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珍宝岛到九一三，中美关系与美国幕后支持的对华和平演变

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整体的脉络已经很清楚，此处先简单概述一下。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深层的根源，在于1949新中国建国之初的阶段，作为一个新缔造的国家，内部长期存在激烈政治斗争。尤其是在奠基于左派革命理念的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军队以及右派官僚集团（元老、文官、知识分子）这三大系统之间，存在政治路线、发展理念和现实权力的严重冲突，难以协调一致，由此导致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之后，毛泽东实际上是通过林彪的坚定支持，从军队获得了最强有力的政治基础，这才成功发动文化大革命，最终打倒党内高层的众多走资派和元老级实权人物，极大地削弱了右派官僚系统以及中共内部隐藏的支持国民党的复辟势力，也大幅削弱了以往大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支持中华民国叙事的话语优势。

然而，随着九一三事件爆发，以周恩来为首的官僚和情报系统，又成功利用林彪女儿林立衡的突然举报，制造出林副统帅的所谓叛逃事件。在事件中，周先是挑动冲突，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借刀杀人”，引诱林彪等人上飞机起飞。此后，周又制造林彪一伙企图行刺毛泽东的反革命叙事，彻底清除了林彪，这就极大地动摇了毛泽东的最高威望，由此严重削弱左派阵营，导致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

上述九一三事件的真实情况，始终都被媒体长期封锁，根本没法在主流舆论上展示出来。而且，不但在中国国内是这样，即使在海外，美国的媒体，九一三事件的真相也被长期封杀。仔细观察，在美国媒体上充斥的相关报道，大都是被反共的民运人士、国民党的支持者以及中共改开派代理人等群体牢固控制的扭曲叙事版本。通常而言，这些报道展示出的相应内容，无非是围绕着这样几个要点：

第一点，毛泽东，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造就中国人民一切悲惨遭遇的最核心因素；

第二点，1949新中国的建立本身就是个错误，中共更是一切问题和灾难的源头；

第三点，虽然右派舆论形式上有时也会替林彪辩护，声称林彪的遭遇令人同情，但又认定林彪之死归根到底是因为他助纣为虐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最终又被毛泽东设局杀掉，所以这也就是罪有应得。

第四点，九一三事件神秘莫测，其中充斥各种各样的谜团，而之所以会这样，都是源于毛泽东利用手中的无限权力，精心设计了很多圈套和陷阱，这都是为了除掉林彪并且掩人耳目。右派舆论通过对九一三事件的以上解释来彻底否定毛泽东。

以上是大量阅读美国和海外媒体关于九一三的各种报道和复杂介绍之后的体会，也是最简要的概括。但这个简单概括是非常准确的。这也就必然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号称言论最自由的美国，尤其是大量吸收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反对派群体，各种丰富信息可谓应有尽有，为什么大量的研究到最后却看不到九一三事件的真实进程，反而更加没有真相？

因此，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以上各种荒诞叙事，就不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常的内部情况是一个有力的印证，对于美国内部的反常状况，它同样是最有利的印证。接下来就分析原因：为什么美国媒体看不到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反而还会遮蔽真相？这就要从中美关系的源头说起。

大家都知道，如今的中美外交关系，基本上是从1970年代启动的。1971年4月，中美开始“乒乓外交”，当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这是如今中美关系的起点。随后，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后才有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不断深化，直到正式建交等事件发生。

但九一三事件，刚好发生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拐点”阶段。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会见周恩来，而此前他已经在海外与叶剑英秘密接触。但基辛格访华两个月后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而在林彪的坠机事件一个多月之后，10月25日，新中国就重新加入联合国。那么，九一三事件的突发，与基辛格访华的因素，到底有没有关系？

要深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从两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角度，是美国高层与新中国接触的背后意图。另一个角度，则是中共高层与美国接触的背后意图。

从第一个角度来分析，此时美国突然改变立场，开始积极地与1949建立的新中国接触，除了拉拢中共一起对付苏联，它的另一个意图，也是对华搞和平演变。这正是基辛格和尼克松的理论和决策逻辑。

这里要注意，说中美关系始于1970年代，是根据1940建立新中国来界定中美关系。但从美国的历史叙事角度，他们本来认为是蒋介石、国民党和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因此，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其实早就开始了。如果不算清朝只看国民党，中美关系应该是始于二十世纪20年代，如果考虑到美籍华人孙中山的角色以及清朝时期错综复杂的纠葛，由此界定的中美关系就更早了，是在19世纪确立的起点。

但无论如何，美国与新中国接触，建交，它的出发点，背后的考虑，这种历史叙事，其实是依托于从清朝早期的接触、孙中山到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概念，尤其是二战的反日联盟，雅尔塔格局，以及联合国的五大国框架，这些都是美国话语为其所表述的中国概念精心设置的约束条件。

换句话说，美国与中共正式接触并建立外交关系，它其实是基于一种更深层的战略考虑：这就是作为新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尤其是中共这个执政党，在美国人的眼里，它本身必然缺乏合法性，并不能代表所谓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概念。相对而言，只有美国大力扶持的中华民国，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因此，美国同中国的接触，这种和平演变，最终也必然会否定新中国这一概念，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化为“中华民国”。由此，就可以前推中美关系的历史起点，确立一种更牢固的中美关系，在这种框架中，美国也必将“不战而胜”。

对比之下，再看看中共高层与美国接触的背后意图。中共这边，具体负责推进中美关系的最高官员，正是周恩来。尽管周恩来是中共党内元老，但身为官僚、元老和高知集团的代表，作为右翼势力，周恩来内心深处的考虑，是跟美国的考虑比较契合的。这正是策动中美关系大转向的核心因素。

而毛泽东在推动中美关系过程中的角色，就显得更加微妙，作为1949新中国的最主要缔造者，在他内心深处，始终对美国存有戒心，与周等人不同，毛不可能赞同这种用“中华民国”逐渐替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右派复辟路线。但此时此刻，由于党内斗争升温，毛泽东也没有太多选择。毛泽东本人最初的设想，也许只是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应对中苏之间长期难以缓和的紧张关系。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会反复告诫周，认为中国与美国必然要保持一定距离，不能过分亲密，要警惕右派搞和平演变，避免走资派的全面复辟。

事实上，毛泽东在周恩来仍在世时，确实曾多次批评周，认为他在中美关系上犯了错误，对美国过于软弱，没有坚持原则。但无论如何，在毛泽东去世后，他显然已经无法有效阻止邓小平全面推进中美关系。

因此，通过上述对中美关系的整个脉络的梳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过程。在中美双方走近之前，1969中共召开九大，此时林彪在党内的威望正在处于上升阶段。事实上，由于林彪在文革前夕，通过军队的政治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逐渐地，作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林彪的政治地位也前所未有地获得提升，甚至升至党内二号人物。到1969年，林彪在军中的声望已相当高，堪称“军神”。然而此时中苏关系不断恶化，这实际上对林彪的党内地位不利。

当年3月，珍宝岛事变爆发。林彪本人与珍宝岛事变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甚至没有参与决策。事实与很多人通常认为的相反，珍宝岛事变的策划者以及具体的指挥者，并不是直接源于军队内部，而是出自周恩来。史料明确显示，是周恩来首先提出在珍宝岛发动一次军事行动，并亲自策划，精心准备了两个多月，这才突然发动袭击，成功地击溃苏联边防部队，并在事后缴获一辆当时苏军的最新型坦克。

在这个过程里，毛泽东对此当然知情，并且也支持周恩来的决策。但林彪却没有参与这个决策。不止于此，1969年10月，由于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达到高潮，一部分人员开始转移疏散，林彪为此专门在军中发布了“一号号令”，这还引发了中共内部的分歧。史料显示，周恩来看到“一号号令”后，立刻把林彪传达的命令文件转给毛泽东。另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看到“一号号令”后非常生气，直接把文件烧掉了。在九一三之后，这个“一号号令”干脆变成了林彪企图夺取最高权力的一大罪状。

那么，回顾珍宝岛事件，就明显有个疑问：当时林彪作为中共内部最优秀的将领，战功卓著，尤其是1962年在高原地区对印作战，林的指挥非常成功，堪称经典战役，此后林彪的军事威望前所未有。那么，为什么他没有直接参与策划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反而是周恩来在策划珍宝岛针对苏联的军事打击？

由此，就足以反映出当时中共高层内部存在某种严重分歧。从林彪的角度分析，由于自己长期在苏联修养的背景，林与苏联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而且在解放战争中，林在东北更是直接与苏军接洽，大量接受各种武器装备，并肩作战。林彪本人也有明显的亲苏情结。尤其在更深的价值层面，林彪四野集团的成功故事，政治合法性，与苏联的政治合法性是密切相关的。对林彪而言，这一特征甚至比毛泽东更明显。毛泽东只是与斯大林长期保持通信联系，在国内则是指挥林彪等诸多将领协调作战，但毛泽东自己并没有长期去苏联生活，更缺乏跟苏军并肩作战的经历。

而从周恩来的角度来分析，尽管周与苏联的关系也很密切，但周邓等人的留学过程主要是在法国，他们心中最仰慕的对象不是苏联，而显然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周恩来作为中共党内的重要元老，也参与了新中国的缔造过程，但他本人长期与国民党接触，这和刘少奇类似，属于白区党，尤其着重于搞情报工作。周恩来对孙中山，国民党，尤其对美国和海外势力，一直都有特别的好感。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冲击中，周恩来事实上保护了大量资本家和原国民党统战势力，包括各种资产阶级文人。因此，1969年周积极地策动对苏军事行动，这既是为了削弱党内以林彪为代表的亲苏势力，实际上也是在为向美国靠拢做准备。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支持周策划珍宝岛的军事行动，也是基于多重考虑。第一个因素，是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前面说过，林彪对毛泽东的支持，军队的政治化，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前提条件，但随着文革的展开，军队介入地方政治，军人群体，尤其是林彪，作为军神的形象，影响力大幅提升。而毛泽东的洞察力是非常敏锐的，此时，展开对苏军事行动，可以强化毛自己对军队的控制。第二个因素，是通过周介入军队来削弱林过强的影响力。毛泽东支持周策动珍宝岛事件，通过扶持周，提升周对军队的影响，这可以平衡林对军队的影响。

至于另一个因素，周恩来正在考虑的大方向，削弱亲苏派转而靠近美国，在1969年的情况下，这恐怕还并不是毛泽东的主要考虑方向。然而，在珍宝岛事变后，尽管周策划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随着中共九大召开，林彪在党内军内得到广泛的支持，林彪作为接班人的特殊地位写进了党章。此时，从周的角度看，尽管他的党内地位也在上升，但影响力却难以跟林彪抗衡。而从毛泽东的角度观察，林彪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过大，通过扶持周恩来，也难以削弱。而且九大后林彪开始右倾，与周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这就为后面毛泽东和林彪不断向加深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到1970年，开庐山会议，因为天才论和国家主席等议题，中共高层终于再次爆发冲突。林彪集团借此对张春桥等人大肆批判，舆论陷入混乱。尽管毛泽东和林彪并没有直接发生冲突，但毛泽东在会议前的安排和部署，却被彻底打乱了，这让毛泽东非常生气。此时此刻，毛泽东明白党内的形势已经开始失控了，因此他不得不亲自出手，打倒陈伯达后，想方设法控制局势。其中之一，是要求黄、吴、李、邱、叶等人做检查，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不得不更加倚重周恩来发挥影响力，尽管这并不是他期待的方向。

早在庐山会议爆发冲突之前，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党内地位就有不同的想法，并没有押宝在周身上。比如，刚上庐山不久，毛就专门找黄永胜有过长时间单独谈话。据黄永胜的回忆来分析，毛泽东在谈话中表达的意思非常隐晦，但真实意图是在期望黄永胜能够勇于承担责任，去支持中央的文革派，比如江青、张春桥等人，同时要敢于反对周恩来，甚至逐渐替代林彪的角色。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已经认为周不可靠，而林也不适合做为接班人，这次谈话是在专门试探黄永胜，有意提拔黄，看看他是不是可靠。如果这次过关，将来黄有可能取代林彪。

但这次谈话明显让毛失望，通过黄永胜当时的态度，这种典型的军人思维，毛泽东明白黄对文革有负面看法，反感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而且不但支持周恩来，对作为上级的林彪更是绝对忠诚。因此，经历庐山会议的冲突，毛泽东不得不修改此前的一些想法。他开始认为林彪集团的人靠不住，已经形成山头，尾大不掉。也是很自然地，接下来毛泽东就开始向军委小组掺沙子，甩石头。而与此同时，在要求黄、吴、李、邱、叶等人作检讨的时刻，中美乒乓外交也在酝酿，终于开启中美关系的新进程。

进一步分析，在文革尚未结束的阶段，毛泽东不断推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此时中美双方走近，乒乓外交行为，实际上不是毛泽东的本意，而是毛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妥协，支持周恩来的决策产物。本来，根据庐山会议前夕与黄永胜的谈话来分析，毛泽东显然并不想支持周恩来的势力，而是期望黄永胜会支持文革派，削弱周恩来，替代林彪。按照这种安排，文革是头等大事，没必要急于推进中美关系，那么此后也不会发生九一三事件。

但毛泽东与黄永胜的谈话是关键转折点，毛发现想说服黄永胜积极倒周，甚至取代林彪，都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难以削弱周恩来的影响力，也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替代林彪。而此时林彪集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导致庐山会议引爆党内冲突，毛泽东因而开始焦虑。这时，毛泽东也就只能支持周恩来。而周恩来又在策划中美关系不断走近，以此削弱包括林彪在内的文革左派集团的影响力。因此，毛泽东最终不得不赞同周的计划，先推动中美乒乓外交，最后又促成基辛格秘密访华。

在促成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从周恩来等人的角度来看，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长期与苏联关系密切且在军中拥有最高威望的林彪，事实上已成为最大的障碍。据一些史料的记载，对基辛格秘密访华一事，林彪事先并不知情，在事后，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都表达过不满。从林彪的角度看，中美突然走近，当然是对1949新中国革命话语的巨大威胁，也是变相否定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林彪当时显然也不太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推动此事？但事实是毛泽东确有无奈之处，此时毛泽东需要周恩来的支持，若否定周的筹划，等于是把周推向林彪一边。这样发展下去，虽然暂时可以阻止基辛格访华，抑制右派集团借力美国削弱文革和左派的企图，但一旦周恩来向林彪靠拢，联手一起质疑文革路线，庐山会议后暂时平息的党内派系斗争必然还会加剧，形势会进一步失控。

接下来，中美牵手之后，九一三事件就真的突然发生了。作为新中国最出色的军事将领，戎马一生，可谓战功无数的林彪，竟然莫须有地突然叛逃苏联，坠机身亡。那么，美国是否在九一三事件中发挥了具体的作用？根据上面的分析，首先，美国扮演的角色绝不是与九一三事件毫无关系，而其实是潜移默化地发挥了某种引导作用。从美国决策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当然非常期待中共早点和苏共分道扬镳，由此也可以削弱新中国的合法性，进而肯定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基于这种设想，毛泽东，尤其是林彪本人扮演的“亲密战友”角色，正是美国实现上述战略意图的最主要的障碍。

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要想清除毛泽东，“一步到位”地实现针对新中国的政权更迭计划，尚不可能。此时，扶持右翼势力削弱林彪的影响力，就是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因此，尽管基辛格秘密访华并非直接针对林彪而来，但他突然出现在北京的客观作用，是强化了周恩来代表的右派官僚集团的力量。尽管中美双方走近也严重削弱了文革派的合法性，但它又更明显地削弱了林彪作为中共最高权力“接班人”的合法性，甚至于让林彪突然之间变成了“另类”，一个在北京高层显得有点多余的人物角色。

但美国对九一三事件发挥的具体作用，恐怕还不止于此。在九一三坠机后，仅几个小时，紧接着又发生了所谓周宇驰劫持直升机的叛逃事件。其中，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三人，乘坐空军直升机，却突发意外事故。在这个过程里，空军的驾驶员被人开枪打死在驾驶舱，而周宇驰和于新野的尸体出现在飞机迫降处不远的稻田中。飞机上的幸存者有两个人，分别是李伟信和副驾驶陈士印。据李伟信和陈士印交代，是周宇驰宇于新野、李伟信要一起叛逃，计划劫持这架直升机，但被驾驶员在空中设计误导，最终又飞回了北京的机场。周宇驰恼羞成怒，开枪打死了驾驶员。而于新野开枪射击时误伤了周宇驰，等飞机降落后，李伟信、周宇驰和于新野三人一起逃到稻田，走投无路，三人约定一起开枪自杀。此后，李伟信朝天放空枪，而周宇驰和于新野均对头部开枪，当场死亡。

然而，李伟信和陈士印的上述说辞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事件真实过程。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在被判刑并出狱之后，上世纪90年代，李伟信旋即迅速“加入贝聿铭设计事务所，主管上海办事处，成为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得力助手”。很难想象，一个原解放军军队干部，犯下严重政治错误的罪犯，刚出狱竟然就顺利加入美籍华人的顶级设计事务所，摇身一变，成为跨国资产阶级的高级白领。

再进一步分析：李伟信的角色正是九一三事件中美国因素最有可能介入的突破口。李伟信的证词，他扮演的实际角色，是九一三事件的唯一知情人证。李的不可或缺证人角色，也是邓支持对九一三事件定性以及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定罪的核心证据。然而，考察李伟信的特殊背景，他的这种特殊角色，从事后情况来分析，又必然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美国的影响力，尤其是海外情报机构，存在某种历史渊源。因此，从九一三事件整个进程来看，李伟信作为现场唯一幸存的主要证人，这不会是偶然的，李的真实身份很可能是打入林彪集团内部的双料谍报人员。一方面，作为空四军下属政治部高级秘书，直接为林立果服务，但李伟信实际上是周恩来控制的情报部门精心安插的内线，用来接近林立果，获得林彪集团内部情报；但另一方面，李伟信也早就存在海外支持，是国民党和海外势力安插于中共内部的谍报人员，用于获得中共的高级情报。

九一三当晚，周恩来针对林彪采取的各种措施，做出的部署，尤其是对毛林双方进行的有效诱导，显然离不开此前李伟信提供的情报支持。当然，周恩来未必知道李伟信本身也是海外机构安插于中共内部的双料间谍。无论如何，在不知不觉之间，美国很可能也直接参与了九一三事件的进程。换句话说，周恩来成功制造九一三事件，事实上离不开美国因素的诱导和支持。甚至于，由于李伟信本身具有海外谍报背景，美国其实是预先了解周恩来的决策意图，刻意提供某种支持，借此间接地除掉林彪等人，以实现中美关系的大转向，同时也借此破坏毛泽东以往的权威形象，最终再逐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辟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而这也正是此后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国全力推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基本逻辑。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以解答本文开始针对美国媒体的误导现象所提出的疑问。由于美国推动的现代中国叙事，以及与之相应的美国媒体的各种表述，都必然具有某种倾向性，因而美国的报道也就永远不可能真正揭开九一三事件的真实进程。这个现象颇类似于尽管已经事隔六十多年美国媒体却依然无法揭示肯尼迪遇刺的真相。限于自身的既得利益和扭曲的历史视角，针对九一三事件，美国的媒体不但无法靠近这一事件的真相，反而只会欲盖弥彰，与中国内部的右派舆论相互配合，没完没了地制造各种迷雾，掩盖真相，误导读者。

这正是事隔五十多年之后，其实本来并没有什么严重疑点的林彪坠机事件，最终却成为悬案的强大海外干扰因素。因此，从九一三事件的真相遮蔽现象，反过来再看中美关系的整个历史进程，我们就会突然发现：从一开始的阶段，中美关系实际上早已问题重重，甚至危机四伏。而无论是美国推动的中华民国道路，还是邓小平启动的右派改开路线，与之相应的“中国梦”或“美国梦”，乃至“G2”的“中美国迷梦”，在本质上，都注定是春梦一场，难以为继。归根到底，中美之间的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必然是需要重置的，只有在彻底重置之后，大量被扭曲的常识彻底更新，中美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