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兩個朋友

蘇軾的兩個朋友

（一）馬夢得

《贈馬夢得》

宋·蘇軾

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

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

我今反累生，借耕輟茲田。

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

可憐馬生痴，至今誇我賢。

眾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

這首詩是蘇軾晚年被貶惠州時，寫給好友馬夢得（字正卿）的《贈馬夢得》。這首詩既充滿了蘇東坡式的自嘲與幽默，也是兩人一生至交的動人見證。馬夢得本來就是一個貧寒的讀書人，跟隨着我交往、相隨了二十年。他日夜盼望着我能飛黃騰達、做大官，這樣他也能分到一點錢去買山隱居（或者改善生活）。沒想到我如今不僅沒顯貴，反而因「烏台詩案」貶官黃州連累了他，倒要靠他四處奔走，幫我借來（申請到）這塊廢棄的東坡軍營之地來耕種維生。在烏龜背上去刮毛，什麼時候才能織成毛毯呢？（比喻：想從我這個窮途末路、一貧如洗的人身上撈到好處或依附我發財，簡直就像在龜背上刮毛一樣空想、不可能。）可憐馬生這個「痴心人」，我都落魄到這個地步了，他至今還在逢人就誇讚我是個賢能的好人。旁人都嘲笑他太傻，他卻始終不後悔，還像虔誠的信徒布施一樣，堅信現在對我付出的一分情誼，將來必定能得到千倍的回報（或指精神上的知遇與報答）。

馬夢得是蘇軾的「超級鐵粉」和摯友。當年蘇軾被貶黃州、他不棄追隨蘇軾至黃州，並親自奔走幫蘇軾向黃州州郡申請到了一塊數十畝的城東廢棄軍營營地。  蘇軾在這塊荒地上帶領家人躬耕自給、渡過難關。因這塊地位於城東坡面，正式自號「東坡居士」。

患難見真情。在蘇軾身居高位時，不少人趨之若狂；在他落魄被貶時，眾人避之不及。唯有馬夢得一生緊緊追隨，無怨無悔。

《贈馬夢得》

東坡居士作東坡，三十年來歲月磨。

還啟宣室無長物，唯有馬生同病多。

(註：在蘇軾的《東坡志林》與黃州詩稿中，關於馬夢得最經典的莫過於戲贈他的那一組詩文與段子，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下面這段關於「貧窮」與「算命」的自我嘲諷，常被稱為《贈馬夢得》或《戲馬夢得》)

最具代表性的名篇：

《戲作贈馬夢得》

朝見馬生面，暮見馬生面。

馬生如白鶴，暮宿朝不見。

子行亦何求，我窮子亦貧。

朝食無匙箸，暮食無盤碗。

何不歸去來，隨我耕東坡？

蘇軾與馬夢得的「窮人哲學」

除了寫詩，蘇軾在《東坡志林》裡還專門寫了一段著名的文段贈給馬夢得，將二人的幽默與曠達體現得淋漓盡致：「馬夢得與吾同歲，同歲而日分先後。吾生日乃二月十二日，夢得生乃十二月八日，是吾長夢得十月也。吾算命占星，以為退之（韓愈）命在磨蝎（摩羯座），而身在人馬。格所當貧，今吾乃與退之同宿，理當如退之之窮。夢得亦同宿，理當同窮。吾二人者，乃退之之黨也。」

蘇軾開玩笑說，他和馬夢得同年同月出生，蘇軾大八天。按中國人信命理，發現他倆和唐代的韓愈一樣，命運註定一輩子安貧樂道、顛沛流離。於是蘇軾打趣道：「咱們倆都是與韓愈一樣的『窮人黨』！」

（二）王鞏

王鞏也是受「烏台詩案」連累貶謫的蘇軾好友。

1079年，烏台詩案爆發後，御史台不僅審查蘇軾，還搜查與蘇軾來往的親友書信、詩文，牽連七十餘人。許多人為了自保，紛紛交出與蘇軾往來的詩文，以示劃清界限。唯獨王鞏沒有這樣做，反而因"受謗訕文字不繳"（即拒絕交出所謂"誹謗朝廷"的文字）而受到嚴厲處分。在涉案的所有蘇軾親友中，其他人多是被貶官、降職或罰銅（如蘇轍降職、司馬光等罰銅），唯獨王鞏被嚴重處分，直接免官，發配賓州（今廣西賓陽）。在當時屬於十分偏遠、艱苦的貶所，是受牽連者中處分最重者。

當時的賓州地處極南嶺南偏遠之地，瘴氣橫行、風土惡劣，在北宋被視為「死地」。對於出身名門（王鞏為北宋名相王旦之孫）的王鞏來說，這是一場毀滅性的打擊。貶謫途中，王鞏家中的歌妓侍妾大多散去，幸有一位名叫柔奴（寓娘）的歌妓願意相隨，陪他在嶺南度過艱苦歲月。

王鞏在賓州並沒有消沉落淚，反而修煉道家養生之術，研讀佛法，著書立說。

五年後元豐六年（1083年），王鞏得詔北還，與蘇軾在北海（今山東濰坊）重逢。蘇軾本對自己連累王鞏深感內疚與自責，但在見到王鞏及其侍妾柔奴後，發現王鞏不僅沒有面容枯槁，反而神采奕奕、臉色紅潤。

當時發生了一段傳世對話：

蘇軾問柔奴：「嶺南的風土人情，應該很不好吧？」

柔奴淡然回答：「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蘇軾大受震撼與感動，與王鞏萬里相隨的女子柔奴可真不是一般人，美且慧。半生沉浮、尚在逆境中的蘇軾，當即作詞，這就是為柔奴寫下的首千古絕唱：

《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

「常羨人間琢玉郎。

天應乞與點酥娘。

盡道清歌傳皓齒。

風起。

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顏愈少。

微笑。

笑時猶帶嶺梅香。

試問嶺南應不好。

卻道。

此心安處是吾鄉。」

與馬夢得不同，王鞏出身名門，其父王素曾任樞密使。他與蘇軾交往數十年，詩文唱和，情誼極深。

更令人感動的是，王鞏並沒有因此怨恨蘇軾。相反，在嶺南期間，他不斷寫信安慰蘇軾，談養生、談人生，把逆境看作磨鍊。

蘇軾對此一直深感愧疚。他後來在《與王定國》及其他文字中曾感慨：

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於家，定國亦病幾死。

意思是："王定國因為我的緣故獲罪，被貶南方三年，一個兒子死在貶所，一個兒子死在家鄉，他自己也幾乎病死。"這幾句話，可以說是蘇軾一生中最沉痛的自責之一。

當人們艷羨、感慨蘇軾在患難之中，還有那麽些個不慕榮利的君子追慕，其實，更應深思的是為什麼？如果沒有蘇軾的品格與才情，一般庸常如我輩者配得到如此榮耀嗎？

我反倒覺得，首先，以蘇軾之品格、才情，追慕者似乎太少。那個時代的讀書人也不很行。其次，那些政敵宵小怎麼忍心對蘇軾這樣的人下狠手？在儒家溫柔敦厚的教化下，北宋士君子的行為底線應該比我們想象的要高很多。可是，人性的黑暗千古同轍、中國權力主宰一切、權力就是正義、成王敗寇的文化價值、共同鑄就了中華文明最黑暗的底色——「明哲保身」甚至「賣友自保」「賣友求榮」……  今日中國人性與道德的淪陷，早在幾千前已經埋下伏筆。然而從人類歷史的橫斷面比較，我發現歐洲經過漫長的黑暗中世紀後，迎來宗教改革、文藝復興，人性覺醒了，經過啟蒙運動，開啟了現代制度文明的大門。從此，歐美晚近五百年的文明史，為人類現代文明昭示了這麼一個真理：只有制度文明才是衞護人性尊嚴、自由、權利的最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