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魯迅眼中的《九尾龜》
2026-7-3
《九尾龜》是清末最具影響力、也最富爭議的狹邪小說之一，被普遍認為帶有較濃厚的作者自述色彩。作者張春帆（1872—1935），原名炎，字春帆，筆名漱六山房，江蘇常州人。小說自1906年起連載於《上海畫報》，歷時四年，1911年出版十二集本，共一百九十二回。作品以上海妓院生活為背景，大量運用上海方言，兼具狹邪小說、社會小說與諷刺小說特色，在清末民初風行一時，甚至被部分讀者視為狎妓生活的“指南”。
晚清評論界多從寫實與趣味角度肯定其成就。葉楚傖的《小說雜論》、胡寄塵的《小說管見》均將《九尾龜》列為佳作；鴛鴦蝴蝶派小說家及研究者亦多推重此書，何海鳴更稱，描摹海上花事之小說，以《九尾龜》為最上乘。
關於《九尾龜》，胡適和魯迅都看過，但有完全不同的評價。五四新文學興起之後，胡適等人開始以近代小說藝術的標準重新衡量，對《九尾龜》的結構、人物塑造和藝術表現均作出嚴厲批評。胡適認為《九尾龜》是學《儒林外史》和《官場現形記》等白話小說中的下等作品，既沒有結構，也沒有布局，更談不上成功的人物描寫。他在1918年發表在《新青年》雜志上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評論：
现在的小说（单指中国人自己著的），看来看去，只有两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学《聊斋志异》的札记小说。……此类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驳。还有那第二派是那些学《儒林外史》或是学《官场现形记》的白话小说。上等的如《广陵潮》，下等的如《九尾龟》。这一派小说，只学了《儒林外史》的坏处，却不曾学得他的好处。《儒林外史》的坏处在于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全篇是杂凑起来的。例如娄府一群人，自成一段；杜府两公子自成一段；马二先生又成一段；虞博士又成一段；萧云仙、郭孝子又各自成一段。分出来，可成无数札记小说；接下去，可长至无穷无极。《官场现形记》便是这样。如今的章回小说，大都犯这个没有结构，没有布局的懒病。却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学价值者，全靠一副写人物的画工本领。我十年不曾读这书了，但是我闭了眼睛，还觉得书中的人物，如严贡生，如马二先生，如杜少卿，如权勿用，……个个都是活的人物。正如读《水浒》的人，过了二三十年，还不会忘记鲁智深、李逵、武松、石秀……一班人。请问列位读过《广陵潮》和《九尾龟》的人，过了两三个月，心目中除了一个“文武全才”的章秋谷之外，还记得几个活灵活现的书中人物？——所以我说，现在的“新小说”，全是不懂得文学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只做成了许多又长又臭的文字；只配与报纸的第二张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学上占一个位置。
魯迅雖然同屬新文學陣營，卻沒有完全否定《九尾龜》，而是肯定它的社會認識價值，認為它保存了晚清社會一種特殊的人物類型。他在《中國小說史略》梳理清代狹邪小說發展脈絡時，以《九尾龜》殿後，並將其作為清末狹邪小說發展的一個終點加以討論，這也說明，他並未因其藝術成就有限而將《九尾龜》排斥於小說史之外。魯迅在1930年《流氓的變遷》中則認為，晚近小說中，只有《九尾龜》對流氓形象的描寫約略近之：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晚清小說界、胡適、與魯迅三者對《九尾龜》不同的評價，反映了中国小说批评从晚清趣味标准向现代文学标准转型的过程。至於胡適和魯迅二人的評價之所以南轅北轍，並非誰對誰錯，而是衡量作品的標準不同。胡適主要從現代小說藝術的角度評價《九尾龜》，重視結構布局、人物塑造與文學技巧，因此認為它不過是一部缺乏藝術完成度的章回小說；魯迅則更重視小說的社會認識價值，把章秋谷視為晚清租界流氓文化的一個典型，因此即使並不推崇其文學成就，仍肯定它保存了一種值得研究的社會人物類型。
有趣的是，從《胡適日記》來看，胡適等人在青年時代對上海風月場並不陌生。《九尾龜》這類描寫狎妓生活的小說，在當時知識青年中亦頗為流行。它們未必是第一流文學，卻未必沒有時代價值。一部小說既可以因藝術成就而流傳，也可以因保存了一個時代的社會心理和生活形態而具有史料意義。《九尾龜》今天之所以仍值得閱讀，或許並不在於它是一部成功的小說，而更在於它保存了一個時代的社會風貌與人物心理。《胡適日記》中对上海风月场的记录，也从侧面表明，《九尾龜》所描绘的并非纯粹文学想象，而是当时都市经验的一部分。至于其对一代知识青年都市想象与社会观念的影响，仍有进一步研究空间。然而，正是胡適與魯迅截然不同的評價，使得《九尾龜》不僅成为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狭邪小说文本，也成為觀察中國小說批評由晚清走向現代的一個耐人尋味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