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来，比我想的难得多

到农村第二天，我就知道自己错了。

朱队长递给我一条扁担。

“今天挑土。”

来农村前，我知道农村苦。
也知道自己刚做过大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我一直以为，只要肯吃苦，咬紧牙关，总能熬过去。

我错了。

扁担刚压上肩膀，腰立刻弯了下去。

还没装土。

只是两个空箩筐。

我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完了。

我连一副空担子都挑不起来。

我还怎么当农民？

那是农村给我的第一击。

别人挑满满两箩筐，走得又快又稳。

我连半锹土都挑得跌跌撞撞。

中午时，新棉袄已满是泥土，裤腿湿透，鞋里全是泥浆。

收工前，身后传来一个小妹的声音：

“新来的知青，嫩得像个千金小姐。”

“肩上那点土，连娃儿都挑得动。”

我听懂了。

每个字都听懂了。

但我装作没听见。

那天晚上，我倒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

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有人叫我。

睁开眼，看到两个女孩端着热饭热菜站在床边。

她们是我的室友，小今和小黄。

和我一样，她们也是从城市来到农村插队的知青。

小今性格爽朗，做事利落，像个大姐姐。
小黄瘦瘦小小，话不多，却心细得很。

她们一个会写文章，一个擅长画画。

这是我来到许村后，最早认识、也最早依赖的人。

小今轻声说：

“起来吃一点吧。”

小黄也说：

“第一天都这样。”

“慢慢会好的。”

我看着她们，眼泪流了下来。

我第一次明白：

意志可以让我选择来农村。

但意志，不能替我挑土。

第二天，朱队长把我叫到一边。

他没有责怪我。

只是看着我肩膀上的伤疤，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他已经看出来了。

我不是偷懒。

也不是娇气。

我是真的干不了。

后来我才知道，许村书记早就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知道我刚做过大手术，身体还没有恢复。

也知道上面特意交代过，要尽量照顾我。

但更重要的是，朱队长本来就是个心软厚道的人。

他是个瘸子，走路一瘸一拐，话不多，也没什么文化。

可他看人的眼神很实在。

他大概不忍心看着我这样一个十八岁的病弱姑娘，刚来农村就被压垮。

所以，从那天起，他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替我找活路。

朱队长没有再让我挑土。

他很快给我换了活。

养蚕。

他说：

“这个轻巧。”

我也松了一口气。

挑土不行，养蚕总可以吧。

我小时候看过电影《蚕花姑娘》，总觉得那是件很美、很柔和、很有诗意的事。

可是现实中的蚕花姑娘，不是电影里的蚕花姑娘。

第一天培训，别人把蚕虫放在我手上。

它们顺着手背往上爬。

我浑身僵住。

我从小怕虫。

更可怕的是喂蚕。

一箩筐桑叶倒下去。

只听见一阵“刷刷刷”的声音。

几秒钟，桑叶就被吃光了。

我站在那里，看着密密麻麻的蚕虫不停蠕动，浑身发冷。

晚上闭上眼睛，我觉得一筐筐蚕虫都爬到了我身上。

养蚕，也失败了。

朱队长又想办法。

打狗。

他说这个活最轻松。

坐在树下，看见狗来，吓一吓就行。

还能看书。

我一听，眼睛都亮了。

终于有一件事，和我的计划接上了。

那时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英文。

我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天背五十个单词。

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能走出去。

第一天打狗，我坐在树下，手里拿着单词本，真的背下了十几个单词。

我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条路。

第三天，狗来了。

不是一只。

是一群。

从四面八方跑来。

我只看见一群狗朝我冲来。

在我眼里，它们不是狗。

是狼。

成群的狼。

我抱着树，吓得大哭。

别说背单词，我连呼吸都不顺了。

朱队长问我：

“狗打得怎么样？”

我一听就哭了。

我说：

“我不行。”

打狗，也失败了。

挑土不行。

养蚕不行。

打狗也不行。

我开始害怕了。

不是害怕哪一件具体的活。

而是害怕自己这个人，在农村根本没有用。

最后，朱队长只好把我送去生产队插秧。

那才是真正的农村。

天不亮下田。

天黑才收工。

中午就在田头扒几口饭。

第一次下水田，我就被吓住了。

泥水没过小腿。

脚一踩下去，整个人往下陷。

蚂蝗吸在腿上。

拔下来，血就流出来。

一天过去，双腿红肿。

几天过去，开始化脓。

肩膀上的皮一层层破开。

脖子也肿了起来。

我从福州带来的新棉袄，肩膀很快磨破了。

妈妈后来寄来新的棉袄和垫肩。

可伤口没有一天真正休息，久久不能复原。

那时我才知道，所谓“干活”，不是一天两天的苦。

而是每天。

天天。

没完没了。

苦难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重。

而是它没有尽头。

身体终于垮了。

七月的一天，我在采茶时突然发冷。

大热天，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我却冷得发抖。

回到屋里，很快发起高烧。

赤脚医生说：

“打摆子。”

疟疾。

我吃了药，烧退一点，又升上去。

一个星期过去，病情越来越重。

生日那天，我全身发黄，开始吐黄水，人烧得迷迷糊糊。

朱队长决定送我去公社医院。

拖拉机坏了。

他找来一辆破板车，铺上稻草，又铺上我的棉被。

然后，他一个瘸腿的人，拉着我上路。

烈日当空。

路坑坑洼洼。

板车一颠一颠。

我躺在上面，第一次真正想到死。

我才十八岁。

我还没有上大学。

还没有走出农村。

还没有真正开始自己的人生。

难道就这样死在这里？

到了公社医院，医生却不肯收。

他说，这不过是打摆子，回去吃药就行。

一向温和的朱队长突然发火了。

他说：

“今天你们必须收下她。”

那一刻，我躺在板车上，听着他的声音，心里忽然松了一下。

原来，在这个陌生的农村，还有人真正在乎我会不会活下去。

最后，医院收下了我。

我得救了。

躺在病床上，我第一次真正明白：

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八月底，我第一次回南京休养。

那几天，我又见到了城市的街道、商店、熟悉的饭菜。

也见到了阿建。

才下乡几个月，我们都变了。

我告诉他自己在林业队遭的罪。

他也告诉我，他在茶厂的日子并不轻松。复杂的人际关系、沉重的压力，同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我们谁也没有哭。

也没有说要回家。

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

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们只能往前走。

临别前，我们互相鼓励。

日子还长。

以后只能靠自己。

那次回南京，让我真正明白了一件事。

福州，已经回不去了。

南京，也不是我的家。

父母帮不了我。

阿建也有自己的路要走。

没有人能替我受苦。

也没有人能替我活下去。

我能依靠的，

只有自己。

我重新回到许村时，秋天已经快到了。

田野看起来依旧安静。

风吹过稻田，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可我心里知道，

有些东西已经彻底变了。

我不再幻想有人会来救我。

也不再幻想命运会突然对我仁慈。

从这一刻起，

我必须独自面对这一切。

而我并不知道，

真正的黑夜，

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