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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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未变的人性之恶


发表时间:+-

2026-7-27


从季羡林晚年的口述,到许渊冲回忆少年时代,都提到过类似的经历:小时候曾被比自己强壮的孩子欺负,也曾转过头去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这种经历并非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国家所独有,而是许多人童年共同的记忆。欺凌似乎天然地伴随着力量的不平等,在孩子身上如此,在成年人组成的社会中亦然。鲁迅在《狂人日记》的结尾写下:救救孩子。这都至少说明,人性的恶,并不像我们愿意相信的那样罕见。


Yang Xianyi 和 Gladys Yang 翻译的鲁迅选集(Lu Xun Selected Works)《狂人日记》的英文译文写道:


  • Perhaps there are still children who haven't eaten men. Save the children... 


那天参观军事博物馆,面对大厅里一件件形形色色的武器装备,更加深了这种感受。无论是长矛、战刀、火枪、大炮,还是坦克、导弹、战斗机,它们都凝聚着人类最高水平的智慧与工业能力,但最终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更有效地征服敌人,并为控制土地、攫取资源提供保障。


历史上,人们甚至把赶尽杀绝视为一种胜利智慧。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便是这种思维的典型表达。人类或许是地球上唯一能够大规模、有计划地屠杀自己同类的动物,并将其披上一层华丽的外衣和说辞。其他动物虽然也会为了食物、领地或求偶发生激烈争斗,甚至出现杀戮,但这种暴力通常局限于生存竞争,很少发展成为像人类那样长期、有组织、跨地域的大规模战争。但人类却能够为了权力、财富、信仰、意识形态,甚至为了抽象的荣耀而发动战争,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把整个国家和民族卷入其中,以至于父子相残,烛光斧影,兄弟萧墙。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又常常通过叙事、宣传和历史书写,为暴力寻找新的理由。


这种现象并非始于近代,也不是某一种制度的产物。走进考古博物馆,面对三四千年前殷商时期的文物,人们便会发现,人性的复杂早已存在。那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在今天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但不少器物最初诞生于战争与祭祀。考古发现的大量殷墟祭祀坑、殉葬坑中,埋藏着成百上千具被杀戮者的遗骸,其中许多人并非正常死亡,而是作为祭品献祭。甲骨文中关于征伐、俘虏和献祭的记载,也说明国家机器、战争与宗教祭祀,在商代已经彼此交织,暴力不仅用于征服敌人,也成为维系统治和信仰的重要工具。


  • It has only just drawned on me that after all these years I have been living in a place where for 4000 years human flesh has been eaten. My brother has just taken charge of the house after our sister died, and he may have used her flesh in our food, making us eat it unwittlingly.   


文明的发展,并没有消灭暴力,只是不断改变暴力的形式。从青铜兵器到火药武器,从机关枪到核武器,杀人的效率越来越高,战争造成的破坏也越来越惊人。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不过百余年的时间,就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其规模远远超过古代任何一次战争。


因此,我越来越怀疑,人类文明的历史,并不仅仅是一部科技进步史,也是一部不断约束自身暴力本能的历史。法律、道德、宗教、教育,以及各种制度和统治术,不管表面上被宣扬得如何富丽堂皇、光明正大,其重要意义,与其说是把人变成圣人,不如说是约束人性中的自私、残忍、贪婪和支配欲,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合作共处。否则,各种宗教也许早已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孟子提出人之初,性本善,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两千多年过去,人们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也许,人性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外表的善良往往需要后天培养和不断自我约束,而人性中的恶,却常常会在利益、恐惧和权力面前自然流露。文明、法律和道德教育之所以珍贵,并不是因为它们消灭了恶,而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不断提醒人们,不要让恶、无耻、和仇恨成为社会运行的常态。


  • I knew they were one gang, all eaters of human flesh. But I also knew that they did not all think alike by any means. Some of them thought that it had always been so, men should be eaten. Others thought they shouldn't eat men but still wanted to, and were afraid people might discover their secret; so although what I said made them angry, they still smiled their cynical, tight-lipped smiles.   


然而,历史和事实往往并不会因为人的善良愿望而改变。


在军事博物馆那些缴获的坦克和飞机面前,再回想考古博物馆里那些沉默的人骨,我感到几千年的历史仿佛连成了一条线。武器不断更新,制度不断更替,理论不断完善,王朝兴亡循环往复,而人性的考验,却始终没有结束。真正值得敬畏的,不是人类制造武器的能力,而是拥有这些武器之后,仍能克制使用它们的能力。衡量一个文明高度的,也许不是它拥有多少杀人的利器,而是在拥有这些利器之后,是否依然珍惜生命、尊重他人,并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三千年前殷墟祭祀坑中的白骨,与今天军事博物馆里的钢铁洪流,相隔的是文明的形式,而并非完全不同的人性。三千年过去了,人类创造武器的能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克制暴力、尊重生命的课题,却依然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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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回复 菓趣

    你讲的其实涉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现实世界中权力、资源和法律执行的不平等;另一个是人类社会是否只能靠强权和战争来维持秩序。

    历史上确实存在很多时候,法律背后需要权力支撑,没有执行能力的规则很难发挥作用。国际关系中也确实不是一个完全理想化的世界,国家之间存在利益竞争,弱者有时会受到强者影响。

    但如果因此认为战争是决定世界秩序的唯一途径,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恰恰是因为战争成本太高,人类才逐渐发展出外交、条约、国际组织、法律体系和经济合作等机制。它们并不能消除所有冲突,但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减少冲突,让利益竞争不必总是通过武力解决。

    历史也证明,单纯依靠武力建立的秩序往往不稳定。一个政权可以靠战争获得土地,却很难仅靠武力获得长期治理能力和社会认同。真正持久的秩序,通常来自权力、制度、经济利益和文化认同的结合。

    所以更准确地说,战争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终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人类文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寻找如何避免让每一次矛盾都走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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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回复 俞先生

    是的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是历史演化过程中不断融合形成的,而不是自古以来就保持着单一、纯粹的血统。

    例如,今天的英国人,就是历史上凯尔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以及后来的维京人、诺曼人等长期融合的结果。

    中国也是如此。汉族并不是一个封闭不变的人群,而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吸收、融合形成的。北方地区历经魏晋南北朝、辽、金、元、清等时期,鲜卑、匈奴、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人群都有不同程度融入汉族;南方地区随着历次中原人口南迁,也与当地百越等原有居民长期融合。

    因此,从历史和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汉族,无论北方还是南方,都是长期人口迁徙、通婚和文化融合的结果。"纯种民族"更多是一种观念上的想象,而不是现代历史学和群体遗传学所支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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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俞先生 回复 席琳

    我以前也讲过相同的观点:一个民族大多是历史演化中不同族裔融合形成。英国人历史上是凯尔特人、日耳曼人还有其他族类混合形成;中国人也是。北方的鲜卑人、北方匈奴人、蒙古人、满人等都和汉族融合。南方人中间也有跟其他民族融合。我讲这个观点的时候,那个叫周汉卿的人就开口骂人了。他不让别人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个人是个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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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菓趣

    他拿了三個法學博士學位,登記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我通過幾次終於説服他放棄企圖拿回他祖輩被騙與美國當局簽署的協議。我說“除非你有武力奪回你祖輩的土地,美國政府既不敢也不可能執行他要我看我看都懶得看的協議”。我說他拿三個法學博士是被洗腦了(法律是狗屎,綁架我非法誰也管不了,我後來使用過好幾次不合法的背後手段)。這個世界就是人吃人的世界,“你休想拿回美國政府騙你祖輩簽下的什麽狗屁協議。” 然後他聽懂了據我自己親身經歷后稍微有點激動,被傍邊的主管聽到了不知爲何與他發生了衝突。等我會過來,他被主管傍邊的安保人員驅逐出去了。直到我離開那裏,他也沒有再出現。原因很簡單,主管把他與我多説話看作他不對(他沒説任何不該說的話)而驅逐了他。就這麽簡單,人和人就是不平等的。在另一個地方,對方企圖對我不利,我乾脆直接要求警察電話報告上司報上我的姓名。就這麽對方第二天在街上等著我,“你到底什麽人? 怎麽你對警察説了半句什麽話,警察就半個字不聽我解釋了。” 我說,我不過是要警察向他的上司報告我的姓名而已。不要胡扯什麽民主,自由,人權;一切都是相對的,看“你”是什麽人看人下菜真實的法律執行是不斷變化的。只要不是我背後的人要搞我,其他的人對我不利我只要報出姓名就可以立馬讓他滾蛋。還不説沒有强權這個世界立馬就是無政府主義,所以戰爭就是決定這個世界次序的最終唯一途徑!


    戰爭就是決定這個世界次序的最終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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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菓趣

    “美国还有6千2百万印地安人混血,叫hispanic。” 胡扯,你在哪裏? 美國建國時那時有6千萬印第安人,現在只有2百萬人。說Hispanic語的是後來甚至近25年從南美新來的移民!美國的窮人絕大多數就是原來的奴隸後代和新南美移民。非洲來的新移民是美國故意吸引非洲的上層用來代替奴隸後代的,因爲美國早期奴隸的後代都是對美國恨之入骨的人們。我被美國變相綁架(現在放出給我10年過了一個多月還沒兌現的領席教授之外加上一個很高地位行政負責人職位還在等待隨時兌現)31年中不止一次與“他們”有緊密接觸(這次就有,然後我只好婉轉三天暗示我名字背後的“密令”換了一個可以常住帶有其他免費服務的地方,給我“通關”文件的人不斷地念叨我運氣真好,她害怕我説出我名字含有的密令他人會鬧事)。幾年前在首都某処(不對外,所以你們是不容易知道這些地方的)一位一半德國後裔的印第安人告訴我這兩個數據; 250年前的6千萬人現在只剩2百萬人。


    戰爭就是決定這個世界次序的最終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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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回复 无云夜空

    中华文明历史上确实更倾向于同化、融合,而不是以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隔离或种族灭绝来处理不同族群,这与不少殖民帝国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也需要区分几个概念。

    第一,"中国历史上没有种族大屠杀"可以说相对较少,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大规模屠杀。中国古代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同样十分惊人,只是多数属于王朝更替、叛乱、征服战争,而不是以现代意义上的"按种族消灭"。

    第二,现代遗传学确实证明了一个现象:文化认同与基因来源并不完全一致。今天的土耳其人大多数基因确实主要来自安纳托利亚原住民,而中亚突厥成分相对有限,但语言和民族认同却来自突厥征服者。这种"少数统治者带来语言和文化,本地人口保留大量基因"的模式,在历史上非常普遍。

    第三,蒙古帝国也是类似情况。蒙古人在欧亚大陆留下了部分遗传印记,尤其是在中亚、俄罗斯南部等地区较明显,但远没有"整个东欧都是蒙古基因"那么夸张。相反,蒙古帝国更深远的影响是政治制度、贸易网络和东西方交流,而不是人口替代。

    至于日本,遗传学研究普遍认为,日本人是绳文人与后来来自东北亚大陆(主要是朝鲜半岛及中国东部沿海)的弥生移民长期融合形成的。因此,日本人与中国东部沿海确实存在较近的遗传联系,但直接说"日本人就是中国渡海移民的后代"则过于简单,现代日本民族是多来源长期融合形成的。

    从更大的历史角度看,人类社会往往是文化可以迅速改变,基因却变化缓慢。今天许多民族认同、语言和国家边界,都不能简单等同于遗传来源。这也是现代历史学和群体遗传学越来越强调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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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云夜空

    历史地看,人性之恶是相对的,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怎么听说种族大屠杀,人群问题主要通过融合来解决的,这在世界上是比较独特的。靠近中国这块地方的人可能都有这种特性,比如蒙古被认为基因严重被传播在东欧和西亚,或者中国,结果这些地方没发现什么蒙古基因,使得一些东欧人发自内心说蒙古是最伟大的帝国。突厥人占领了土耳其,近代土耳其人都认为他们是突厥人,结果基因检测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是基因混合的人,基因的百分之八十几是本地安纳托尼亚人。如果以黄河流域为汉人的发源地中心,那么距离是汉人基因的梯度轴,日本人的汉人基因含量和中国南方人差不多。他们是中国渡海移民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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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ubuding 回复 洋知青1

    民族巨人毛主席

    2022-03-04


    民族巨人毛主席

    豪送领土为友谊

    帝王气象求朝贡

    偶尔争土提民气


    永远怀念江主席

    2022-12-03


    豪送俄国千里地

    决断超越毛主席

    民族主义加实利

    海外赤子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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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ubuding 回复 洋知青1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宁予友邦,不与家奴。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防民甚于防宼。


    四者相通,基于秦制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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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回复 洋知青1

    "实际上中国也有殖民史。当年中华正统也就是黄河中上游几个省的领域。当时东狄,西夷,南蛮,北鞑,可以说四面都不是汉族,可如他们今都去了哪里?当年著名的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羌、氐等,现在有几个能找到?说好了是汉人祖先开拓,说不好听的和殖民者对原住民没什么两样。但当年的中国和美国一样,就是善待各民族。所以那时中国四方来朝,向往中国。"

    其实中国自西周之前是野蛮的,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民族,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仍处于早期文明发展的自然演进阶段。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空前活跃、制度不断竞争、文化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那个时代,诸侯竞争、学派竞争、制度竞争并存,社会充满活力,孕育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原创性的思想成果。秦以后就被扭曲了,以中央集权取代诸侯竞争,以服从取代自由,以政治高于社会,从此国家越来越强大,社会越来越萎缩,最后形成盛世越来越大,人民越来越弱的中央集权和民间与朝野的英雄崇拜,有了汉唐所谓的盛世,和百姓的更加疾苦。然后是一路走衰,一朝比一朝更混蛋,一朝比一朝更败家。

    所谓汉唐盛世,更多体现的是国家权力、疆域和财政的强盛,而普通百姓未必能够同步受益,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此后,中国历史虽然屡有繁荣,却始终没有真正走出这一制度的轨迹。隋炀帝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已显露出以国家荣耀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的倾向。到了宋代,经济、城市化、商业、科技、印刷和教育虽然达到中国古代的新高度,但在军事能力、政治制度以及思想创造力方面,却已积重难返。中国社会越来越难以再现春秋战国那种思想自由、制度竞争和文化原创力迸发的时代。

    如果说春秋战国代表着中国文明最富生命力的阶段,那么秦以后所确立的中央集权体制,则塑造了此后两千余年的基本政治格局。国家愈加强盛,社会愈加依附;皇权愈加集中,民间愈加沉默。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文明最值得反思的历史转折,也是理解后世治乱兴衰的一把重要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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