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大跃进　之　从十四年抗战到中流砥柱

2026-8-11

前面的博客，刚刚说从八千年到三万年的大跃进中华文明考古。这边厢，就发现抗日战争也早就开始了大跃进。

原来我们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是八年抗战。从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不多不少，整整八年。

这个数字，我们从小学课本一直念到成年，念了几十年。

有意思的是，即便是我党修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坐落在1937年七七事变所在的宛平城卢沟桥，而不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地附近的北大营。因为长期以来，七七事变一直被作为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端。

后来的历史，也开始与时俱进了。八年抗战不够了，得十四年。于是乎，过去长期使用的八年抗战，逐渐升级成了十四年抗战。这一下，抗战历史一下子增加了六年。当然，历史本身并没有凭空增加。

１、八年抗战，为什么变成了十四年？

过去相当长时期，中国大陆的历史教育通常把1937年的七七事变作为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后来，官方历史叙事逐渐明确采用十四年抗战的表述，将抗战史的起点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前移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但有意思的是，事情其实并不是到了2017年才突然发现1931年。早在2011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就已经同时存在两个时间节点：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1937年七七事变，是全国性抗战的开始。教育部2016年答复有关《将中国十四年抗战史纳入中小学教科书》的提案时，也明确提到了这一点。到了2017年，教育部门进一步推动十四年抗战概念进入中小学教材，并要求系统体现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历史。

严格说来，这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宣布：八年抗战作废，从今天开始十四年！事情实际上要复杂得多。

从公众历史教育的感受来说，变化又确实非常明显：过去大家最熟悉的是八年抗战；后来十四年抗战逐渐成为更加标准化、更加统一的表述。而这六年究竟应该怎样放进整个抗战史里，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因为1937年以前当然不是没有抗日。恰恰相反，九一八之后，日本已经开始大规模侵占中国领土；东北三省沦陷；东北抗日武装长期坚持斗争；一二八事变发生；长城抗战发生；华北危机不断加深，中国社会的抗日情绪也越来越强烈。

如果讨论的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什么时候开始？那么追溯到1931年，完全说得通。但是，如果讨论的是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抗日战争什么时候开始？那么1937年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

换句话说：十四年抗战和八年抗战，其实是在强调不同的历史分期。前者强调日本侵华战争以及中国人民抗战的连续性；后者强调1937年以后全国性、全面战争阶段的开始。

这本来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正常的历史分期问题讨论。历史学当然可以重新划分历史时期，抗日战争史同样如此。

问题在于时间分期一旦进入政治宣传体系，往往就不再只是时间问题了。因为时间尺度一变，历史叙事的重心也可能跟着变化。正如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在《怎样看待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一文中的解释，是“既要。。。又要”的理论：

• 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的关系，是既要肯定1937年以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进行的全民族抗战，也要肯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各派抗日力量和军队的抵抗，包括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各种抗日斗争，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抗击。

这段话本身其实并不难理解。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当历史分期发生变化以后，历史叙述是不是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２、最有意思的，是十四年抗战后来和中流砥柱连在了一起

如果仅仅把抗战史的起点从1937年向前追溯到1931年，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历史节点以及“中流砥柱”这一评价，早在2011年的课程标准中就已经同时存在。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它们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而是它们后来怎样被组织成一个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固定的历史叙事。

早在2011年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就已经同时出现了这两个层面的表述：一方面，要求学生知道九一八事变，了解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另一方面，在教学活动建议中，又要求通过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故事，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2016年，教育部在答复将中国十四年抗战史纳入中小学教科书的提案时，也明确指出，2011年版课程标准已经规定知道九一八事变，了解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同时规定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始全国性抗战。真正发生变化的，是2017年前后。这一时期，教育部门开始更加明确、统一地推动十四年抗战进入教材，并要求将九一八事变后的十四年抗战历史作为一个前后贯通的整体予以系统体现。

于是我们看到就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1931年九一八；1937年全面抗战；1945年抗战胜利。而在这一整条十四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又越来越被明确地定位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问题也恰恰由此产生。既然十四年抗战和中流砥柱在教材体系中早已同时存在，那么真正值得追问的，就不是它们什么时候第一次被连在一起，而是：为什么要把一个复杂、多元、分阶段的抗战历史，组织成这样一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固定的历史叙事？

这就已经不再只是八年还是十四年的问题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军事体系下的最高军事统帅。八路军、新四军则被纳入国民政府军事序列，分别使用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的番号；抗战初期，其部队和人员在编制、番号、军服标识等方面，也保留着国民革命军体系的历史痕迹。今天部分影视作品和公共叙事对这些历史细节的弱化，客观上容易淡化人们对当年政治军事关系的理解。

再看1945年日本战败。从《波茨坦公告》的执行，到芷江受降；从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到南京、台湾以及全国各地的受降，构成了中国作为战胜国参与战争结束和战后秩序安排的重要历史现场。在国家层面，日本投降以及中国作为同盟国和战胜国参与日本投降、受降和战后秩序安排，所代表的是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家行为。

这并不是说我党在抗战胜利前后没有自己的受降、接收和军事行动，而是说：日本投降作为一个国家战争的结束，以及中国作为战胜国参与国际战后秩序的历史现场，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被单一政治力量独占的历史舞台。

问题于是变得非常有意思：既然抗战胜利是如此复杂的一个国家和国际事件，为什么到了今天，中流砥柱却越来越像某一个政治力量的专属历史称号？一个政治力量当然可以评价自己是中流砥柱；但这种政治判断，什么时候又变成了整个国家必须接受的唯一历史结论？

而一旦把抗战起点推回1931年，问题就更加复杂了。1931年至1937年的这六年历史贡献，究竟应该怎样分配和评价？

３、九一八当然是抗战的一部分，但九一八以后是谁在抵抗？

九一八之后的东北抗日斗争，本来就是由东北军旧部、各类义勇军、地方武装、东北抗联等多种力量共同完成的。承认十四年抗战，并不意味着1931年至1937年的全部抗战功绩都天然归属于某一个政治力量。

更何况1931年至1937年间，我党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经历了土地革命、长征、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等一系列重大转折。把这段历史事后整理成一条通向中流砥柱的直线，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论式的历史线性化：把后来取得的政治地位，倒推成当初注定如此的历史轨迹。

历史其实没有这么直，而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政治宣传和一党之私，却喜欢把它画成一条笔直的时间轴。

４、中流砥柱究竟是什么意思？

中流砥柱本来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意思是：在大浪之中能够支撑局面的关键力量。如果把它用于抗日战争，那么它显然是一种极高等级的历史评价。

判断谁是中流砥柱，至少需要说明依据是什么？是承担正面战场压力的能力，是敌后抗战的贡献，是动员社会资源的效果，还是对最终胜利的总体影响？如果标准并不明确，那么中流砥柱就更像一个政治口号，而不是一个经过论证的历史结论。

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共产党在抗战中有没有重要作用？当然有。真正的问题是，中流砥柱这样一个极高等级的历史评价，究竟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逐渐成为今天的标准答案的？

５、1945年的中流砥柱，和今天的中流砥柱是一回事吗？

假如我们回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经过长期抗战，终于取得胜利。这个时候，如果有人问：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事情其实比想象中有意思。因为这个词并不是今天才发明出来的。1945年毛泽东已经明确使用中流砥柱来评价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今天的问题不是这个词是不是当年存在，而是这个当年的政治论战性判断，后来如何成为国家层面的标准历史结论。所以，如果说1945年根本没有中流砥柱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但问题恰恰在于：1945年的中流砥柱，与今天被标准化、固定化的中流砥柱，是不是一回事？

这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1945年的中国，根本不是一个只有一种政治声音的社会。国民政府领导正面战场；国民革命军承担了大量大规模会战；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东北抗联长期坚持斗争；地方武装、民兵、游击队以及普通民众也都参与其中。不同政治力量都在争取对抗战历史的解释权，也都在说明自己为什么有资格代表战后的中国。

因此，毛在1945年提出中流砥柱，首先是一个政治论战中的历史判断。而几十年以后，如果这个判断逐渐从一种政治主张变成一个几乎无需再论证的历史结论，那么真正值得追问的就是：它究竟是怎样完成这种转变的？

至于把一个如此复杂的历史过程，最后浓缩成某个人站在长江中间，双手一张，大家放心，我就是中流砥柱。

历史当然不会这么说话。

６、从八年抗战到十四年抗战，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年份

我并不反对使用十四年抗战。事实上，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讨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改变历史分期之后，不能顺手把整个历史功劳也重新排列。因为下面三个命题，逻辑上根本不是一回事：把1931年纳入抗战史，是历史分期；把十四年抗战理解成一个连续而同质的历史过程，是历史叙事；把这种叙事进一步推导为某一个政治力量的中流砥柱地位，则是历史评价。

而当历史叙事和历史评价开始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要时，问题就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历史分期。

十四年抗战可以成立，但不能因此自动推出：十四年都是同一种战争形态。更不能自动推出：十四年中某一个政治力量始终是唯一核心。更不能再进一步推出：因此它天然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问题恰恰在于：把历史分期、历史叙事和历史评价绑成一根绳，然后一步一步推导出一个唯一的政治结论。

九一八可以纳入十四年抗战，不等于十四年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被解释成同一种历史；我党可以被评价为抗战中的重要力量，也不等于这种评价天然排斥其他力量；而一种政治力量可以拥有自己的历史评价，更不等于这种评价就自动成为整个国家唯一合法的历史记忆。

７、真正的抗战史，恰恰没有那么整齐

真实的抗战史其实非常复杂，有正面战场，有敌后战场；有大会战，有游击战；有东北抗联，有国民政府军队；有共产党军队，有地方抗日武装；有民兵，也有普通民众。还有无数我们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为了给未来的历史教科书提供政治素材才去打仗的。他们只是因为日本人来了，所以他们抵抗。

有人死在了淞沪；有人死在台儿庄；有人死在南京；有人死在长沙；有人死在缅甸；有人死在东北；有人死在敌后；有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几十年以后，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的牺牲重新整理成一个漂亮的政治排行榜，然后告诉他们：你们之中谁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有些荒唐。因为他们首先是抗战的参与者和牺牲者，而不是后来政治叙事中的得分项。

８、历史最需要的，不是一个唯一正确的主角

一个国家当然可以拥有自己的历史叙事，任何国家都有。问题是，历史叙事如果变成政治合法性的证明工具，就容易出现一个危险的倾向：过去发生过什么，开始服从于今天需要证明什么。

于是今天需要把抗战定义为十四年，历史叙事就进一步统一为十四年；今天需要突出中流砥柱，历史人物也开始自动排队；明天如果还需要更大的历史功劳，也许还会出现更大的历史数字和更高的历史评价。

这就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大跃进逻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编造条件也要上。历史年份可以上；历史地位可以上；历史功劳也可以上。最后，人人都在争当历史第一。

可是真正成熟的民族，不需要把自己的历史写成一张排行榜。因为历史不是运动会，没有领奖台。

从八年抗战到十四年抗战，年份可以重新讨论；但从十四年抗战再跃进到中流砥柱，就已经不是简单的年代问题了。

因为把1931年纳入抗战史，是历史分期；把十四年抗战解释成一条连续不断、内部没有重大差异的历史过程，是历史叙事；再把这种叙事进一步推导为某一个政治力量天然的中流砥柱地位，则已经进入了历史评价。

历史分期可以讨论，历史叙事可以争论，历史评价更应该允许不同声音。三者可以相互关联，却不能彼此偷换。

十四年抗战，不等于十四年只有一种声音；中流砥柱，也不应该成为一块禁止讨论的政治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