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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复辟与垄断现象,毛泽东给出了最有效的普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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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刀郎推出新歌《罗刹海市》后,在网络上引发巨大争议。大量网友借此围攻那英、杨坤、汪峰、高晓松等人的微博,很多舆论都认为刀郎的新歌是变相的报复,借用蒲松龄文章中的典故,来回击、辱骂当初打压自己的几位精英歌手。

回顾整个事情的历程,当年刀郎在一炮打响走红之后,专辑销量一度超过200万,据说是压倒了当时风头正劲的周杰伦,排到全国第一。结果随后评选十大歌手时,那英一句话,称“刀郎的歌不具备审美能力”,主办方就把刀郎拿下了。

尽管从个人的欣赏口味来讲,我并不喜欢刀郎的歌曲,比如对中国国内的新生代歌手,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央吉玛这种类型,让人耳目一新,至于更老的歌手,像王菲是听的比较多的。对于刀郎,以前从没刻意听过他的歌,只是在街头巷尾无意间听到过。但无论如何,仅凭那英一句话,就否定市场销量第一的歌手,拿下刀郎这件事仍让人感到惊诧。

为了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还专门去寻找刀郎的过往作品。听下来,刀郎至少有几首歌还是相当不错的的。比如《2002年的第一场雪》,《披着羊皮的狼》,都很有创意。但刀郎的演唱风格相对比较粗旷,并不是那么细腻、文雅。所以,这些歌的受众群体与那英这类精英歌手的歌迷有很大区别。进一步分析,刀郎的歌迷很可能是大多集中于中国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农村,山区,那里经济相对落后,通常处于不那么发达的状态,商业文化尚未广泛流行,生活方式比较朴实。尤其是缺乏精英意识的工人,农民,打工者,无产阶级,会很喜欢刀郎的作品。

然而,以那英为代表的这些精英歌手,歌迷的分布情况就大不一样,通常都是集中于大城市里的白领,小资群体,收入较高,生活条件更优越,这些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发达城市,北上广深,此外就是新一线城市。这些地方的音乐作品,大都与港台风格接轨,审美观念与内地,农村,大不一样。

所以,刀郎的歌到底好不好,如何评价?这必然有主观偏见的干扰,也有不同地域和阶级因素的干扰。虽然我个人更喜欢央吉玛和中岛美嘉的风格,但这也只是个人偏见,不能代表大多数。那么,作为常识,精英群体自己必须首先遵守规则,包括市场营销行为的规则,不能用主观偏好代替规则。然而,从那英等人的作为来看,他们并未遵守规则,反而要操纵规则,刻意打压新生代歌手。

刀郎被刻意打压的案例,也让人联想起央吉玛的遭遇。央吉玛是很出色的歌手,但在2013年东方卫视举办的《中国梦之声》大赛中,尽管央吉玛的表现非常出色,也只能做亚军。当时,决赛现场的观众投票,大都支持央吉玛,但作为精英群体的四大导师,其中就有韩红,无一例外,都投票给另一位歌手李祥祥。由于导师权重最大,最后总分叠加,央吉玛反而成了亚军。

然而,多年以后的事实足以说明问题,当初被四大导师看好的冠军歌手,却缺乏创意,始终非常平庸,最终的音乐成就是一无所成。而央吉玛,虽然很有才华很有创意,但在登顶受阻之后,发展也不太顺利,虽然偶有优秀作品,却始终未能成为与那英等人并列的顶级歌手。

无论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刀郎和央吉玛的案例其实都必然牵涉到掌控既得利益的精英群体试图垄断主流舆论的阶级斗争现象。刀郎和央吉玛作为新生代歌手,他们的出现,市场营销份额的重新分配,都必然会切掉当下市场份额中相当大的一块蛋糕,最终难免会危及那些“先富起来”的精英群体的切身利益。

因此,以那英为代表的先富歌手,不可能保持所谓“客观中立”的价值判断,而必然会根据自身的阶级定位,培育有利于优先维护自己利益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无情打压不利于维护精英群体构筑的当下既得利益格局的圈外歌手,避免自己手中掌握的大块蛋糕份额被新人瓜分掉。

然而,由于刀郎和央吉玛这类新生代歌手,其代表的阶级定位,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游离于现有主流精英群体之外,与那英韩红等人事实上更是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这时,他们也就不太可能得到精英群体的大力支持。

由此可见,刀郎和央吉玛遭到主流精英群体打压现象的背后,其实是意味着在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的后期,随着市场扩张的份额越来越紧张,资源越来越稀缺,阶级斗争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毛泽东最有远见,他早就看出当下大权在握的专家和精英群体不断追逐自身既得利益的行为模式,难免会陷入资产阶级复辟和权力垄断的怪圈,抑制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创新进程。

正是由于这种深刻的洞察力,毛泽东才会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包括文艺工作者,艺术家,歌手,都必须不断改造自身的陈旧观念,主动向代表劳动人民的最广大的工农群体靠拢。只有以这种方式,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才会更有包容性,更具多样性,先富的精英群体才能避免陷入《好声音》“转身50万”的既得利益陷阱,摆脱资产阶级精英群体快速自我腐化的集体堕落状态,由此真正深入群众,尊重推陈出新的革命创新游戏规则,不断发掘出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一代文艺作品。

在更广泛的意义中,资产阶级的复辟和权力垄断现象,绝不只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这显然也是一种普世现象。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始终也都存在大量的既得利益群体,各种成功人士在大红大紫、逐渐掌控垄断权力之后,同样会想方设法维护自身利益,阻碍社会中的新一轮创新进程。而自由市场的私有化设计模式,本身只是通过个人至上的价值观促进最大限度的个人竞争状态,但在实质上仍无法避免资产阶级的复辟和权力垄断。

以美国为例,它看似有效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通过右翼加速主义不断促进更激烈的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社会竞争,尤其是通过新移民大量引入精英群体,持续地颠覆现有资产阶级精英的垄断权力,加速全社会的文化创新进程。但美国模式显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高工资和高消费的生活水平,事实上无法大批量地吸引全世界的精英人才涌入,不可能形成资产阶级霸权。

相对而言,毛泽东开辟的另一个方向,充分依靠群众的左翼加速主义路线,即充分发动群众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灵魂,由此促成更普遍的革命创新文化,这才是现代世界最具普世价值的打破资产阶级权力垄断的加速主义解决方案。1949后新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就也印证了这一点。刀郎和那英之争,证明毛泽东的预判正确,走深入群众的革命路线,人民群众的革命创新就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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