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 下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可能由中国制造

这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会长迈克尔·B·G·弗罗曼（Michael B. G. Froman）周四2026年8月13日发表在《外交事务》的评论。弗罗曼先生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任美国贸易代表，2009年至2013年任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请读他的评论：

近年来，对于中国产能过剩的抱怨从未间断。北京不惜一切手段推动出口并扩大贸易顺差的执着，已经损害了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以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抱负。全球对于这一挑战本质的共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但这对中国的政策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现在，这个问题正在演变成一个性质上全新而且更加危险的问题：世界吸收中国产能过剩的能力正在逼近临界点。而一旦达到这个临界点，其后果可能是一场全球经济危机，而且发生在各国政府尤其缺乏能力应对其后果的时刻。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创造了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顺差。2025年，这一数字达到近1.2万亿美元，其增长速度是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速度的三倍。这种模式在战略上有利于中国，并且在短期内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但它在政治和结构上都是不可持续的——正在给整个全球经济造成一种日益增大却未得到充分认识的风险。

过去几十年，中国非凡的经济发展道路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存在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其他国家乐于接受低成本制成品，以换取高效的供应链和消费者福利。但是，这种国际环境已经变得充满敌意。对于接受中国进口洪流所带来的去工业化和关键依赖，各国的政治承受意愿是有限的，而且正在下降。随着这些趋势继续发展，保护主义很可能上升，从而切断中国制造商进入市场的渠道，并因此使北京于2020年推出的“双循环”战略发生短路；这一战略既推动国内经济自给自足，也推动继续参与国际市场。

但是，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政治反弹。这是一个算术问题。当中国经济规模小得多的时候，以出口增长速度达到全球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两到三倍为基础的战略是可行的，因为当时存在足够的全球需求来吸收中国的出口。然而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大得多，不可能继续沿着这条轨迹前进而最终不会耗尽客户。简单地说，北京已经发展得超出了其经济模式所能承受的范围。

当中国的出口机器停转时，清算对中国来说将最为痛苦。但是，中国经济出现实质性放缓将向全世界发出冲击波，尤其会冲击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不仅包括亚太地区的国家，也包括其他地区那些经济已经与中国经济交织在一起的国家。美国也不会免受这种冲击，但它将是唯一拥有稳定全球经济所需经济和制度能力的行为体。

避免这一代价高昂的连锁事件最可靠的方法，是预先并逐步地重新平衡中国经济。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中国实现更加可持续增长的最佳道路，也是美国多年来一直倡导的一条道路。但是，如果说过去几十年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一种必需。

绝对劣势

根据联合国2024年的一份报告，中国目前约占全球工业生产的30%，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45%。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美国经济之外，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集中的工业力量。以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中国目前的制成品贸易顺差，高于德国和日本在1980年代任何时期的顺差总和。

这种制造业顺差反映了一种协调一致的政策选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市场份额方面所取得增长的60%是由政府补贴推动的。或许最重要的补贴——尽管是一种隐性补贴——是中国制造企业能够利用北京由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把巨额信贷输送给优先发展的行业，使中国企业能够扩张，而不必像它们的国际同行那样关注利润和回报。其结果是一场弄巧成拙的逐底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企业把价格压低到成本以下，接受微薄甚至负数的利润率，并继续扩大生产以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近30%的中国工业企业处于亏损经营状态，而在新冠疫情之前这一比例为20%。在投资增长最快的行业——主要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25中国制造”计划所优先发展的那些行业，该计划旨在推动中国在先进产业实现自给自足——这一比例高达34%。地方政府不是允许失败企业退出，而是扶持无利可图的企业，以保住就业和税收收入；国有银行则为资不抵债的借款人展期债务。这种体系，再加上人民币长期被低估从而使出口商品价格低廉，使中国企业能够把价格定得比其他地区的同行低至30%。

这些价格战和产能过剩不仅在国外产生负面影响，在国内同样如此。中文把这种现象称为“内卷”，这个词指的是过度竞争，它迫使中国企业走向极限，却只能换取越来越少的回报。企业投入更多，以生产更多，以出口更多，而利润率却更低甚至为负；地方政府对它们提供补贴，而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健康又依赖这些工厂继续运转。其结果是一台无法停止、也无法减速的工业机器——但是，由于需求存在极限，它也无法继续这样运转下去。

实际上，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会自我崩塌。

危机并非不可避免。中国经济具有韧性，而且至少从书面表态来看，中国领导层已经显示出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有意采取措施解决它。中国共产党于2025年发起了反内卷行动，其2026年至2030年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推动消费，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消费。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一些有限措施加强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目标是减少家庭储蓄而不是消费的动机。

但是，中国领导层仍然不愿作出最重要的改变：从根本上重新调整国家的增长战略，使其转向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模式。总体而言，北京继续压制国内消费，目标是在战略性产业和低价值产业中都实现工业产出的最大化。其结果就是经济学家黄亚生（Yasheng Huang）所称的“绝对优势”经济：这个国家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电子产品方面与美国竞争，同时又在纺织品、服装和家庭小商品制造方面与非洲最贫穷的国家竞争。这违背了任何历史先例，更不用说大多数其他国家所遵循的比较优势这一基本经济逻辑。即使是韩国和台湾那些曾经奉行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政府，也随着国内工资上涨而放弃了低附加值制造业。

北京不愿改变方向，是因为其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既是一项经济大战略，也是一项政治工程。双循环发挥了中国在规模化制造、能源、基础设施、劳动力和工程技术专长方面的优势。它也反映了习近平根深蒂固的信念，正如他在2020年的一次讲话中所体现的那样，尽管中国必须“加快数字经济建设……实体经济是基础，各种制造业不能丢”。正如经济学家刘宗媛（Zongyuan Zoe Liu）所写的那样，“在党看来，消费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干扰，它可能把资源从中国的核心经济实力——工业基础——那里转移出去。”

结构调整所造成的政治困境，并不仅仅涉及习近平对工业的偏爱。为了实现适当的再平衡，北京将需要重建每一个省和市所依赖的财政模式，接受由此造成的地方政府收入崩塌，并承受大规模裁员。这样的改变将要求把激励机制与一个截然不同的经济目标相协调，而过去二十年来，各级官员和机构早已习惯于追求现有的经济目标。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完成增长目标挂钩，无论这种增长是否可持续。为了完成这些目标并为地方支出筹集资金，他们出售土地，把所得收入投入获得补贴的工厂用地和工业园区，从地方银行分支机构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调集信贷，然后建设更多工厂。由于各省和各市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状态，而且缺乏其他能够大规模创造收入的手段，这种以生产为导向的循环便永无止境地持续下去。这个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更加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在中国早已广为人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因此就更容易解决。

不祥之兆已经显现

就在北京争论是否应该接受避免灾难所必需的改革之际，其他国家很可能会设法遏制中国出口商品的涌入。这类举措可能突然切断中国进入大片海外市场的渠道，加速其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的失败，并增加爆发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富裕国家接受了低利润制造业被中国企业夺走的现实。但是，北京最近向高价值制造业推进，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战略构成了直接威胁，为一波保护主义浪潮创造了条件，甚至连传统的自由贸易堡垒也不例外。

以德国为例。长期以来，德国一直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倡导者和受益者。根据荣鼎集团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下降至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比2024年下降9.3%，比2022年的峰值下降23%。反方向的贸易则有所增加。2025年第二季度，在包括化学品和汽车制造在内的2,241个产品类别中，德国从中国的进口同比增长至少10%；这些类别合计占德国从中国全部进口的60%以上。

这种取代在汽车行业最为严重。随着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所占份额不断扩大，德国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所占的份额正在缩小。2022年至2025年，德国对中国的汽车出口下降66%，而中国的汽车出口总量增长了一倍以上，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结果，德国汽车工人的裁员规模现在已经超过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或新冠疫情期间的水平，迫使德国和欧洲的商业协会呼吁实行前所未有的严格本地含量要求。德国金属和电气工业雇主协会2025年12月报告称，作为德国最大产业的金属和电气工程行业，每个月正在削减近1万个工作岗位。大众汽车目前正在考虑是否裁减多达10万个工作岗位——接近其员工总数的六分之一——并终止德国四家工厂的生产。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也在进行全面重组；分析人士告诉《金融时报》，德国汽车工业目前正在“以一种持久、永久的方式”萎缩。这场由中国推动的冲击，迫使德国总理府开始考虑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支持有关让欧盟考虑采用一种类似于美国《贸易法》第301条关税机制的提议，这将允许欧盟征收关税，以针对中国的出口过剩，并促使人民币重新估值。而所有这一切都具有政治影响。正如中国问题专家丹尼尔·罗森（Daniel Rosen）所指出的，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当于“德国特色的《乡下人的悲歌》”——一个与德国身份密不可分的产业正在遭到摧毁。

长期以来，至少在言辞上，欧盟在意识形态上比美国更加致力于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并将其视为欧洲一体化工程的关键组成部分。但是，在多年试图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寻求平衡之后，它正在迟缓而不情愿地追随华盛顿的做法，为中国出口商品设置贸易壁垒。2024年10月，在对中国电动汽车供应链中的补贴进行调查之后，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最高35.3%的反补贴税。今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工业加速法案》，该法案将规定“欧盟制造”的本地含量要求，并强制要求涉及关键行业的交易进行技术转让。欧盟委员会还一直在考虑适用于整个欧盟的更广泛供应链规则，其中包括立法要求欧洲企业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在关键行业的进口中至少拥有三个来源。

中国面临的挑战并不仅限于美国和欧洲。2025年，当中国显示出愿意把自己在关键矿产加工以及磁体等相关产品生产方面的主导地位武器化时，它引发了一场协调一致的全球反应。由川普政府召集的新成立的资源地缘战略合作论坛，是一个得到数十个国家支持的联盟，其目标是迅速扩大对“不含中国”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它很可能预示着北京将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前景：由自愿参与的国家组成联盟，通过合作对中国商品关闭全球市场，并迫使北京按照别人制定的时间表实现经济再平衡。在电信、电动汽车和无人机等一些敏感行业，这类集团已经形成，对使用中国电信企业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制定了禁令和限制。

主要进口经济体已经在增加使用关税、本地含量要求和国家安全排除措施。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无论是作为一种协调一致的行动，还是形成一片由单边措施构成的密集障碍，其对中国造成的影响都可能是外部需求突然并持续地出现缺口。

世界还不够大

如果中国贸易伙伴的贸易政治经济学对北京的经济模式构成了一项挑战，那么算术法则则构成了同样严峻的另一项挑战。2026年前两个月，中国的贸易顺差同比增长超过20%。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仅增长3.1%。这种趋势是不可持续的：全球需求增长得不够快，无法以这样的速度吸收中国出口，无论是在关键行业还是总体上都是如此。最终，中国新建工厂的市场将会枯竭，就像房地产市场曾经发生的情况一样。实际上，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会自我崩塌。

目前的扭曲在北京指定为最具战略意义的行业中最为严重。中国工厂已经建立起每年生产约1,200吉瓦太阳能基础设施的产能——接近去年全球安装总量的两倍。2025年上半年，中国用于组成太阳能电池板的太阳能电池出口量同比猛增73%，而这些电池的平均单位价格同比下降约25%。尽管廉价而充足的太阳能电池板供应可能有利于那些寻求实现能源转型的国家，但对于那些希望在清洁能源产品制造中发挥作用的国家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一问题在电动汽车领域甚至更加严重。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增长21%，达到1,420亿美元，锂离子电池出口额达到770亿美元。根据经济学家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的估计，为了实现这种惊人的增长，中国已经调集了每年生产约2,500万辆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产能，而此时中国国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已经停滞在每年约1,200万辆。与此同时，今年全球对电动汽车的需求预计仅增长至2,300万辆。中国目前拥有生产约5,500万辆汽车的产能，其中包括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车，相当于全球约9,000万辆汽车市场的60%左右。中国还在继续大举投资新的汽车制造产能，其投资速度超过全球汽车需求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中国的市场份额很可能继续扩大。到了某个时候，世界上可能根本不会再有足够的买家来购买中国生产的所有汽车。

除了建设这些过剩工厂的资本支出繁荣走向终结之外，市场的枯竭还将创造爆发危机的条件。承担这种代价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也包括世界其他地区。

游戏结束？

北京很可能会竭尽所能维持出口增长和双循环运转。它可以让人民币贬值；扩大对重点行业的补贴，而这些补贴已经耗费了数万亿美元；并更加积极地进军中国尚未占据主导地位的下一层级产业，包括商用飞机和人工智能硬件。如果贸易伙伴试图进一步为中国出口设置障碍，北京可能会转而使用经济胁迫工具，例如限制获得精炼关键矿产，以迫使其他国家继续保持市场开放。中国的贸易顺差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可能进一步扩大，远远超过目前制成品贸易顺差已经达到的约2%。但是，世界不太可能长期容忍这种局面。

中国以前曾经面临过外部需求崩塌。在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复苏时期，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和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等经济学家敦促北京加快长期承诺的提高家庭消费的努力。北京却推出了规模约5,86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相当于中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2%——而且几乎全部投入基础设施和建筑业。这种投资补救措施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奏效，是因为当时人口结构的有利因素仍然在推动中国前进：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壮大并日益城市化，劳动年龄人口也在增加。但是，这些有利因素此后已经逆转。中国向城市的大规模内部人口迁移已经放缓，劳动年龄人口于2015年达到峰值，总人口则从2022年开始下降。

当中国臃肿的房地产行业于2021年开始崩塌时，北京再次推迟解决问题，转而通过把产业政策应用于高价值制造业——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组件和半导体——来实现再平衡。根据塞策的追踪，到2024年，中国出口量的增长速度比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快10多个百分点，而在2025年，净出口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约30%。

但是，当最近这一轮增长达到平台期或者开始回落时，游戏很可能就结束了。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再次为中国经济贡献30%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行业。房地产行业正处于一场长期低迷之中，这种低迷可能持续一代人的大部分时间。基础设施行业已经无法再支撑在三线城市建设新的、不必要的高速铁路。制造业完全能够满足国内需求。服务业在大多数经济体中能够吸收从工业中被挤出的劳动力，但中国的服务业仍然薄弱，因为家庭消费所占比重受到过度压制，不足以支撑服务业。中国仍然可以发展的产业——商用飞机、人工智能硬件——规模又太小，无法弥补这一缺口。

下一次中国冲击

对中国体制的一次冲击可能会在其失衡的经济中扩散，并造成严重后果。那些已经以微薄利润率经营的企业可能大批倒闭，国有银行可能被迫确认它们多年来一直维持的僵尸企业所造成的损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能面临连锁违约。随着土地销售和工业活动下滑，各省财政收入可能崩塌。而沿海制造业省份的失业问题可能使这些地区转而反对北京，其程度可能是北京几十年来从未不得不面对的。

北京可能会把刺激措施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是，与2008年不同，2026年的刺激措施将注入一个受到约束的中国经济，而不是一个正在增长的经济。中国共产党将被迫在最糟糕的条件下实现再平衡，同时面对产出崩塌、债务负担上升以及其合法性承受压力。中国很可能会面临一个类似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时期——但情况会更加糟糕。1991年，日本开始进入“失去的十年”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按购买力调整后，其人均收入与美国相当。今天，相对而言，中国远比当年的日本贫穷。按购买力调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只有日本的一半、美国的三分之一。中国还面临比当年日本更加糟糕的人口前景，并且缺乏使东京得以逐步复苏的制度基础设施。

中国不太可能领导应对一场由自身造成的危机。

这种冲击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将遍及全球。中国对全球出口产品，尤其是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需求的急剧下降，将在大型大宗商品出口经济体中产生连锁影响。许多把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将尤其脆弱。2012年至201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减速期间，铜价下跌超过40%，石油价格下跌超过60%，铁矿石价格下跌超过70%。大宗商品价格的这种急剧下跌导致资源密集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幅下降，使该地区的增长率从2013年的5.3%下降至2016年的1.3%，创下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一场全面爆发的出口冲击将严重得多。澳大利亚、巴西和智利分别将其出口总额的25%至40%输往中国；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蒙古和刚果共和国则将其出口总额的45%至90%输往中国。这些国家的经济生存能力建立在中国需求将持续存在这一假设之上。还有更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中国的需求。

更会火上浇油的是，中国资本可能收缩。尽管北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的全球贷款已经从2016年的峰值下降，但中国仍然遥遥领先，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双边债权国。如果北京被迫应对一场国内危机，那么新一轮主权债务重组和违约可能会在巴基斯坦、厄瓜多尔、赞比亚以及更多国家接连发生。

按照某些衡量标准，全球经济目前的状况远好于2009年。银行资产负债表更加稳健，金融体系也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能够发现压力迹象。但是，在其他方面，情况却更加糟糕。2008年危机发生时，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公共债务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今天，这一债务比例接近110%。政府以超低成本借款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且随着偿付公共部门债务的成本越来越高，各国政府能够用于应对宏观经济冲击的资源将越来越少。

如果最糟糕的情景成为现实，可能再次需要建立规模与2008年或2020年相当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互换额度，同时还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更多资源。即使采取这些措施，也可能不足以阻止一波主权债务违约——而且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可能不如2008年和2020年时那么高。

出路

如果世界面临一场中国危机，北京不太可能领导应对行动。中国迄今尚未表现出任何能力或兴趣，去承担华盛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占据的地位，其中包括带领全球经济渡过诸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蔓延至俄罗斯和巴西——以及2008年至2012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发生的欧元区危机。即使下一场危机由中国制造，善后工作很可能仍会像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落在美国及其所支撑的那些机构身上。

在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大部分时期及其后续阶段，我担任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并担任美国参加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会议的领导人私人代表。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政治领导人、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协调合作，正是这种合作把世界金融体系从可能陷入经济大萧条的边缘拉了回来。在2009年的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国同意不再进一步让本国货币贬值——此前近一年来，中国一直人为压低本国货币汇率，以保护其出口商——但是，要让中国作出这一决定，需要美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集体施压。

在那次峰会上，我看到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Hu Jintao）和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聚集在房间的一角，敲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最后剩余的细节。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会出现那种合作。自2008年以来，合作的制度、工具和习惯已经严重恶化，对美国领导力的信任也是如此。在今年2月《政治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有42%至57%的受访者同意，美国“在危机中靠不住”。现在并不是发生一场危机的理想时刻。

为了避免最具灾难性的结果，中国必须与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道，协调安排其经济预先而渐进的再平衡。这种协调一致的做法或许可以重现1985年《广场协议》的精神；那项协议由法国、日本、美国、英国和西德达成，各方同意干预外汇市场，以压低被严重高估的美元，并减少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今天，美国可以在正在形成的有关中国挑战本质的共识基础上，推动一项协调一致的努力，争取中国作出可以核实的承诺，重新调整人民币汇率并重新平衡中国经济，其中包括限制出口。人民币将分阶段升值。对重点行业的补贴将逐步减少。北京将对中国的户籍制度实施更有力的改革，以允许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流动性，并建立更强有力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中国的贸易伙伴可以根据这一转型的规模调整其保护主义措施，并协调各自的调整，从而避免负担单独落在任何一个经济体或行业身上。这些都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知道，为实现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无视这些步骤。然而，如果北京继续拖延下去，它很快就会无路可走。

对于中国过去二十年来在这些问题上的拒绝合作，美国存在着深刻而且可以理解的不满。今年早些时候，当被问及华盛顿是否会继续主张把经济再平衡作为美中贸易议程的核心组成部分时，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指出：“那么，这有多大效果？……我们只是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不会发生某种巨大的全面改革，包括其中所有这些经济要素。”相反，川普政府正在集中精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按照白宫的说法，负责管理双方在“非敏感商品”方面的贸易，并就包括大豆、其他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以及飞机在内的商品谈判采购和销售协议。

这类有限的交易本身可能是有益的，但是，它们几乎无法降低中国重商主义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的更广泛经济风险，也无法缓解两国关系紧张背后的根本经济原因。华盛顿能够塑造北京未来的经济政策，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组建一个自愿参与的国家联盟，对中国施加压力并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再平衡。实现这样的结果，或许可以促成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均衡——更重要的是，或许能够阻止下一场重大的全球经济危机。

最明显的机会是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这是美国自2009年以来首次主办这一峰会。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希望让二十国集团“回归基本职能”，而从历史上看，当该集团专注于管理全球经济风险时，其运作效果最好。眼前的任务需要这种专注。正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4月所说：“在缺乏可持续增长之后，全球失衡缓慢积累，这是最大的风险。世界承受不起一个拥有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贝森特的担忧有充分根据，美国应该把中国的失衡问题置于这次峰会的核心位置。

所有这些工作都不会容易。但是，其他选择要糟糕得多。在这场潜在危机中，中国遭受的损失将超过美国，这将不可逆转地削弱中国作为全球经济负责任管理者与华盛顿并肩而立——更不用说取代华盛顿——的努力，并损害北京几十年来一直努力培养的与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危机后果不会只伤害中国。它可能以自2008年至2009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方式在全球经济中连锁扩散。这才是真正的下一次中国冲击，而且它应该成为美中关系的核心议题。美国有机会把它置于这一位置——而且这样做显然符合美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