然提出要接见我，见面后他随机应变地笑着说：“当然，我们在工作中存在着需要革新改进的地方，这也正说明我们的国家在艾滋病防治方面还需要美国和国际组织的大量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援。”

几天后，越南文化、体育与旅游部以及下属的越南国家旅游局举行宴会招待我，他们向我介绍了近年来随着越南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越南的旅游业正在利用自身优势和世界发达国家接轨，发展成了世界旅游发达国家，例如荷兰、比利时、瑞典等国相当的模式。我问起他们说的自身优势是什么，一位官员说，越南的自身优势是越南女性比男性多，年轻女性参与旅游业的人数多。这让广大的越南年轻女性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积极学习防治艾滋病知识，自觉严控艾滋病的传播。他们提出希望我实地去考察被一些国际组织指责的“敏感地区”。两星期后，越南卫生部、越南国家旅游局和越南公安部批准并同意我以旅游者的身份考察越南河内和胡志明两地的“敏感地区”，但所到之处必须由越南政府人员陪同。

在越南，严格说来并不存在红灯区。法律明文规定卖淫和一切商业性色情交易属于腐败性犯罪。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越南没有色情交易。越南河内和胡志明等城市里重要隐秘的性交易场所，大都存在于市中心繁华商业区里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大型豪华饭店和高级餐厅的酒吧里。这些场所专门面向外国投资者和当地政治精英以及各地来中央办事的高级官员。大量与政治和经济牵连的重大事项无法在谈判中交易成功时，这些场所就成了有助于高层政治精英、上流社会和外商投资者消除隔阂、联络感情的高交易场所。陪同我考察的袁仲林处长，带我到这种场所参加宴请、泡澡按摩，最后接受“礼仪服务”。当然这种“礼仪服务”我并没有付钱，不存在性交易行为。那天一位陪同我的饭店小姐告诉我，她来自越南靠近中国的海防市，从越南旅游学院毕业后被招聘到河内市旅游局工作，曾被派去中国南宁和北海的高档饭店接受过培训并实习一年。这位漂亮窈窕的小姐温柔地陪我泡澡和蒸桑拿，再为我按摩和踩背，最后给我带上安全套，拉着我趴在她身上，高抬起双腿加紧我的腰部对我说，她从事这项工作并不意味着她没有贞操，按照上级规定，她每次和客人进行肉体接触时都必须要戴安全套。她认为只要按照要求带了安全套，就和各国现代女性在社交场所和男人握手、拥抱一样，应当被认为是恰当的礼仪。

这位饭店小姐的工作性质，让我体会到了越南政府革新开放引进外资的良苦用心。实际上，越南大量的性交易场所都存在于各个城市的老城区内狭窄错乱的街道边的出租屋里。从业人员利用这些老旧不起眼的出租屋，开办发廊、按摩屋、钟点房等，为络绎不绝的客人提供性服务。在胡志明市的第一郡（District 1）有几条特定的街区因集中了很多娱乐场所而被视为事实上的红灯区和夜生活热点。近年来位于泰旺龙（Thai Van Lung）街和勒坦彤（Le Thanh Ton）街交汇的各条小巷内，密布着大量新生的日式居酒屋、日式按摩店和日式KTV，被称为日本街，提供日式的全套色情服务。范五老街是南亚和东南亚背包客的聚集地，街上露天酒吧林立，音乐震耳欲聋，是夜生活和街头女性拉客最活跃的中心地带。一直陪同我考察的阮仲林处长，对各处的商业性色情场所了如指掌，也津津乐道。他和我和谐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消除了对彼此的戒心，常带着我光顾各类色情场所进行实地考察。

在胡志明第一郡北部著名的发廊城内一条小巷里，阮仲林带我找到一个叫“四姐妹”的发廊，他说发廊里的四姐妹都是他喜欢的类型。发廊的老板娘和四个打工的洗发妹都来自越南北部山区，阮仲林和她们叙起来，很快都互认了老乡。阿唛在老家欠了债，她想在城里打工攒钱还债，然后用剩下的钱回乡开个小店。阿苓离婚后把孩子放在老家农村让父母帮着抚养，她每个月都寄钱回家。她说她的家和阮仲林的老家相隔十公里，中间有一条河。阿浅原本在一家工厂里打工，新冠疫情时工厂倒闭了，她通过老乡关系辗转来到这里。阿翡年纪最小，外表活泼可爱，内心却算计最深。四个人来自同一个地区，按年龄大小相互称姐妹。

阮仲林第二次带我去这家发廊时，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如果我去只是和她们聊天，不来点“实际的真活，”似乎对不起他的这些“家里人”，毕竟他陪同我出差回去报销的招待费里包括考察一些“敏感事项”，不用就白白浪费了。那天晚上他出手大方，包下了阿唛和阿苓陪他，把阿浅和阿翡分配给了我。他见我同时面对两个女人手足无措，笑着对我说：“在越南一个男人娶两个老婆是受政策鼓励的。过去几十年的战争造成了越南全国各地女多男少性比例失调，政府为了鼓励生育，不禁止一夫多妻和合理的婚外情。你没有试过同时搂着两个女人睡觉吧？那今天就试一试，只要你喜欢，哪天我们把她们都弄到宾馆去，让她们好好侍候你。”说着，他指着阿浅和阿翡对我说：“你看，她俩一个嘴大一个嘴小，这就是女人的差别，同时玩儿两个女人能体会女人的不同味道。”说完，他故意提高声音冲着四姐妹大声问：“你们最近都去检查身体了吗？身体没有什么病吧？”四姐妹怔怔地看着他，有的点头，有的小声说“都没病。”阮仲林又大声冲着老板娘问：“你的这些妹子，平时接待客户时都按规定使用安全套吗？”老板娘陪着笑脸谄媚地回答：“她们都用，一定都用，不用我就不让她们见客户！如果有一个害的客户得病，我就把她们全赶走。”阮仲林听了笑着对我说：“听到了吧？放心吧。没事儿，尽情玩儿吧！”

阮仲林陆续带我又去了其她几家发廊后，一天他问我想不想再去找四姐妹“回炉”，他觉得还是四姐妹过瘾。我婉拒了他，说正在起草调查报告，他听后自己出了门。后半夜他返回宾馆时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包下了四姐妹“群玩儿”，结果只玩儿了三个，剩下一个实在玩儿不动了。他说让他失望的是，这四姐妹都分别悄悄向他耳语揭露其她三个姐妹为了让顾客满意做爱时不戴安全套。我开玩笑问他：“她们有没有为了让你满意不要求你戴安全套？”他说：“我当然要按规定办事。”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其实不带套也没事，我能搞到特效药。人熟了，不带套裸玩儿才能细品出各种不同的滋味。”

几天后阮仲林告诉我，前几天阿苓开始频繁发烧，起初她以为只是劳累，直到她感到恶心头晕全身发冷才去看医生。医生给她做了检查，建议她去大医院进一步复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她看完沉默了很久，她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她走出医院没有哭，把化验单揉成一团扔进河里。她没告诉任何人，照常化妆，照常接待客人，只是比过去更加疯狂地争抢客人。以前属于阿唛的客户她主动去联系，原本是阿浅约的客人被她提前劫走，阿翡刚谈好的客人也被她低价抢了过去。她们三个人现在都恨她。

我听了心里一哆嗦，后背一阵发冷。艾滋病从感染到发病，有大约十天到两个星期的潜伏期，算起来阮仲林带我开始和她们交往时，正是阿苓感染艾滋病的时间。我心有余悸地对阮仲林说：“阿苓一定是从她的某个客户那里感染艾滋病的！”阮仲林说，阿苓怀疑是一个姓周的当地老板传染给她的，周老板每次包她出去，都不愿意戴安全套，她还见过周老板和他的朋友在饭店里注射白粉。

我听了不由把眼光投向阮仲林，紧紧盯着他的双眼，他曾和阿苓做过，可能还不止做过一次。我问：“这些天你没少去光顾她们店吧？”他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大大咧咧地对我说：“放心，我每次和她们做都按内部规定带套。另外，我已经打电话让公安派出所把姓周的和他的朋友都弄起来了。”说着，他拿出一盒药片朝我晃了晃，说：“这是我刚要来的美国最新研制的防治艾滋病的特效药品，越南是美国新妍药品的临床试验基地。如果觉得不舒服就立即吃一片。我在卫生部弄什么药都方便，部里那些人有的是裸玩小姐的，使用了这些药都没事。”他看着我目瞪口呆说不出话，安慰我说：“没事！我再告诉你一个好办法，无论和谁，完事后你就用牙膏涂到你那话上，等一会儿再用水洗掉，就能消毒。”

我庆幸我没有和阿苓做过爱，和其她女人做时也都坚持戴了安全套。看来越南的艾滋病防治并没有越南政府宣扬的那样乐观。半个月后在我要离开越南准备去老挝时，听说阿唛的身体也开始出现异常，接着是阿浅和阿翡也先后在体检中发现感染了艾滋病。她们三人几乎都崩溃了，互相怀疑，互相指责，甚至大打出手，认为是对方抢自己的客户时为了讨好客户不戴安全套，从某个客户那里感染了艾滋病，又把艾滋病传染给其他客户，这样造成了交叉感染。阮仲林为她们每个人都搞了一些防治艾滋病新研药品让她们服用，她们服药后冷静下来，分别回忆各自的客户名单，想起来是阿苓最早感冒发烧的，她和她们每个人最熟的常客都密切交往过。老板娘弄清楚这事后要把阿苓赶走，阿苓说反正感染艾滋病毒的不只是她一个人，要赶一起赶，否则她就去派出所揭发，让发廊倒闭。阮仲林为了和四姐妹发廊撇清关系，干脆打电话让当地卫生局和公安派出所关闭这家发廊。

我从越南到了老挝，发现老挝是一个相对封闭型国家，社会文化较为保守，对婚前性行为和患有性病持有强烈的社会鄙视。在偏远地区，民众对避孕、安全套使用以及性病防治等知识认识有限。老挝政府较少主动接受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艾滋病防治资金的援助，而各地政府公共卫生预算匮乏，导致针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免费发放安全套、匿名检测和抗病毒药物治疗的覆盖率不能满足实际要求。随着经济发展和跨境务工及边境贸易的大量增加，地下性服务在一定区域和场所大肆泛滥，导致了艾滋病病毒及其它性病的传播感染率逐年上升。在首都万象、沙湾拿及、巴色和琅勃拉邦等主要城市，中国的投资和企业人员大量涌入，不仅推动了老挝的经济发展繁荣，也刺激了当地的商业性色情服务。大量的性交易大都暗藏在卡拉OK厅、酒吧、按摩院、桑拿房和夜总会中。位于博胶省的金三角经济特区博彩业和色情业盛行，聚集了大量中国、泰国、韩国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流动人口，使这一区域变成卖淫、贩毒、拐卖人口的犯罪温床。

老挝政府对世界妇女保护基金会派我前往老挝考察艾滋病防治状况，采取不拒绝、不欢迎、不在乎的态度。我在一名熟悉当地语言的中国商人带领下，去了一些城市的色情服务场所，发现老挝政府默许和容忍色情业存在，但对毒品进行严格控制和打击。从事色情服务的女性多来自越南、泰国和缅甸，但也不乏老挝本国人。一次在万象一个陪同我老挝女孩儿问我在中国如果女人失去了处女膜，再嫁人是不是就没人要了，我说这要看情况而定。她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嫁去中国。她家乡的很多女孩儿越过边境去中国打工，然后嫁给了中国人。中国人结婚给彩礼，让女孩儿全家都富裕起来。她因为考音乐学校来到万象，毕业后在首都剧团工作，却没有嫁去中国的女孩儿过的好。现在她已经不是处女了，在老挝不好嫁人了，听说中国能修复处女膜，她希望挣够钱就去中国，修复好处女膜嫁给中国男人。说着她放开搂着我脖子的手，让我帮她看看她下体的处女膜还能不能修复好。

几个星期后我离开老挝去了柬埔寨，柬埔寨曾是东南亚国家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接受了国际组织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在控制艾滋病传播方面取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我在柬埔寨疾病防控中心一名工作人员陪同下，考察了首都金边、港口城市西哈努克港和旅游城市暹粒，这些地方表面上传统的街头妓院是看不到了，实际上地下性交易大量集中在卡拉OK、啤酒花园、按摩院及酒吧等娱乐性场所。这些场所的性工作者被成为“娱乐人员”，大都来自泰国、越南、缅甸、印度和孟加拉，当然还有当地因为家庭贫困和缺乏就业机会的年轻女性。她们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对象不同，泰国、越南和当地的“娱乐人员”主要以陪玩、陪游、陪睡的方式服务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商人，印度、孟加拉的“娱乐人员”主要在出租屋里按时间计价服务穷游者、背包客和当地体力劳动者。

一位柬埔寨的“娱乐人员”和我共度良宵时让我猜她有没有生过孩子，我仔细观察了她的下腹部，没有刀疤也看不出妊娠纹，说猜不出来。她问我和她做爱时有没有觉得她下面很紧，我说体会不出来。她失望地说她正在跟一位老尼姑练缩阴术，很多和她做过的客人都说她下面比别的女人紧，特别舒服。我说只有不用安全套才能体会出来吧，她说再加点钱就能让我体会。后来又幸会了两位“娱乐人员”，也说同样话，显然是加钱就不用戴套。

我分别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考察了三个半月，很难从政府层面找出当地政府对艾滋病传播控制不利的证据，各国政府都希望通过世界妇女保护基金会获得美国提供的大量艾滋病防治资金，但都拒绝承认艾滋病在本国泛滥与中国在当地的投资挂钩。我把调查报告发给杰克森，几天后杰克森给我发来邮件，说泰国总理府向美国申请了新一年度的防治艾滋病资金援助，希望得到更多美国艾滋病防治经费的拨款，让我去泰国曼谷和那里的官员接触。

（根据当事人回忆采写。未完待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