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报告（建议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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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文章中我们讨论了当前新旧保皇党尤其是叶选廉、邓朴方等人联合攻击反帝党的形势和习近平尽早下台的必要性。以下是《关于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报告》（建议草稿）：
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人民群众对于邓小平及其亲属不断阻挠有关案件的平反工作的不满日益加强，在此对邓小平反党、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一系列行为做总结：
邓小平所涉嫌犯的罪行包括：
第一，污蔑高岗同志、饶漱石同志为反党联盟。
在1953-1955年，邓小平利用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同志的不满，骗取其他同志的支持，联合毛泽东同志污蔑高岗同志、饶漱石同志反对周恩来同志，主导并起草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该报告荒谬地将支持左翼运动的高岗同志、饶漱石同志定性为反党联盟，将其开除党籍，从而达成了特定的政治肃清目的。
这一历史定性的谬误，在邓小平后来的反思中得到了侧面印证。1980年3月19日，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也承认：“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毛泽东同志）也有责任。老人家（毛泽东同志）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周恩来同志）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毛泽东同志）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毛泽东同志）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如土改时搬石头、反五大领袖；天津讲话，还是有缺点错误。”
结合其他史料可以说明，高岗同志、饶漱石同志支持左翼运动的诉求，在组织上得到毛泽东同志、林彪同志的默许与支持。他们作为执行者，主观上根本不具备“反党”的动机与纲领，将其定性为“反党联盟”违背了历史事实。
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肃反运动，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同志高度不满，后高岗同志、饶漱石同志又被毛泽东同志出卖、背叛，该事件被邓小平利用，联合毛泽东同志将党内外本来对毛泽东同志的怒火转移到了高岗同志、饶漱石同志身上，完成了对其政治肃清。邓小平在1955年3月作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被毛泽东同志推荐，于1955年4月接替了高岗同志的职位，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于1956年9月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第二，完全错误地评价华国锋同志，逼迫并没有犯任何重大错误的华国锋同志辞去仅剩的中央军委主席。
在1980年11月，在华国锋同志已经辞任国务院总理，党内最高权力已经易主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不满和彻底解决毛泽东同志有关问题的愿望，骗取其他同志的支持，主导了对华国锋同志的批判，逼迫并没有犯任何重大错误的华国锋同志辞去仅剩的中央军委主席，并由邓小平自己接任。
1981年6月，邓小平主导并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荒谬地对华国锋同志作出了一正五负的官方评价：
“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法制是讲究一致性的。如果以相同的标准去看这个邓小平主导的评价，认为这就足以逼迫华国锋同志辞去仅剩的中央军委主席，那么邓小平也不应该接任中央军委主席。
1，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
这个事的历史背景就是由于毛泽东同志长期被视为左派的标志性人物，在保皇党被肃清后，出现了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华国锋同志因此提出“两个凡是”。（详见《华国锋谈自己为何文革后坚持两个凡是》）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很多政治人物都会这么做，说一些临时的场面话。华国锋同志能把毛泽东同志的妻子和侄子抓到牢里去，他能是什么真的相信两个凡是的人？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那邓小平自己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泽东思想。 又是怎么回事呢？（详见《维基词条-四项基本原则》）
而且即使这样根本算不上错误的错误，华国锋同志都自己做过自我批评了。“1978年12月13日，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做自我批评，宣布会后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在会上承认：
“（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51]”
要知道，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1979年的时候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因为引发极大争议，在1981年才改成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详见《刘山鹰：四项基本原则有两个版本》）允许邓小平有争议了修改，就盯着华国锋同志不放？人民群众希望彻底解决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可邓小平也没有彻底解决毛泽东同志的问题，还阻拦其他人对毛泽东同志的处理。
2，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党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并没有运用自己的权力去暴力压制这一讨论。实践固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该真理标准讨论随后被邓小平歪曲为“实事求是”。这种思维一个很致命的误区在于目光短浅。华国锋同志看到了这种思维的隐患，提出自身的不同意见，不能认为是一种过错。
3，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
华国锋同志当时主要拖延和阻挠的就是邓小平的复出可实际上也只阻挠了半年，后来还是妥协了。而且我们现在看，难道华国锋同志当时做的不对吗？他就是后来妥协了，酿成了悲剧。
4，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首先，毛泽东万岁之类的毛泽东称帝口号、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的画像在这一决议之后四十多年也没有被整改，对此邓小平是有主要责任的。
其次，华国锋同志有什么个人崇拜？目前普遍记载的就是：
（1），而歌颂华国锋同志的歌曲《交城山》也同《东方红》一并播送，一时间全国把他视为了“伟大领袖”的化身[36]:42[37]。
可是这个歌的歌词根本看不到任何的帝制专属用语：
“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
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
交城的大山里住过咱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
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引路他紧跟随
华主席为咱除“四害”
锦绣那个前程放光辉
”
而且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2]这首歌的传播开始降温。随着华国锋退出中共领导岗位，《交城山》也回归了原来的民歌版。
这意味着，首先这个歌播放的时间很短，只有两年，其次，从歌词来说，根本没有任何的帝制专属用语。如果这种歌也有问题，那么歌颂邓小平的歌又算什么？在网上稍微找一下就知道，歌颂邓小平的歌到处都是，各个都比这个夸张，还篡夺其他人的功劳。如《獻給鄧小平110華誕的歌》、《民族巨人邓小平》、《春天的故事》。
（2），在各大媒体上，以“英明领袖”作为他的代称[38]。
英明领袖这样的词又有什么问题？这些词汇和帝制专属用语毫无关系。如果英明领袖也有问题，那么“总设计师”岂不是也有问题？何况华国锋同志再怎样也惩治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人民喊一句英明领袖那也是很正常的。而篡夺改革开放成果的邓小平可就担不起“总设计师”这个在90年代才被江泽民使用的词汇了。
（3）华国锋同志的画像与毛泽东并列悬挂。
目前在公共场合，把邓小平的画像和毛泽东并列的也不少。而且邓小平还有一个重大错误，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时，说毛泽东的画像会永远悬挂在天安门广场。
实际上，“在1966年8月以前，每逢重大节假日，天安门城楼上才悬挂毛泽东画像，平时在城楼上是没有的。1966年8月以后，经中央决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天天悬挂，并且每年国庆节前要更换一幅新。”
也就是毛泽东画像在天安门的长期悬挂本身就是文革时期的产物。现在还有大量的照片证明天安门广场不是一直都悬挂毛泽东画像的。而邓小平为了自己的极右翼事业，刻意选择不根除保皇党的生存空间。
5，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这更加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包产到户这个问题，下文会提到。
所以这五个邓小平对华国锋同志的负面评价里，有两个事后看是对的，其他的事情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邓小平做的都远比华国锋同志过分。邓小平主导的对华国锋同志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违反中央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瓦解了农业生产合作模式。
在1982年，邓小平指使他人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执行严重扩大化，将推广包产到户变成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瓦解农业生产合作模式。
华国锋同志是支持在部分地区放开包产到户的（详见《包产到户有存在的必要性》）。可是华国锋同时也坚持农业生产合作模式应该要保留。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也明确，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可是由于邓小平的干预，该文件的执行出现了严重的冒进，变成了农业生产合作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彻底瓦解。农业生产合作模式的普遍瓦解，导致农村地区的规模企业数量远少于城市，造成了农村和城市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直接导致农村留不住人，农村人口进城的速度过快，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最终造成了极其悬殊的贫富差距。这种情况和18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造成的羊吃人本质是完全一样的，是属于极右翼政策。
第四，炮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反对三权分立，反对言论自由，
长期冤枉左翼领导人，推行极右翼政策的邓小平在1980年底又炮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这一概念在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被正式写入决议。
可是即使邓小平本人，也没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准确定义。目前可以总结的有以下内容：
1，在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提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认为：“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
”
按照这一说法，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对中央的政策、制度提出不同意见。这违反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
2，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在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中讲：“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
”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在回答相关提问时曾作出解释：“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
按照这一说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属于“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可是用中国文革时期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就是崇拜西方“民主”，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诚然，文革时期的许多做法是无视法制的，在欧美国家类似的做法也是会受到一定处罚的，可这也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和资产阶级实在没有什么关联。欧美国家的民主是建立在法制之上的，并不会容忍文革那样的暴行。
这进一步证实了，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对中央的政策、制度提出不同意见。
3，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学生闹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学生闹事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贸，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要理直气壮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可缺少，至少还要搞20年。”
除了前面的提法，这里新增的观点是将欧美运行上千年的三权分立制度歪曲为“三权鼎立”，认为支持三权分立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是否定党的领导。
而实际上三权分立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分立，完全没有涉及到党的领导。在三权分立的国家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也很普遍。
总体而言，邓小平作为在法国和苏联长期留学的人，利用国内人民群众对欧美民主法制的不了解，将文革比喻成资产阶级，将三权分立说成否定党的领导，炮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概念，破坏党内民主，以此打击对中央的政策、制度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甚至以此打击迫害包容不同意见的其他领导人。
邓小平炮制这一概念更大的目的，是为了将党的领导在极右翼政策下被不断弱化的责任，推卸给胡耀邦同志、赵紫阳同志，挑拨激化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左派政党，如果长期推行极右翼政策，必然导致党的领导不断弱化。例如推行包产到户的冒进，导致了农业生产合作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彻底瓦解。这直接导致许多地方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彻底失去权力，必然导致党在农村地区的领导大幅弱化。这些政策都是邓小平主导的。而对中央的政策、制度提出不同意见，支持三权分立本身并不会影响党的领导。
第五，错误地批判胡耀邦同志，诱使胡耀邦同志主动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
1987年初，邓小平主导了对胡耀邦同志的批斗会，诱使胡耀邦同志主动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在1987年1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三号文件中列举了有关胡耀邦的所谓“罪状”：
“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
法制是讲究一致性的。如果相同的标准去看这个邓小平主导的评价，认为这就足以让胡耀邦同志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那么邓小平也不应该继续留任中央军委主席。
1，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
这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前面已经有论述，无非是攻击胡耀邦同志包容不同意见、支持三权分立。而且在当时，由于毛泽东常年称帝以及长期的计划经济，支持市场经济其实是左派政策。因为当时坐火车、买卧铺不仅需要单位开具的介绍信，软卧等高级席位也严格和行政级别挂钩，只有高级干部、特定级别的知识分子或因公出差的特定人员才能凭身份证明或批件购买的。支持市场经济就是支持更多的人能享受这些正常的公共服务，是让社会更加公平的。就连在这一党内生活会上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胡耀邦同志的邓力群同志，在1988年11月的时候要求见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同志感慨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2，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
这个指控是荒唐的。胡耀邦同志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主要职权是政治工作，当时的经济工作是赵紫阳同志主持的。何况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很难成为一个罪名。
3，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
这些都属于党纪问题，而且缺乏具体依据，是莫须有的罪名。而邓小平违反程序，策划六四事件；在外事活动中说不该说的话，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时，说毛泽东的画像会永远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不遵守党的决议，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执行严重扩大化，将推广包产到户变成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瓦解农业生产合作模式，这些问题可是每一件都实打实有明确证据的，并且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由此可见，邓小平主导的对胡耀邦同志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
第六，挑拨激化保守派和改革派的矛盾，策划六四事件，剥夺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同志的职位。
邓小平在以所谓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的名义诱使胡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后，又在表面上站到了改革派的一边。在1987年中，邓小平突然大力支持赵紫阳同志关闭红旗，还确定由邓立群同志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在保守派已经占上风的情况下，这一决定直接端掉了保守派当时的大本营。毫无疑问极大激化了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矛盾。而邓小平就是主要的挑拨者。
此外，根据赵紫阳同志前任秘书鲍彤的证言，邓小平还在很多方面挑拨激化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并阻止改革派缓和矛盾的措施。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随后数万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悼念。期间在部分人士的挑拨下，学生与警方出现冲突。1989年4月22日下午，大部分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返回学校。
邓小平在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回到学校情况下，涉嫌直接指使他人趁赵紫阳同志出访朝鲜，将北京人民群众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及学生、市民对邓小平处置措施的抗议活动歪曲为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并将其定性为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工人所制造的动乱。将西安和长沙等地不法分子烧毁汽车、抢劫商店的打砸抢事件嫁祸给北京学生。以上观点在1989年4月26日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其目的就是为了激怒学生，将事件闹大，以便借助保守派肃清改革派。
邓小平此后即涉嫌离京安排军队，而彼时学生的抗议仍然只是正常的游行活动，总体仍然是和平的。
1989年5月13日，在部分人士的挑拨下，广场学生出现大范围绝食示威活动，赵紫阳同志没有在第一时间处置。邓小平利用赵紫阳同志的错误，开始挑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矛盾，在1989年5月17日主张调动军队并且是主力集团军进京，赵紫阳同志提出辞职。此后半个月学生运动在性质上并没有进一步的升级，但由于部分人士的挑拨，许多广场学生也没有及时撤离。邓小平也没有采取措施去缓和矛盾，或效仿1976年4月5日的清场方式，采用武警公安等其他更为和平的执法力量去平息事件。
1989年6月3日下午，中央军委在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授意下，在并没有紧急事项的情况下，向部队下达了强行清场的命令，指示部队必须在1989年6月4日凌晨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到底天安门广场集合，并授权部队采取自卫措施。此后军人和北京市民学生发生激烈冲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纵观整个事件，几乎每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都是邓小平一手推动的，其他所有人的反应都是正常的。六四事件是邓小平一手策划的旨在解除赵紫阳同志职务的政变。
第七，长期系统性篡夺改革派和保守派自文革以来解放生产力革命（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
1，“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邓小平指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实际上华国锋同志是有独立的东西的，只是大部分被邓小平篡夺了。华国锋同志在1976年12月10日，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中，就否定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正面肯定发展生产力：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个概念其实是华国锋同志最早提出来的。这也说明他对于文革后应当如何做政治经济工作还是有很清晰的思路的，在大的方针上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过于保守回避长期制度建设而已。现在有很多人居然以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首次提出来的。这种用相似话语宣传是常见的篡夺窃取胜利成果的手法。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很多人以为出自毛泽东同志。实际上这是孙中山同志在辛亥革命前说的话：“中国现今处于一次伟大民族运动，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此外，1978年6月3日，华国锋同志等中央领导听取港澳经济考察组汇报，肯定了利用外资与引进先进技术的建议，指示可先在宝安、珠海等地试办出口基地。这一举措直接促成了蛇口工业区的成立与深圳经济特区的早期萌芽。后来的习仲勋同志和邓小平只是摘这个桃子的人。
2，炮制所谓“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邓小平在1989年六四之后才提出来的（详见邓小平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96〕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88〕、瞿秋白〔113〕、向忠发〔114〕、李立三〔115〕到王明〔89〕，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116〕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44〕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117〕。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
这个叙事完全是不尊重党史的，陈独秀同志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都是总书记，主办了新青年，创立了共产党，这还不能算有能力的中央？而且邓小平还刻意忽略了博古同志和张闻天同志，这两人都是被毛泽东同志打压夺权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为了极右翼执意刻意抬高毛泽东同志的地位。这个所谓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称帝的三十七年。
邓小平声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他是核心，并且是他安排接班人的问题，将胡耀邦同志和赵紫阳同志说成是他安排的两个接班人。这种说法完全不顾事实。周恩来同志提拔了华国锋同志，保护了胡耀邦同志。即使在文革的批斗中，胡耀邦同志也只是赋闲在北京的家里，邓小平则是直接流放到江西乡下去了。在文革结束后，华国锋同志是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同志则第一时间复出。1977年3月即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而邓小平则在文革后近一年才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复出。
即使在邓小平复出之后，他在十一届政治局常委的排位也是第三位，第一位是华国锋同志。而在十二届政治局常委中，他的排位也仍然是第三位，第一位是胡耀邦同志。这些排位都是非常严谨的。华国锋同志就算辞职，也是交权给同样被周恩来同志认可的胡耀邦同志，不可能给邓小平的。这两个接班人都是周恩来同志安排的，不是邓小平安排的。邓小平实际上就是试图篡夺周恩来同志的成果。
因此，胡耀邦同志和邓小平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上下级的接班人的关系，只是正常的政治合作。胡耀邦同志比较有礼貌，以为邓小平同为改革派，看着邓小平年龄大，此外有时需要拉拢，在语气上更尊重一些。这一点胡耀邦同志在和陆铿的谈话中也说的很清楚，邓小平的中央军委主席是因为“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兼任。”而胡耀邦同志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这些客套话被邓小平用来造谣他们之间互为上下级关系，试图为其发动对胡耀邦同志的政变论证合法性。
甚至赵紫阳也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自1971年起到内蒙和广东任省委书记。赵紫阳和邓小平的上下级关系还是在1975年去四川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才建立的。而且邓小平本人的话也透露了，他实际上并没有权力选择接班人，“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
3，在邓小平后续篡改的党史中，胡耀邦同志和赵紫阳同志的功绩被大量抹除。实际上胡耀邦同志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并为民主法制改革做了一系列重要工作。中国的民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出现了习近平在厦门选举市长时落选的现象。赵紫阳同志和朱镕基同志主导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邓小平通过反对三权分立、反对言论自由、有选择性地大力支持部分胡耀邦同志、赵紫阳同志和朱镕基同志的政策，使得改革出现冒进，并严重激化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大量损失。
4，另一个著名的案例是恢复高考。在1977年中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绝无权力直接恢复高考，相反其和文革推迟高考还有莫大的关系。邓小平甚至连毛泽东同志的话都去篡夺，其著名的“十个如果”据考证基本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话稍作修改的内容。
综合来说，邓小平所犯罪行，涉及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其极右翼政策又已经严重危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邓小平及其亲属还长期不断阻挠有关案件的平反工作。鉴于上述邓小平所犯的极其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建议对本次会议作出决议，提请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对其亲属的问题继续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