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声——方励之启蒙和激励学子的话

岁月留声——方励之启蒙和激励学子的话

对中国学子来说，方励之先生是19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界和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启蒙者和精神导师。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的他，站在国内高校的讲台上，以物理学家的坦诚与中国学子面对面，当时那种现场的感召力，或者说“气场”，是后来他身在海外的流亡岁月所无法比拟的。他在全国各高校发表了大量演讲。他的话语之所以能极大地激励当时的中国学子，是因为他将“科学的理性”和“大学的独立精神”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方励之先生当年说过的话，今天回顾，仍觉亲切、认同、温暖、真诚、感动。

关于“独立思考”与“科学精神”

作为科学家，方励之极力倡导用科学的理性去审视一切，打破盲从和迷信。他说：

“科学的方法就是不承认任何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理论、一切学说，都必须接受事实和逻辑的检验。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怀疑，不允许独立思考，那么这个社会不仅不会有真正的科学，也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这种对“怀疑精神”和“理性检验”的强调，在当时刚刚经历过思想禁锢的大学校园里，犹如春雷一般，极大地激发了学子们探索真理的勇气。

关于“大学的本质”

他认为大学绝不是简单的“职业培训所”或“工具包装厂”，而是人类精神的灯塔。他说：

“大学应当是一个独立思想的中心。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一个好的大学，它的标志不在于盖了多少高楼，而在于它培养的学生是否敢于对社会的不公和错误发表独立的见解。”

他曾明确提出，大学应该独立于世俗权力和行政干预，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孵化器”。这直接重塑了当时中科大乃至全国高校学子对自身价值的认知。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方励之非常反感古代知识分子“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依附人格，他呼吁当代的中国学子要挺起腰杆，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脊梁角色。他说：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你们不仅要攻克实验室里的物理公式、数学难题，还要用你们的知识和良知去关注这个社会的命运。如果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都不敢说真话，那这个社会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我们追求现代化，不仅是追求高楼大厦、汽车电脑（这些只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是观念的现代化，是尊严、权利和法治的现代化。”

关于“人权”与“民主”的启蒙

在1980年代中期，许多人对“人权”和“民主”的理解还停留在“这是西方特有的东西”或者“是上面給予的恩赐”。方励之用极其清晰的逻辑打破了这种观念。他说：

“民主不是自上而下赐予的，而是自下而上争取的。如果民主是别人赐给你的，那它随时也可以被收回去。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觉醒、通过我们每个人履行公民权利去争取的民主，才是真正可靠的。”

“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它是人类生而具有的、不可剥夺的普遍权利。我们不要以为谈人权就是‘崇洋媚外’。生而为人的尊严、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中国人和西方人没有任何区别。”

他在多所高校的演讲中反复阐述这一观点，彻底改变了当时大学生坐等体制改革的被动心态。

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良知”（反思两弹一星）

作为物理学家，他常常拿爱因斯坦、罗素和奥本海默举例，强调科学家不能只做“技术工具”，必须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承担道德责任。他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工具化”倾向有过非常尖锐的批评。他说：

“一个科学家，如果他的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实验仪器，而对周围社会的苦难、不公和愚昧视而不见，那他只是一个技术工匠，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科学家的第一身份是公民，然后才是专家。”

“我们过去常常骄傲于‘两弹一星’的成就，这当然是了不起的科学工作。但是我们也要反思，如果科学技术只是被用作证明某种权力的工具，而没有用来提升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福祉和自由尊严，那么这种科学的意义就是不完整的。”

关于“打破思想垄断”

在面对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对科学研究的干预时，方励之在中科大和北大演讲时表现得非常幽默且犀利。他曾用物理学史来讽刺那些用政治口号指导科学研究的现象。他说：

“量子力学不姓‘资’也不姓‘社’，薛定谔方程在华盛顿适用，在莫斯科适用，在北京也同样适用。用某种特定的政治理论去指导天体物理学，或者去审查相对论，这在国际科学界看来是一个历史的笑话。”

“思想的繁荣需要自由的土壤，就像物理学中的粒子运动一样，只有在没有外力强加的限制时，它才能展现出最真实的规律。对思想进行垄断和禁锢，是对人类智力的最大犯罪。”

对教育体制的针砭

方励之非常反对将大学生培养成唯唯诺诺的“听话工具”，他鼓励学生要敢于质疑学校的行政权威，甚至敢于对校长说“不”。他说：

“我们的教育如果只培养听话的学生，那我们的未来就只能原地踏步。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它的青年一代应该比上一代‘更不好管’、‘更爱挑刺’。如果学生在学校里学会的只是顺从，那他毕业后怎么可能去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对中科大学子的著名寄语

在担任中科大副校长期间，他常常用极其直白且充满自豪感的语言激励科大学子。他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该是一个‘不要命的上科大’的地方。我们要有世界一流的眼光。我们不仅要在科学上跟世界并跑，在思想和精神上，也必须是走在最前列的先锋。”

“我希望中科大的学生，不仅在全中国是最聪明的，而且在思想上也是最自由的。你们要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不要让任何人代替你们做价值判断。”

历史的回响

在1985年至1986年的高校演讲热潮中，方励之每到一个学校（如北京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大礼堂往往被围得水泄不通，连走廊和窗户上都挤满了学生。

他的话语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是因为他给当时的年轻人带来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学习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份工作，更是为了获得一种求真、务实、不盲从的公民人格。 这也让当年的中国学子开始把“追求真理”与“推动社会进步”真正融为了一体。

方励之先生当年的演讲和文章之所以能在高校中引发风暴，是因为他的话语切中了当时学子们对“精神松绑”和参与重塑“国家未来”的强烈渴望。

今天的感叹：当时作一个科大学子何其幸哉。

能够亲身经历那个思想激荡、黄金般的1980年代校园，并在大礼堂里或传阅的录音带中聆听方励之先生的演讲，是一段极其珍贵的人生记忆。

面对这些真诚、深刻且直击心灵的话语，那一代的年轻人怎能不被激励、唤醒、感召？

希望，现在回顾这些话语和记忆，能够跨越几十年，让今天的学子也产生一些内心的波澜。

怀念那个时代，也怀念在那个时代里站在学生中间的方励之先生。

1988年5月4日，方励之在北大学子中间

【说明】在1987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方励之被开除党籍，并被撤销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的职务，随后被调到北京天文台工作。在1988年5月4日北大90周年校庆当天，方励之来到北大校园。虽然当时校方并没有邀请他作为官方主讲嘉宾，但他一出现在校园里，立刻被热情的学子们围成一圈，邀请他发表了关于民主、科学、自由的即兴演讲。

方励之于2012年4月6日早晨，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Tucson）的家中突然去世，享年76岁。当时据其家人与友人透露，方励之的离世非常突然：当天清晨他正准备像往常一样去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上课，临走前坐在书房的椅子上咳嗽了一声，随后便安详离世。他生前任该校天体物理学教授，在宇宙学和早期宇宙物理学领域做学术耕耘。美国物理学会为表彰他的学术贡献，在2010年遴选方励之为该学会会士（APS Fellow）。

【问】方励之为什么不出面组织学生撤退，而非要逼到中共武力清场？

【答】在我看来，方励之只是一个启蒙者，从来都不是一个组织者。在他的活动中，方励之也并没有鼓动学生去具体做什么。他的角色，相当于胡适、鲁迅，并非孙中山、陈独秀。

认为“方励之应该出面组织学生撤退”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当时历史人物的角色、影响力和运动的实际走向产生了一种后置的误解。

方励之所以成为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是因为他利用大学讲坛和公开演讲，向正处于思想饥渴中的大学生传播了民主、人权、批判性思维和学术自由的现代观念。

他是引燃火种的人。他的角色正如五四时期的胡适或鲁迅，是用现代文明的常识去启迪民智，打破思想的禁锢。

他从不是政治活动的操盘手。到了1989年运动爆发时，方励之和妻子李淑娴从始至终都刻意与广场上的学生运动保持了距离。他没有参与任何学生组织的建立，没有参加过广场的决策会议，更没有鼓动过游行或绝食。让一个从未来过现场、没有任何组织建制的“思想家”去组织情绪激昂的学生撤退，在操作层面上是不可能的。

把“没有组织撤退”的责任推给方励之，忽略了1989年学生运动一个极大的特点：自发性、去中心化以及后期的激进化。

在运动后期，学生们实际上连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领袖（如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的指令都很难完全听从。广场上的决策经常随着情绪的激化而不断发生变动。

当时的学生对“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包括方励之、刘晓波及四通公司等）抱有一种天然的警惕与骄傲，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纯洁运动”，不希望被所谓的“大人”或“政治老人”所利用或指导。因此，即便方励之当时站出来呼吁撤退，大概率也无法劝动当时已经高度情绪化、处于绝食或坚守状态的学生群体。

无论是他前期的演讲，还是1989年初他致信邓小平请求释放魏京生，方励之的方式都是理性的倡议和文明的呼吁。他信奉的是通过科学的理性、制度的改良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来推动中国进步。

他的这种特质，确实和主张和平、渐进、改良的胡适极为相似。他身上缺少孙中山那种为了推翻旧体制而进行武装暴动、募款的革命家手腕；也缺少陈独秀那种早期作为激进政党缔造者、直接冲锋陷阵并组织工农运动的政治狂热。他始终保留着一个纯粹学者的底线与洁癖。

要求方励之去组织学生撤退，就像是在五四运动失控火烧赵家楼的时候，责怪胡适为什么不到前线去维持学生秩序一样。

方励之完成了他作为新时代“启蒙者”的历史使命——他唤醒了一代人对民主与自由的向往。而运动爆发后的走向、各方的博弈、以及最终悲剧的发生，是一场复杂的政治风暴与体制互动的结果，绝非一个本就置身风暴边缘的物理学家所能左右或组织操控的。

方励之是胡适，这也注定了他身上有着中国传统自由派知识分子特有的“书生气”与政治幼稚。这种幼稚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1. 对体制残酷性的低估： 方励之等学者长期信奉科学与理性，他们总觉得“真理在握”，认为政府再怎么专断，也会顾及基本的国际形象和现代文明底线。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会有坦克和开枪清场，更没有料到随后的政治清算会如此彻底和无情。2. 缺乏政治家和革命家的担当： 真正的政治家（如谭嗣同、孙中山、黄兴、陈独秀）在面对政治风暴时，会有牺牲的准备。而方励之缺乏这种政治殉道者的决绝，他在危机来临时，首先选择的是保全个人与家人的安全。事实上，在64期间，他甚至连“站边儿”的表现都没有。

这，也是“启蒙者”这一单一角色的局限性所在。

方励之用他的思想点燃了火药桶，但他既没有能力去指挥爆炸的走向，也没有准备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承受爆炸的冲击波。他最终以一个普通人的求生本能，做出了符合他人格特质的退场选择。这也再次证明了，历史往往把最沉重的代价，留给了那些走上街头却再也无法回家的普通学生。

方励之作为启蒙者，从来没有想到或者准备好要去为他的事业作一位殉道者。所以，当风暴来临时，他有必要站得远远的，以免被伤及。

这是他的个人选择，也是时代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