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印被判：权力支配资本的宿命

2026年8月20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及许家印案作出一审宣判。数罪并罚之下，这位前中国首富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与判决一同公布的，是恒大集团88.2亿元、恒大地产70亿元的天价罚单，两家公司合计领下158.2亿元罚金。法院认定，2016年至2021年间，许家印与恒大以持续、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八项罪名。他的两个儿子许智健、许腾鹤，以及同案56人也一并获刑。

曾叱咤风云的中国前首富，就这样在满头白发中走完了他的财富传奇。三年前他被拘押时，恒大负债已逾三千亿美元，成为全球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商。鼎盛时，许家印身家近三千亿，出入前呼后拥，是全国政协常委，是扶贫表彰大会上的座上宾。而泡沫破裂后，留给他的是遍布全国的烂尾楼盘，是百万购房者毕生积蓄烂在工地上的哭诉，是供应商被拖垮的债务链。从首富到囚徒，不过短短几年。当财富建立在权力的恩赐之上，恩赐的收回便意味着财富的清零。这结局令人唏嘘，却并不令人意外。

哈耶克有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一个富人掌权的国家，远远比一个掌权之后才能成为富人的国家好得多”。这句话看似平淡，却点破了一个国家秩序的根本分野—究竟是资本和财富支配权力，还是权力支配资本和财富。

如果一国国民对“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有牢固共识，那么这个国家必然就是富人掌权。谁财富多，谁就能拥有或支配更多的权力，进而促进财富进一步增长，形成良性循环。在这样的社会里，富人不必向权力低头，权力也不敢轻易染指他人的财产，因为那会触犯全社会共同信奉的底线。资本会自然地流向能创造更多财富的领域，权力则退居规则守护者的角色，二者各安其位。反过来，如果权力可以随意干预、掠夺资本，财富的生产就会受阻，社会也难以持续繁荣。更危险的是，当掠夺成为常态，资本要么外逃，要么学会与权力共谋，整个社会的创新与活力便随之枯竭。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要不要保护财富，而是财富能不能独立于权力而存在。

中国文化中，恰恰缺乏“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根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所有的土地和财产都属于皇权，臣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个人创造的财富随时可以被更高的权力收走。中共建政后，这一理念实质上转化为“溥天之下，莫非党土”。因为缺少私人财产不可被公权力侵犯的共识，可靠的私人产权制度始终建立不起来。所谓保护，不过是权力暂时的恩赐，而非法律与共识之下的保障。

在这样的秩序里，要致富，资本就必须依附于权力。商人在致富的同时，往往要充当权力的“白手套”。不借助权力的保护与背书，几乎无法做大；而一旦做大，又难免引起权力的警觉。官商勾结、相互利用，几乎是这条路上的标配。财富由依附权力而来，也常被权力掠夺而去。依附得越深，被清算时摔得越惨。这是依附型资本共同的命运。

胡雪岩是晚清最著名的“红顶商人”，靠左宗棠的庇护富甲一方，又在盛宣怀和朝廷的联手打压下轰然倒塌。他囤积生丝、操纵银钱，盛宣怀只需买通其客户、断其资金链，再加上朝廷查抄的雷霆一击，财富大厦便在数月间轰然倒塌。胡雪岩的兴衰，几乎就是一部资本依附权力的经典案例。

一百多年后，许家印重演了同样的剧本，只不过这次“庇护者”与“清算者”是同一个权力。恒大能够做到两万亿的规模，离不了地方政府的土地、银行的信贷和监管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当泡沫破裂、民怨沸腾，这些曾经的支持者便转身成为清算者。这正是权力支配资本时，资本难以逃脱的宿命。资本从未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它只是权力棋盘上一枚可弃可留的棋子。

更值得深思的是，胡雪岩倒下时，世人尚知是盛宣怀与朝廷的联手；而许家印倒下时，已无需任何人出手，制度本身就会在需要时启动清算。八项罪名、无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一切都显得程序完备、于法有据。只是，这套法律在过去十余年许家印虚增资产、疯狂举债时，始终未曾真正启动过。法律的利刃落下与否，取决于权力的需要，而非罪行的轻重。

但中国民间资本的悲剧命运，并不全是被动的。即便马克思主义也认为，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也具有难以替代的领导作用。《共产党宣言》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革命作用。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无论是过去的民族资本，还是今天的民营资本，始终没有担负起引领社会走向进步的责任。他们更多时候是权力的附庸，而非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原因主要有二个。其一，现阶段的民间资本普遍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存活和发展，是出于专制政体的“开恩”。他们把生存本身当成恩赐，自然不敢对施恩者有任何异议。其二，他们发现，向权力献媚、行贿，远比靠正当经营获取财富来得轻松。当依附的收益远高于独立的风险，依附当然是更轻松的选择。

另一方面，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将民营企业家纳入其中，给了他们一定的政治地位和体面。于是，他们虽不尽满意，却安于现状，甚至乐于现状，并没有产生变革的强烈愿望。许家印本人就曾头顶全国政协委员的光环，风光时与各级官员把酒言欢，落难时却无人为他发声。这种“政治地位”的本质，在判决书落下的那一刻暴露无遗：它从来不是商人与权力之间的契约，而是权力单方面的恩赐，随时可以收回。

政治上的消极和不作为，使他们始终没能争取到独立的政治地位。在“三个代表”的框架里，他们的地位是依附性的、被赐予的，缺乏独立的政治基础。他们坐拥巨额财富，财富的根基却脆弱得不堪一击，顷刻间便可倾覆。许家印曾贵为首富，一朝宣判，全部财产化为乌有，便是明证。当然，民间资本要争取独立的政治地位，确实极难。那需要不屈不挠的精神、玉石俱焚的决心，以及众志成城的集体行动。而这些，恰恰是依附性生存最难以培养的东西。

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并非完全没有尝试。1993年前后，由联想的柳传志、四通的段永基等人发起的“泰山会”成立，成员皆是资产过亿的商界巨头，一度是中国最神秘的富豪圈子。它或许承载过某些抱负，但稍有政治压力，便顶不住了。2021年初，这个运行近三十年的组织正式解散，成员各自散去。富人不仅不敢挑战权力，连彼此抱团取暖都难以维系。一有风吹草动，便作鸟兽散，这是依附者最真实的写照。

如果中国大多数民营资本家，能像香港的黎智英那样挺身而出，不惜以财产和自由为代价去争取自身的政治地位，局面未必没有改变的可能。黎智英本可安享富足晚年，却选择了一条明知艰难的路。他因香港国安法案件被判处20年监禁，成为该法实施以来针对异议者最重的刑期之一。他失去的不仅是自由，还有毕生积攒的财富与事业。一个人、少数人的牺牲当然改变不了大局，但它至少证明了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财富并不必然与依附相伴，商人也可以有超越短期利益的担当。

中共需要民间资本创造财富、支撑经济，这是双方博弈中的筹码。如果大多数民营资本家能够联合起来，以集体行动争取独立的政治地位，不惜两败俱伤，权力也未必不会作出妥协。问题在于，当每个人都在计算“搭便车”的收益时，集体行动就永远不会发生。“泰山会”的解散，与其说是被外力击垮，不如说是富人们在风险面前选择了各自逃生，或听天由命，或远走他乡。他们宁愿一个个被清算，也不愿一起站起来。

许家印的结局，表面是一桩经济犯罪案的宣判，实质是“权力支配资本”这一秩序的必然结果。在私人产权得不到根本保障的地方，资本只能依附权力而生长，也必然在权力需要时被收割。胡雪岩如此，许家印如此，下一个倒下的“首富”，恐怕也不会例外。

只要资本仍须仰权力之鼻息，只要“溥天之下，莫非党土”的底色不变，民间资本就永远只能在“依附—做大—被清算”的循环里打转。今天倒下的许家印，昨天还是权力的座上宾；今天未倒的富豪，明天也未必能逃过同样的循环。差别只在于，谁先轮到。打破这个宿命，靠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悲壮，而是整个资本阶层对“独立”二字的集体自觉。

2026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