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山西好风光》的第三段歌词

很多人都会唱《人说山西好风光》，即使不能从头唱到尾，也大多记得那几句极有画面感的歌词：左边是太行山，右边是吕梁山，站在高处望去，汾河水从小村旁哗啦啦地流过。

这首歌由乔羽作词、张棣昌作曲，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中的插曲，由郭兰英首唱。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山西农村，写一群年轻人建设家乡、追求爱情和幸福生活。《人说山西好风光》也因此带着浓郁的山西气息。乔羽没有在歌词里罗列名胜古迹，而是选取了几个最朴素的形象：太行山、吕梁山、汾河、小村、杏花，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

歌曲的第一段写山水。歌词从“人说山西好风光”起笔，接着把视野拉开，让人仿佛站在晋中平原的一处高地，左看太行，右望吕梁，再把目光落到从村旁流过的汾河。歌词的语言十分口语化，甚至像一个山西老乡站在身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给远方来的客人看。

第二段则从山水转到人。杏花村里杏花开放，年轻人正值美好年华，男子不怕吃苦，女子心灵手巧。最后，乔羽写到一位白发婆婆。她虽然上了年纪，却挺直腰板，看起来仿佛仍是十七八岁的姑娘。

这位白发婆婆是整首歌中最生动的人物。乔羽没有直接写“山西人民勤劳勇敢、精神焕发”，而是让一位老人站了出来。她一挺腰，人们便能看到她身上的生命力，也能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为什么不向贫困和艰难低头。

正因为如此，《人说山西好风光》虽然诞生于一个政治气氛十分浓厚的年代，歌词中却很少有抽象的政治语言。它写的是看得见的山水、庄稼和人物，却自然地表达了对故乡、人民和新生活的赞美。这一向被认为是乔羽歌词最了不起的地方。

老梁在视频节目《乔羽、阎肃创作背后的故事》中，也谈到了乔羽的这一特点。他认为，乔羽创作主旋律歌曲时，很少直接喊口号，而是善于从普通人的生活入手。

例如，《我的祖国》没有从战争、胜利或英雄主义写起，而是先写一条大河，写河面上的白帆和两岸的稻花。中国人无论生长在哪里，记忆里往往都有一条故乡的河，因此“一条大河”很容易唤起听众共同的感情。《让我们荡起双桨》也是如此。歌词先写小船、波浪、白塔、绿树和红墙，让孩子们的幸福生活通过具体的画面呈现出来。

老梁认为，乔羽知道口号不能真正打动人，生活本身才有长久的力量。后来，他在一次演出的后台遇到郭兰英，便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她。

郭兰英听完以后，却反问他：“谁说乔羽没有喊过口号？”

她随后问老梁，是否听过《人说山西好风光》的第三段歌词。

老梁很意外。在他的印象中，这首歌一直只有两段。第一段写景，第二段写人，内容与结构都已经很完整，似乎没有再增加一段的必要。

郭兰英却告诉他，这首歌最初确实有第三段，只是后来没有被保留下来。

按照老梁在视频中的讲述，乔羽写好前两段后，作品受到了一些质疑。有人认为，山西并不是处处“地肥水美”，为什么可以这样概括？也有人提出，河北、河南、安徽和其他地方同样有好风光，歌词为什么偏偏只说山西好？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这种质疑显然有些牵强。一首题为《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歌，自然应该集中描写山西。赞美自己的故乡，并不意味着否定别人的故乡；就像一个人称赞自己的母亲，也不等于认为别人的母亲不好。

可是，这首歌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文艺作品除了描写生活，往往还被要求直接表现明确的政治主题。乔羽的前两段虽然写了新农村的面貌和劳动人民的精神，却没有出现“革命”等直接表明政治立场的词语。在一些人看来，仅仅描写山水和人民还不够，结尾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在这些压力之下，乔羽只好补写第三段。这一段开头写“哪里革命哪里强”，随后写人的思想和土地面貌都发生了改变。后面的中心意思是：世上并不只有山西好，凡是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造的地方，都可以出现新的好风光。

如果单独看，这一段表达的意思符合当时的要求，也把赞美对象从山西扩大到了其他地方。但如果把它接在前两段后面，便会明显感到风格发生了变化。

前两段处处都有具体的形象。太行和吕梁是可以指给别人看的，汾河的流水是可以听见的，杏花仿佛带着香气，白发婆婆也像真的站在村口。第三段则忽然离开了这些山水和人物，转而使用概括性的政治语言。

原本自然流淌的歌声，因此变得像是在向人解释：这首歌虽然只写山西，却具有更高、更广泛的政治意义。

据老梁转述，郭兰英看到第三段后，认为它写得不好，也不愿意演唱。乔羽自己显然也知道，这一段是在外界压力下补写的，与前两段的艺术风格并不一致。他没有坚持让郭兰英唱下去，而是同意在演唱中舍去第三段。

于是，后来流传下来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只有两段。

这件事表面上只是一次歌词的删改，实际上却很耐人寻味。乔羽是歌词作者，却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艺术判断行事。为了让作品通过，他不得不补上一段符合当时要求的歌词。郭兰英是歌曲的演唱者，她不能改变时代，却可以决定自己怎样处理这首歌。一个人在压力下把第三段写了出来，另一个人又在演唱中把它放了下来。

他们都没有公开谈论这次取舍。第三段也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只是逐渐从录音、歌谱和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后来的人听到这首歌，往往以为它本来就是二段式作品。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时间证明了乔羽和郭兰英的艺术判断。前两段没有因为缺少直接的政治口号而显得思想薄弱，反而因为写得具体、真实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不同年代的听众都能理解故乡的山水，也都能被劳动者的坚韧和白发婆婆的乐观所感染。

而第三段中的政治语言与特定历史环境联系得太紧。一旦那个时代过去，它便很难像山河、杏花和普通人的生活一样，继续引起后人的共鸣。

乔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作家。他同样要面对审查、批评和来自各方面的要求，也可能写下自己并不满意的文字。这个故事并没有损害他的艺术声誉，反而让人更清楚地看到，一首经典作品能够保留下来，有时不仅因为作者写了什么，也因为作者和演唱者共同决定舍弃了什么。

郭兰英在这个故事中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她不仅是《人说山西好风光》的首唱者，也是这段创作往事的见证者。她来自山西，对歌词中的山水和人物有着切身的感受，也最清楚怎样的语言适合进入歌声。

她没有简单地把稿纸上的每一句词都唱出来，而是根据自己对歌曲的理解作出了选择。这个选择保护了整首歌的风格，也使它没有被一段过于应景的歌词限制在某个特定年代。

多年以后，郭兰英自己也成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她再次站上舞台演唱《人说山西好风光》时，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歌词中的那位白发婆婆。年轻时，她唱的是山西老人不肯服老的精神；到了晚年，她自己也挺直腰板，成为歌中人物的真实写照。

她唱了一辈子这首歌，却始终没有把第三段重新唱回来。

不是因为第三段被遗忘了。恰恰相反，正因为她记得它是怎样产生的，也明白乔羽当年的无奈，所以更知道哪些歌词应该交给时间，哪些歌词应该留在歌声中。

2026年8月，郭兰英去世。人们再次听到她演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太行、吕梁、汾河和杏花依旧鲜明。六十多年前的小村庄仿佛仍然在那里，那位白发婆婆也依旧挺着腰板，站在歌声深处。

与此同时，那段没有被唱下去的第三段歌词，也让这首歌多了一段不为人熟知的历史。它使人看到，一部艺术作品的形成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作者有不得已的妥协，演唱者有自己的判断，而经典有时正是在这样的妥协与坚持之间保存下来的。

第三段曾经因为时代的要求而被写出来，后来又因为艺术的选择而消失。它没有成为歌曲中最响亮的一段，却成为歌曲背后最值得讲述的故事。

真正流传下来的，仍然是乔羽最熟悉的那些东西：山水、村庄、劳动和人。

口号会随着时代改变，太行和吕梁却依旧在那里；政治语言可能逐渐陌生，汾河流水的声音却仍然亲切。杏花每年都会开放，人也总会从年轻走向白发，而那种即使历经艰难也要挺直腰板的精神，并不属于某一个特定年代。

也许，这正是《人说山西好风光》能够传唱至今的原因。

它最终没有依靠第三段来“提高”自己。相反，正因为第三段没有被唱下去，前两段中朴素、真实的山河与人民，才完整地留在了几代人的记忆里。

**资料说明：**本文根据老梁在YouTube视频《乔羽、阎肃创作背后的故事》中讲述的往事改写。关于第三段歌词及其创作压力的细节，来自老梁转述他与郭兰英在演出后台的谈话，属于当事人的口述材料，并非依据目前公开可见的原始手稿。文章同时参考了《人说山西好风光》的公开创作背景，以及高山流水论坛《【山西好风光】——送郭兰英先生》中的悼念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