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者自傳中的逃亡

廖亦武

《我的土地，我的人民》

《余英時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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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5日，我在柏林收到萬里之外寄來的《余英時回憶錄》和《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後者是十四世達賴尊者的自傳，我原本有一本，可三個月前被劉霞拿去，不予歸還，我只得再次向臺灣允晨文化總編廖志峰索要。

達賴尊者自傳，我已多次閱讀，甚為珍愛。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他的逃亡。本來在1956年冬，他就應摩珂菩提協會之邀，成功抵達印度參加紀念佛陀誕生2500周年的佛誕節，順道訪問了許多城市，盛況空前，還受到印度總理尼赫魯和中國總理周恩來的公開接見和私下約談。當時他可以留下來，但還是回去了，只為爭取最後一線和平的希望——不料所有的努力都付諸東流，幾十萬解放軍佔領了西藏全境，拉薩爆發幾十萬民眾示威。在1959年3月16日深夜，號称“平叛“的大屠殺倒計時，他不得不化裝成普通巡邏士兵，從羅布林卡夏宮出逃。幾十分鐘後，密集的炮彈落進圍墻，他卻在“四水六崗”遊擊隊的護送下，渡過拉薩河，騎馬摸黑，馳往遠處連綿的雪峰……

這一去就是多半個世紀。當2011年8月23日下午，在德國南方古城威士巴登市政府二樓一個隱蔽房間，他單獨會見我----又一個迫不得已的逃亡者時，還在開玩笑：“1950年代，共產黨開國皇帝毛澤東在北京對達賴喇嘛說：‘年輕人，要有信心。’現在我借他的話鼓勵你：‘年輕人，要有信心。’”

    其時我已五十三歲，不年輕了。五十二歲時，曆經重重阻礙，我平生首次受邀訪問德國，自由自在四十七天，本可留下來，但還是回去了。因為我的朋友劉曉波剛獲諾貝爾和平獎，我判斷中國政局會由此好轉——不料大半年後，我不得不冒險逃亡，重返德國。

而細讀《余英時回憶錄》，其中最吸引我的，依舊是與上述“不得不”逃亡相似的情節。余英時先生八十九歲去世，他早年師從錢穆，畢生鑽研孔孟之道與西方民主，曾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是海內外公認的國學泰斗。可在1949年4月，國軍兵敗如山倒，共軍渡江攻佔南京和上海時，他才19歲。

改朝換代的大勢已定，他在上海楊樹浦碼頭送走搭船去舟山群島、再輾轉逃難臺灣的父母和幼弟後，強忍生離死別之痛，孤身北上就讀燕京大學，并不知不覺接受了校內共産黨團組織洗腦，甚至申請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積極準備著“為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獻身”之際，卻意外接獲父親來信，方得知一家子已從臺灣移居香港九龍，盼望他前往探親。

     猶如迷夢初醒。因信封地址沒寫“香港”，管理戶口的警察竟孤陋寡聞，以為“九龍”在內地，無需上級拍板，就擅自蓋章批準了。他即刻搭火車南下，然後排通宵長隊，於1950年元旦從深圳羅湖橋過了海關。

    剎那間，他在書中寫道：“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不到一秒，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以後再也沒有類似的經驗了......”

之後他並未深究，在香港呆了半年，雖然空氣也自由，家人也難分難捨，但他還是念念不忘學界精英雲集的燕京大學。最終痛下決心，離開“殖民地”回歸祖國懷抱。原定的火車始發香港，抵達廣州即可換車北上，不料入境不久，火車在一個叫“石龍”的小站出故障，停車檢修耗費五個小時，早錯過換車北上時間——他在這錯過的時間中，思前慮後：

“這時韓戰已爆發一個多月，大陸和香港之間的出入，兩邊都日趨嚴格。”一想到此一去，回來的希望渺茫之極，就“悔心大起”——於是車至廣州後，他在《入港許可證》已失效的窘境中，四處打聽，終於和我在《逃出中國》中描寫的一樣，花一筆錢買通與邊境警察勾結的黑社會黃牛黨，“這是決定我一生命運的關鍵時刻，永不能忘。”

    我一口氣讀到此處，不禁掩卷沉思。2011年我逃出中国不久，我的《六四證詞》在臺灣推出首版，余英時先生應邀作序，題為“廖亦武，反抗黨天下統治的現代箕子”，典出《論語?微子》：“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余先生闡釋道：“這是指殷末紂王暴虐，微子跑了，箕子抗議無效，降為奴隷，而比干則因忠諫而遭殺害。這三個人的行為和結局各有不同，但其為反對暴政則一。所以孔子稱讚他們是三位仁人。這裏只說箕子。《史記?宋微子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乃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現代學者即援《論語》“為之奴”以及《殷本紀》“紂又囚之”等說法，斷定箕子並不是“自為奴”，而是“紂囚箕子奴之也”。依照這一段記述，箕子是中國史上第一個打入監獄的暴政反對者，因而與底層社會人物（“奴”）混在一起。更巧的是箕子後來“鼓琴自悲”，有《箕子操》的樂章傳世。廖亦武則在獄中向老和尚學會了吹簫，出獄後吹簫賣藝，在社會底層廣為流傳。合起來看，廖亦武的遭遇豈不便是箕子的現代翻版嗎？”

上述引文雖為余先生的溢美提攜，卻深得我心。箕子是远古暴君紂王的叔父，其坐牢、彈琴、裝瘋賣傻等特點，均與我神似。可三千多年過去，我還在模仿箕子，苟且偷生於暴政，以圖將來——我的朋友劉曉波絕不同意這樣的傳統文化，他的楷模是耶穌、甘地和瓦茨拉夫.哈維爾，他曾寫信給我，要“與六四亡靈共舞”，要做捨身取義的“道義巨人”，乃至四次坐牢，成為唯二死於囚禁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不是基督徒，卻被共產黨釘上受难耶穌那樣的十字架——而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戊戌年，數百名知識分子向最高統治者“公車上書”，要求變法圖強，卻遭到血腥鎮壓。六君子被斬首示眾——這也讓不少人聯想到《零八憲章》——我的朋友張彥，駐京多年的美國普利策獎得主甚至說，劉曉波就是當代譚嗣同。

    當然，眼下，已在歴史深处的劉曉波和余英時，均不便起身表達他們的異議，而達賴尊者和我，暫時還逗留在歴史的入口处。我讀余先生的回憶錄，想到漸行漸遠的他，想到更多的人與事，徒增傷感。2018年9月我在紐約，本來通过余杰，約定次日赴普林斯頓大學拜訪，不料前一夜大醉失態，發生意外，就耽誤了。看來，余先生指出的箕子“披髮佯狂”的歷史原型，仍在我的血液裏洶湧。

    如果你是人，就會在一生中的某些節点，主動或被動作出某些選擇，沒有選擇的人生，跟水土、草木、空氣一樣，自生自滅，無意義可言——那麽達賴尊者、余英時先生與譚嗣同、劉曉波的選擇孰輕孰重？正如蘇格拉底的從容赴死，與記錄蘇格拉底從容赴死的柏拉圖的選擇孰輕孰重？我一再追問，又一再怀疑，沒有柏拉圖的記錄，今天的人們可會記得蘇格拉底的不朽遺囑？

“動身的時刻已經到了，我們各走自己的路，我去死，你們來活，什麽是好，只有上帝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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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巴黎"东京宫"配乐诗朗诵

2013年1月17日傍晚，位于巴黎著名的"人权广场"附近的当代艺术中心东京宫，人头攒动，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监狱生活纪实书著《证词》【著名法国汉学家玛丽-侯志明女士友情翻译】法文版发行演讲、演奏晚会。法国废除死刑之父前司法部长、前宪法委员会主席罗贝尔-巴丹戴尔(Robert Badinter)莅临晚会并演讲中盛赞廖亦武这部令人震撼的著作可与索尔仁尼琴等著名作家的古拉格牢狱作品相媲美。【博讯记者"巴黎动态"现场报道】 团结中国协会玛丽-侯志明女士翻译并演讲；"这样做也是想告诉专制政府，镇压迫害只能使被迫害的人的影响和声音更大。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知道，在中国四川，有个二十多年来一直受到迫害的作家李必丰"。    79民主墙、画家马德生先生朗诵诗歌《呼唤自由》。主席台正中摆放巴黎画家高源油画作品。    记者无国界、国际大赦、法国藏族协会、藏汉协会代表、公民力量代表、藏族同胞、艺术家、留学生等，偌大的会场座无虚席。    新书《证词》记录了廖亦武在1990年至1994年间因为纪念"六四"遇难者而坐牢，廖亦武将这4年称作是尊严扫地、他形容"人不如狗的痛苦经历"。    廖亦武也将《证词》法文版发行活动献给了不久前被以莫须有罪名判处12年徒刑的好友李必丰，献给刘晓波、艾未未等艺术家、异见人士、维权人士及敢言抨击时弊的媒体记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