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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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教授的一生 - 第一部:烽火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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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教授的一生

—— 烽火、讲台与未竟之爱

 

 

 

 

 

 

 

 

 

 

 

 

 

 

 

 

 

 

 

 

题记

 

有些人,不属于后来的一生,却属于一生的后来。

 

——沈若兰

第一部:烽火西行

第一章:离开

那一年,校园里的梧桐叶落得特别早。

沈若兰后来许多次想起那个秋天,总觉得那不是一个普通的秋天。风从北方吹来,带着尘土、消息和恐惧。街上报童奔跑着喊号外,茶馆里的人压低声音谈论前线,学校布告栏前每天都围着一层又一层学生。有人说某城又失守了,有人说铁路已经不安全,有人说教授们正在商议内迁,还有人说,日本飞机已经飞得越来越近。

那时的沈若兰,还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大学生。

她瘦削,清秀,不太爱说话,走路时总把书抱在胸前。她的同学说她性子冷,其实她不是冷,只是从小养成了一种安静。她喜欢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读书。窗外有梧桐,夏天叶子密得像一片深绿色的云;秋天叶子黄了,落在石板路上,被来来往往的脚步踩得沙沙响。

如果没有战争,她原本以为自己的一生也许会很简单。

读完大学,留校,或者去一所中学教书。她会有一个小小的书房,一张结实的书桌,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她会继续读书,教书,也许还会结婚,生儿育女,在安稳的日子里慢慢老去。

可是战争来了。

战争来的时候,并不会先敲门。它先是在远方变成报纸上的铅字,后来变成街头的谣言,再后来变成令人惊恐的警报,变成天空中低沉的轰鸣,变成校门外越来越多的难民,变成一个又一个突然离开的熟人。

学校终于决定西迁。

这个消息传出来时,学生们先是沉默,接着便乱了。有人回宿舍收拾行李,有人去邮局给家里发电报,有人站在操场边发呆。也有人激动地说:“我们不能停课。国家越是这样,书越不能丢。”

沈若兰听到这句话时,正站在布告栏前。

布告写得很简短,大意是学校因战事影响,将随教育部安排向西南迁移,师生可自愿随行。所谓“自愿”,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留下来,前途未卜;走出去,山河破碎。无论哪一条路,都不像年轻人曾经想象过的未来。

她把布告看了两遍,转身回宿舍。

宿舍里已经翻成一片。同屋的女生有的在哭,有的跪在箱子前整理衣物,有的把书一本一本摊在床上,像在挑选即将带走的亲人。

“若兰,你走不走?”同学赵敏问她。

沈若兰没有立刻回答。

她看着自己书架上那些书。书不多,却都是她一本一本攒下来的。有文学,有英文,有植物学和生物学的讲义,还有一本父亲送给她的旧字典。她知道自己不能全带走。路太远,行李太重,人连自己的身体都未必背得动,哪里还能背得动整个青春。

“走。”她最后说。

赵敏愣了一下:“你家里同意吗?”

沈若兰低声说:“总要有人走。学校走,先生走,书也要有人跟着走。”

这句话说得平静,可说完以后,她自己心里也轻轻颤了一下。

当天晚上,她回了家。

母亲已经听说学校要迁。沈若兰进门时,母亲正在灯下缝一个布袋。灯光昏黄,母亲低着头,针线一上一下,影子落在墙上,显得格外清瘦。

“回来了?”母亲问。

“嗯。”

母亲没有问她是不是要走,像是早就知道答案。桌上放着一碗热粥,还有一小碟咸菜。沈若兰坐下来,拿起筷子,却吃不下去。

父亲坐在另一边,手里拿着报纸。报纸已经看了很久,边角被他的手指捏皱了。他年轻时也读过书,后来在一所中学教国文。战争以后,学校停停上上,他的话比从前更少。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针穿过布面的声音。

过了许久,父亲才说:“学校往西南去,是苦路。”

“我知道。”沈若兰说。

“女孩子走那么远,更苦。”

“我也知道。”

父亲抬头看她。灯光下,女儿的脸还带着少女的清白,可眼神里已经有一种不属于少女的坚定。他本来准备了许多话,想劝她留下,至少等局势再看一看。可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

一个国家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一个读书的孩子还要继续往前走,他做父亲的,怎么能只用“危险”两个字把她拦住?

母亲把缝好的布袋递给她。

“我给你缝了双层,里面可以放钱,也可以放证件。贴身带着,别丢。”母亲说。

沈若兰接过来,手指摸着布袋厚厚的边。布是旧的,却洗得干净。针脚很密,像母亲一生的心事,都一针一线缝在里面。

“路上不要逞强。”母亲又说,“吃的东西能省就省,可不能饿坏自己。脚走破了,要记得洗。女孩子出门在外,凡事多留个心。”

这些话很琐碎,却比任何大话都让人难受。

沈若兰低下头,说:“娘,我会照顾自己。”

母亲忽然停下手,眼圈红了。

“你从小连远门都没出过。”

沈若兰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

她确实没有出过远门。她熟悉的是家门口那条巷子,是学校里的梧桐路,是图书馆的窗,是下课铃声,是母亲喊她吃饭的声音。她不知道西南有多远,不知道山路是什么样,不知道轰炸会离自己多近,也不知道一个人真正离开家以后,会不会在夜里想哭。

可是她不能不走。

临睡前,父亲把那本旧字典拿出来,放在她行李旁边。

“带上吧。”他说。

“太重了。”沈若兰说。

“书重一点,人心里才不空。”

她看着父亲,忽然觉得他的头发比去年白了许多。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沈若兰就起身了。

母亲已经在厨房里忙。她给女儿烙了几张饼,用布包好,又塞进两只煮鸡蛋。沈若兰把衣服叠好,只带了两套换洗的。书挑来挑去,最后只带了三本:一本生物专业书,一本旧字典,还有一本薄薄的诗集。

临出门时,母亲替她理了理衣领。

那一刻,沈若兰忽然很想抱住母亲哭一场。可是院门外已经有同学在等,远处传来车轮声和人声。她忍住了,只叫了一声:“娘。”

母亲点点头,像是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哭出来。

父亲送她到巷口。

清晨的街道带着寒意,路边有挑担的人,也有拖家带口往城外走的难民。一辆板车经过,上面坐着一个老人,怀里抱着一只木箱。木箱大概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也可能只是几件衣物。战争使每个人都变得像搬家的人,只是没有人知道要搬到哪里去。

学校门口已经挤满了学生和家属。

箱子、铺盖、书包、脸盆、热水瓶,堆得到处都是。有人喊名字,有人找队伍,有人在哭,也有人故作轻松地开玩笑。一个男生把两大捆书绑在背上,走了几步,带子断了,书撒了一地。他蹲下来捡,捡着捡着,忽然坐在地上不动了。

沈若兰背着行李,站在人群中,回头望了一眼。

父亲还站在巷口,没有走近。他隔着人群向她点了点头。那点头很轻,却像把什么重重交给了她。

队伍开始动了。

没有锣鼓,也没有口号。只有杂乱的脚步声,车轮声,低低的哭声,还有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一句:“往前走,别回头。”

沈若兰跟着队伍往前。

走出校门时,她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校园里的梧桐在晨雾中静静站着,教学楼的窗户还没有完全亮起来。她忽然想到,自己也许很久很久都回不来了。

也许再回来时,已经不是今天的自己。

路越走越远,城里的声音渐渐淡下去。上午的太阳升起来,照在一行年轻学生的背上。有人还在说笑,有人已经沉默。沈若兰走在队伍中间,肩上的行李越发沉了。布袋贴在胸口,里面有母亲塞给她的几块钱和学生证。

中午休息时,大家坐在路边吃干粮。

沈若兰打开布包,看见母亲烙的饼,忽然鼻子一酸。她小口小口地吃,不敢吃得太快,仿佛那饼一吃完,家也就真的远了。

这时,队伍后面传来一阵骚动。

一个体弱的男生走不动了,脸色灰白,靠在路边树干上直喘气。他的行李散在地上,书本和衣物乱成一团。带队的老师皱着眉,正在想办法。

“我来背一段吧。”

一个男生从人群里走出来。

沈若兰抬头看去。

那男生个子不算特别高,肩膀却很结实,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袖口磨得起了毛。他话不多,弯下腰,把那个体弱的同学一部分行李捆到自己肩上,又把书袋提起来。

有人说:“顾明远,你自己行李也不轻。”

男生笑了笑:“还能走。”

他的声音不高,却很稳。

沈若兰看着他。

那是她第一次注意到顾明远。

他没有说什么漂亮话,也没有显出英雄气概。只是把别人的行李背起来,重新走回队伍后面。阳光落在他的侧脸上,他的额头出了汗,却没有擦。

很多年以后,沈若兰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女教授。她坐在南京寓所的书桌前,偶尔翻开一本发黄的旧书,仍会想起那天路上的顾明远。

她想,如果人生真有某一个瞬间已经悄悄改变方向,那么也许就是那一刻。

一个年轻人背起别人的行李,沉默地走向漫长山路。

而她站在人群中,看见了他。


 

第二章:山路

离开城以后,路就一天比一天难走。

最初还有官道,虽然尘土大,车辙深,但毕竟看得出路的样子。后来渐渐进入山地,路窄了,弯多了,队伍也被拉得越来越长。走在前面的人已经翻过一个坡,后面的人还在坡底喘气。远远看去,一队学生像一条被风吹散的线,断断续续地挂在山路上。

沈若兰从前没有走过这样的路。

她在城市里长大,熟悉的是青石板,是校园里的梧桐道,是雨后巷子里的水声。她以为自己能吃苦,可真正走到山路上,才知道“吃苦”两个字,在书本里和在脚底下,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第一天,她还能跟赵敏并排说几句话。第二天,她只顾低头走路。第三天,脚掌已经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鞋里都像藏着一粒烧红的砂子。

队伍里越来越少有人说笑。

起初,男生们还会唱歌,唱几句救亡歌曲,唱几句流行小调,有人甚至背诵诗。可是走到后来,歌声也被山风吹散了。大家把力气都省下来,背包勒着肩,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衣领上结了一层白白的盐霜。

中午休息时,沈若兰坐在路边石头上,悄悄脱下鞋。

脚后跟已经破了,袜子粘在伤口上。她咬着牙,一点一点把袜子揭下来,疼得额头渗出汗。

赵敏看见了,吓了一跳。“若兰,你怎么不早说?”

沈若兰低声说:“大家都一样。”

“这怎么一样?你这样走下去,要发炎的。”

赵敏从包里翻出一小块纱布,手忙脚乱替她包。可纱布太薄,没走多久又磨破了。沈若兰没有再说,只把鞋带重新系紧,跟着队伍往前。她不愿让人觉得自己拖累了大家。

下午,天忽然变了。山里的天气说来就来。刚才还有太阳,一转眼,乌云从山那边压下来,风带着湿气,树叶翻出灰白的背面。没多久,雨点落下,先是稀疏,后来密起来,打在草帽上,打在行李上,也打在每个人的脸上。

山路很快变成泥路。

有人滑倒,行李滚到沟边。有人鞋陷在泥里,拔出来时鞋底差点脱落。带队的老师站在坡上喊:“不要乱!一个跟一个走!女同学走中间!”

沈若兰一手扶着路边的灌木,一手抱紧胸前的书袋。雨水顺着头发流进脖子里,冷得她打了个寒战。她的鞋已经湿透,脚上的伤口被泥水泡得发疼。可她不敢停,停下来就更走不动了。

前面有一段陡坡。

坡不算长,却满是湿滑的黄泥。已经有两个同学摔倒。沈若兰走到坡前,抬头看了一眼,心里忽然有些发怯。

她不是怕苦,只是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这时,有人从旁边伸出一只手。

“把书袋给我。”

沈若兰回头,看见顾明远站在她身侧。

他的肩上已经背着自己的行李,还斜挎着那位病同学的书袋。雨水顺着他的脸往下流,他的长衫下摆溅满了泥。

沈若兰摇头:“不用。”

顾明远没有多解释,只说:“坡滑,你先上去。”

他伸手扶住她的手臂。动作很轻,并不冒失,却稳稳地托了一下。沈若兰借着他的力,踩上第一步。脚下泥土一滑,她差点摔倒,顾明远立刻扶住她。

“别急。踩草根旁边。”他说。

他的声音仍然不高,但在雨声里听来很清楚。

沈若兰照着他的话,一步一步往上走。到了坡顶,她回头看见顾明远还在下面,又转身去扶另一个同学。那一刻,她忽然明白,第一天他背起别人的行李,并不是偶然的热心。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话少,却总在别人最难的时候伸手。

傍晚时,他们到了一座山村。村子很小,十几户人家散在山坳里。带队老师和当地保长商量了许久,才把学生们分到几处借宿。女生住进一间祠堂,男生住在祠堂外的偏屋和柴房里。

祠堂年久失修,屋顶漏雨,墙角堆着干草。神龛上的牌位蒙着灰,香炉里还有旧年的香灰。女生们顾不得害怕,进屋后先把湿衣服拧干,铺开被子。有人一坐下就哭了,有人抱怨饭不够吃,有人拿出纸笔给家里写信,写着写着又撕掉。

沈若兰坐在墙角,觉得头有些发沉。

赵敏摸了摸她的额头:“你发烧了。”

沈若兰勉强笑了一下:“可能淋了雨。”

“我去找老师。”“不用。”沈若兰拉住她,“老师已经够忙了。”

赵敏急得跺脚:“你这个人怎么总是不用不用?真病倒了怎么办?”

沈若兰没有力气回答。她靠在墙上,闭了一会儿眼。祠堂里湿气很重,干草有一股霉味。雨还在下,打在破瓦上,滴滴答答,像有人在黑暗里数着时间。

夜饭是稀粥。

每人一碗,里面看得见米粒,也看得见水。沈若兰捧着碗,喝了几口就放下了。胃里空,却没有胃口。她把母亲烙的饼掰下一小块,含在嘴里,怎么也咽不下去。

天黑以后,祠堂里渐渐安静下来。

有女生低声说梦话,有人轻轻咳嗽。沈若兰睡不着,身上一阵冷一阵热。她把衣服裹紧,仍觉得寒意从脚底往上爬。迷迷糊糊中,她听见外面有人说话。

声音很低,像怕吵醒里面的人。

“女同学那边有没有人生病?”

“有一个,好像发烧。”

“有热水吗?”

“灶上还有一点,可不多了。”

过了一会儿,脚步声远去。

沈若兰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再醒来时,赵敏正半跪在她身边,手里端着一个粗瓷碗。

“若兰,快喝点热水。”

沈若兰睁开眼,看见碗里冒着热气。

“哪里来的?”

赵敏朝门口看了一眼,压低声音:“那个顾明远送来的。他不知道从哪家老乡那里讨来的姜,还让厨房煮了一点姜汤。”

沈若兰怔了怔。

门口很暗,只看得见雨帘外有个模糊的背影。那人没有进来,似乎把碗交给赵敏以后,就站在檐下等了一会儿。也许只是确认水送到了,随后便转身走了。

沈若兰想说一声谢谢,可喉咙发紧,声音没有出来。

姜汤很辣,喝下去以后,胸口慢慢暖了一点。她把碗捧在手里,指尖贴着粗糙的碗壁,忽然想到家里的灯光,想到母亲的手,也想到白天雨中那只扶住她的手。

她把头转向墙里,眼角有一点湿。

那一夜,雨下到后半夜才停。

第二天清晨,山村被雾罩着。远处鸡叫,近处有人劈柴。学生们陆续起身,收拾行李。沈若兰的烧退了一些,但身体仍虚。她站起来时晃了一下,赵敏忙扶住她。

“今天能走吗?”赵敏问。

沈若兰点点头:“能。”

她刚走出祠堂,就看见顾明远站在院子里。

他正在整理绳子,把几个人散乱的行李重新捆紧。看见沈若兰出来,他停了一下,像是想问什么,却只说:“好些了吗?”

沈若兰说:“好多了。昨晚谢谢你。”

顾明远低头系绳结:“不是我一个人。厨房还有老师,老乡也帮了忙。”

他说这话时并不看她,像是怕这声感谢落在自己身上太重。

沈若兰看着他,忽然问:“你总是这样吗?”

顾明远抬头:“哪样?”

“总是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

顾明远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路上总要有人多背一点。”

这句话很平常,可沈若兰听了,心里却轻轻动了一下。

队伍重新出发。

雨后的山路更难走,空气里有湿泥和草木的味道。太阳没有出来,雾气在山腰间缠绕。学生们沿着山路往前,脚步比昨天慢了许多。

走到中午,前方忽然传来急促的喊声。

“飞机!”

起初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几秒钟后,远处天空传来低沉的轰鸣。那声音像闷雷,却比雷更持续,更冰冷。带队老师大喊:“散开!往树林里跑!不要聚在一起!”

队伍一下乱了。

有人抱着行李冲进路边树林,有人跌倒,有人喊同伴名字。沈若兰被人群挤了一下,脚下一滑,摔在路边。书袋甩了出去,几本书滚到泥里。

赵敏已经被人流带到前面,回头喊她:“若兰!”

沈若兰想站起来,可脚腕一疼,没能立刻起身。天空中的轰鸣越来越近。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听见树叶被风搅动,听见远处有人尖叫。

就在这时,顾明远冲了回来。

“走!”

他一把捡起她的书袋,另一只手扶住她。沈若兰站不稳,他索性把她半扶半拖带向树林。两人扑进一丛灌木后面,刚趴下,飞机已经从头顶掠过。

那声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轰炸并没有落在他们附近,大约是飞向前面的城镇或车站。可是那几分钟里,所有人都趴在泥地上,一动不敢动。沈若兰的脸贴着湿草,手指紧紧攥着地上的泥。她从来没有这样近地感觉到死亡。

顾明远趴在她身边,手还护着她的书袋。

飞机远去后,山林里仍然静了很久。

没有人立刻起来。大家像是还不相信自己活着。过了好一会儿,带队老师才喊:“清点人数!看看有没有人受伤!”

沈若兰慢慢坐起来,脸色苍白。

顾明远把书袋递给她:“书都在。”

她接过来,看见那本旧字典的边角沾了泥。她用袖子擦了擦,却越擦越脏。忽然之间,她的眼泪掉了下来。

顾明远没有说话。

他大概以为她是吓哭了。其实她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哭。也许是因为刚才的飞机,也许是因为这条走不到尽头的路,也许是因为那本父亲让她带上的字典沾了泥,也许只是因为她终于明白,自己离原来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远。

顾明远等她哭了一会儿,才低声说:“还活着,就能往前走。”

沈若兰抬起头。

这不是安慰人的漂亮话,却像一根细细的绳子,把她从惊恐里拉了回来。

她点点头,把书袋抱紧。

下午,队伍继续前行。

沈若兰的脚腕有些疼,走得慢。顾明远没有一直陪在她身边,那样太显眼,也不合适。他仍旧走在队伍后面,帮这个提一下箱子,替那个绑一下绳子。可是每到转弯或陡坡处,他总会不经意地回头看一眼,确认她跟上来了。

沈若兰也注意到了。她没有说破。

年轻人的感情,最初常常不是一句话,而是许多没有说出口的照看。一个眼神,一碗热水,一次回头,一只在泥泞山坡上伸出来的手。它们都很轻,轻到当时的人并不知道,那些细小的瞬间会在一生里留下多深的痕迹。

傍晚,他们经过一条河。河不宽,水却急。原来的木桥被炸毁了,只剩几根断木斜插在水中。当地人临时搭了几块木板,摇摇晃晃。学生们一个一个过去,男生站在两边扶着。

轮到沈若兰时,她看见脚下湍急的水,心里又是一紧。

顾明远站在对岸,伸出手。

“看着前面,别看水。”他说。

沈若兰把书袋抱在胸前,踩上木板。木板晃了一下,她下意识停住。

“往前。”顾明远说,“我在这边。”

“我在这边。”这句话,在当时只是过河时的一句提醒。

可是很多年以后,沈若兰回想起来,却觉得那也许是顾明远一生对她说过最温暖的话。虽然后来他并没有真正一直在她这边。虽然命运最终把他们分开。可是至少在那条山河破碎的路上,在那座摇晃的木板桥前,他曾经站在对岸,对她伸出手,说:我在这边。

她终于走了过去。

顾明远握住她的手腕,把她轻轻带上岸。两人的手只接触了一瞬,很快便松开。沈若兰低下头,顾明远也转身去扶后面的人。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瞬。或者有人注意到了,也只当是路途中的互相帮助。

天快黑时,他们终于到达下一处宿营地。

那是一所荒废的小学,墙上还残留着儿童写过的粉笔字。教室里没有桌椅,地面铺着稻草。大家挤在一起,累得连说话都没有力气。

夜里,沈若兰没有发烧,却怎么也睡不着。

月光从破窗照进来,落在墙上。她听见隔壁男生住处有人低声咳嗽,有人翻身,有人梦中喊了一句母亲。她睁着眼,看着黑暗中的屋梁,心里忽然升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她仍然害怕,仍然想家,仍然不知道昆明还有多远。可是她已经不再像第一天那样孤单。她知道,在这条长得看不见尽头的路上,有一个叫顾明远的人,正和她一起往前走。

第二天清晨,队伍又要出发。

沈若兰把旧字典从书袋里拿出来,用干净手帕擦去边角的泥。泥迹没有完全擦掉,纸面留下浅浅的黄痕。她看了很久,最后没有再擦。

赵敏问:“怎么了?”沈若兰说:“没什么。”她把字典重新放回书袋,把布带系紧。走出教室时,顾明远正站在院子里,抬头望着远处的山。

山路还在前面。昆明也还在更远的地方。

沈若兰走过去,停在他身边,轻声说:“今天的路,会不会比昨天好走一点?”顾明远转头看她,笑了笑。沈若兰也笑了一下。“不知道。”他说,“不过,总会走到的。”那是离家以后,她第一次真正笑出来。

队伍在晨雾中继续出发。年轻的学生们背着行李,踩着泥土,沿着蜿蜒的山路向西南走去。战争在远处轰鸣,山河在脚下破碎,可他们仍然往前走。因为他们相信,总会有一个地方,还能放下一张课桌,一盏油灯,一本书。

也许,还有一段尚未开始、却已经悄悄靠近的爱情。


第三章:一起到昆明

他们终于到了昆明,这已经是深秋了。

那一天,天出奇地蓝。

一路走来,沈若兰已经记不清翻过多少座山,经过多少个村镇,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以为自己再也走不动了。脚上的水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鞋底磨得越来越薄,用破了几双鞋子,肩上的行李却似乎一天比一天沉。她曾经在夜里发烧,曾经在泥地里摔倒,也曾经听见飞机从头顶掠过,声音像铁片从天空划过人的心。

可是,当昆明的城影终于出现在远处时,队伍里还是起了一阵很轻的骚动。

没有人欢呼。

太累了,也太饿了。许多人只是停下脚步,抬头看着远处那座陌生的城市。它没有想象中的避难之地,那样宽阔辉煌,也没有什么迎接他们的锣鼓旗帜。城外有尘土,有赶马车的人,有背着柴的农妇,有穿长衫的学生,也有从别处逃来的难民。人们脸上都有一种相似的疲惫,好像整个中国都在路上走了很久,终于在这里暂时歇一歇脚。

赵敏站在沈若兰身边,声音发哑地说:“到了?”沈若兰望着远处,轻轻点头。“应该是到了。”说完这句话,她自己却有些不敢相信。

到了,并不等于安稳。到了,也不等于苦难结束。只是这条漫长的山路,终于在某个地方暂时收住了脚。她忽然想起离家那天清晨,父亲站在巷口向她点头,母亲替她理衣领,手指在她领口停了很久。那时她不知道昆明有多远。现在她到了,才知道这一段路并不是从家到昆明,而是从以前的自己走到另一个自己。

学生们陆续进城。

昆明街头很热闹,却是一种战时的热闹。街边有卖米线的小摊,有挑水的人,有马帮经过,铃声叮当作响。茶馆里坐满了人,南腔北调混在一起,北方口音、江南口音、湖南口音、四川口音,像一条条从破碎山河里流来的河水,在这里汇在一起。

沈若兰第一次闻到昆明街头那种混合的气味:尘土、马粪、炭火、米线汤、潮湿的木头,还有远处山风带来的清冷。她并不觉得亲切,却觉得可以活下去。

学校安排学生临时住下。所谓宿舍,不过是几间低矮的屋子,墙皮剥落,窗户漏风。女生住得更挤,几个人一张通铺。行李放下以后,几乎没有转身的地方。有人抱怨,有人叹气,有人一头倒在铺上就睡着了。

沈若兰没有立刻躺下。她把书袋放在床头,小心取出那本旧字典。字典边角的泥痕还在,已经干成浅黄色。她用手指摸了摸,像摸一处已经结痂的伤口。

赵敏累得瘫在铺上,闭着眼说:“若兰,你还看书?我现在看见书都想哭。”

沈若兰笑了笑:“我只是看看它还在不在。”“它比我们命还硬。”

赵敏说完,自己也笑了。笑着笑着,又把脸埋进被子里。沈若兰知道她哭了。很多人一路上都没有哭,到了昆明,反而哭了。因为人只有在稍微安全一点的时候,才敢承认自己害怕过。

第二天,他们去报到。

那时的西南联合大学,并不像沈若兰想象中的大学。

没有高大的校门,没有整齐的楼群,没有清静的图书馆,也没有江南校园里那样浓密的梧桐。这里有的是土墙、茅草顶、临时搭起来的教室、拥挤的宿舍、用木板钉成的桌椅,还有一张张被风吹黑、被路途磨瘦,却仍然明亮的年轻面孔。

校门简陋得几乎不像校门。

可就在那简陋的门口,沈若兰看见几位先生站在那里。他们穿着旧长衫,有的衣袖磨损,有的鞋上沾着泥。一个先生戴着眼镜,腋下夹着讲义,正和几个学生说话。另一个先生弯着腰,帮学生捡起掉在地上的书,拍了拍上面的灰,递还给他。

没有人摆出名教授的架子。他们也像一路流亡到这里的人,只是比学生多背了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学问、责任、风骨,还有一种不肯停课的坚持。

报到处设在一间临时教室里。

桌子歪歪斜斜,墨水瓶口凝着干墨。几个工作人员忙得满头是汗,核对姓名、籍贯、原校、专业、住宿安排。学生们排成长队,手里拿着证件和介绍信,低声交谈。

沈若兰排在队伍中间。

她前面有人咳嗽,后面有人在算身上还剩多少钱。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学生证,纸面已经磨毛,边角起卷。轮到她时,工作人员抬头问:“姓名?”

“沈若兰。”“原校?”她报出学校名称。“专业?”“生物。”

工作人员翻了一下册子,用钢笔在一行空格里写下她的名字。那一瞬间,沈若兰心里忽然安定了一下。好像一个人经历了那么多山路、雨夜和轰鸣,终于又被重新写回了学生的名册里。她不再只是逃难的人。她仍然是学生。

从报到处出来时,她在院子里看见了顾明远。

他正站在一棵树下,和几个男同学说话。也许因为终于到了目的地,他的神情比路上松了一些。阳光从树叶间落下来,照在他的肩上。他的行李仍然很旧,长衫也早已不成样子,可他站在那里,竟有一种与周围安静相合的气息。

顾明远也看见了她。两人隔着院子点了点头。

这一路上,他们一起走过泥坡、断桥、雨夜和空袭。可到了学校,重新站在学生和学生的位置上,反而有了一点陌生的拘谨。沈若兰低头理了理书袋,顾明远也把目光移开,像是不愿让别人看出什么。

赵敏在旁边轻轻碰了她一下。“那个顾明远,是不是也学生物?”沈若兰说:“好像是农学,也听生物课。”赵敏笑了笑:“怪不得一路上连背行李都像做田间调查。”沈若兰忍不住笑了。

到了昆明以后的第一堂课,安排在一间有茅草屋顶的教室里。

屋子很低,光线不好,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学生们坐在长木凳上,膝盖几乎碰着前面人的背。没有足够的桌子,许多人把讲义放在腿上。屋顶偶尔落下一点草屑,飘在书页上。

可是铃声一响,屋里立刻安静了。

一位瘦高的教授走进来,手里没有太多东西,只有几页讲义和一支粉笔。他把讲义放在讲台上,环视了一下满屋子的学生。

“诸位一路辛苦。”他说。

屋里没有人接话。

教授停了停,又说:“我们今天上课。”就这么一句。沈若兰突然觉得喉咙发紧。

这一路上,她听过太多关于失守、轰炸、迁移、死亡的消息。她以为到了昆明,第一件事也许是整顿,也许是统计,也许是安排口粮和床位。可是教授站在这间破旧的教室里,第一句话竟然是:我们今天上课。

这句话太平常了,平常得像没有战争。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显得沉重。

粉笔在黑板上划出第一道白痕。黑板不平,粉笔写上去有些断续。教授讲的是细胞结构,讲生命的组织,讲显微镜下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秩序。屋外有风,有尘土,有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马铃声。屋内几十个学生低头记笔记,仿佛只要他们还在写字,世界就没有完全崩塌。

沈若兰坐在第三排。顾明远坐在靠后的位置。她没有回头,却知道他也在听。那种知道,并没有根据,只像一路同行之后形成的一种奇怪感觉。

课讲到一半,远处忽然响起警报。

先是一声长鸣,接着又是一声。教室里一阵骚动。有几个学生抬起头,有人下意识合上本子。教授停了一下,侧耳听了听,然后把粉笔放下。

“带好书,去防空洞。”他说。

大家起身,秩序却并不慌乱。这样的事情显然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学生们把讲义塞进书袋,沿着屋外小路往防空洞跑去。沈若兰抱着书,跟在人群中。阳光依然很好,蓝天上看不见飞机,可警报声让一切都变得不真实。

防空洞里潮湿、阴暗,挤满了人。

有人坐在地上,有人靠着土壁。几个同学点起手电,光柱在洞壁上晃动。空气里有泥土味、汗味和煤油味。沈若兰被人群挤到一侧,刚站稳,身边就有人轻声说:“这里有位置。”

她转头,看见顾明远。他坐在土壁旁,把自己的书袋往旁边挪了挪,空出一点地方。沈若兰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两人之间隔着半尺距离。

外面警报声还在响,洞里却有人低声背英文单词,有人继续看讲义,还有两个男生拿着半截铅笔争论一道数学题。沈若兰觉得不可思议。刚开始,她以为这是大家故作镇定。后来她明白,不是故作镇定,而是在这样的年代里,年轻人若不把心抓住,就会被恐惧整个拖走。

顾明远把一本沾了灰的书翻开,低声问她:“刚才那段听清了吗?关于细胞分裂的。”

沈若兰点头:“听清了。”

“我有一句没记下来。”

沈若兰把自己的笔记递给他。

洞里光线暗,他凑近一些看。两人的肩几乎碰到。沈若兰闻到他衣服上雨水晒干后的淡淡气味,还有一点尘土味。她忽然想起山路上那座摇晃的木板桥,想起他说“我在这边”。

顾明远看完,把本子还给她。“你字写得很好。”他说。沈若兰低声说:“只是写得小,省纸。”顾明远笑了笑。这笑容很短,却让防空洞里阴暗的空气轻了一点。

警报解除以后,他们回到教室。

教授掸了掸讲义上的灰,说:“刚才讲到哪里了?”底下有学生回答。

于是课继续上。

那一刻,沈若兰忽然对这所简陋的大学生出一种深深的敬意。它没有完整的屋顶,没有足够的桌椅,甚至没有安静的天空。可是它有先生,有学生,有书,有粉笔,有警报解除后继续讲下去的一句话。

她想,也许这就是他们一路走来的理由。不是为了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而是为了在不安全的世界里,保住一点不能失去的东西。

昆明的日子很快有了自己的节奏。

早晨排队打水,吃一点粗粮,赶去上课。中午有时是一碗稀饭,有时是几个?馒头。下午听课、做实验,晚上借着油灯看书。油灯的烟熏得眼睛发疼,纸张又粗又薄,写字时稍微用力墨水就会晕开。

图书馆更像是一间仓库。

书从各地转运而来,有的书脊已经散了,有的被雨淋过,纸页皱成波浪。可学生们仍然排队借书。一本重要参考书,常常要等好几天。借到的人像得了宝贝,整夜抄笔记。

沈若兰尤其珍惜图书馆。她常常坐在靠墙的位置,面前堆着几本借来的书。昆明阳光透过窗纸照进来,落在她的发梢上。她读书时非常专注,周围人来人往,几乎都不能打扰她。

有一天,她去借一本英文生物学参考书。管理员翻了半天,说已经被借走,要等归还。她有些失望,却没有说什么。

三天后,顾明远在课后把一本书放到她桌上。“你是不是在找这本?”沈若兰低头一看,正是那本参考书。“你怎么知道?”“上次听你问管理员。”他说,“我正好排到了。”

沈若兰翻开封面,里面夹着一张借书条。书页已经旧了,边上有许多前人留下的铅笔批注,有中文,有英文,还有一些看不清的符号。

“你先看吧。”顾明远说,“我过几天再用。”沈若兰说:“可这是你借到的。”“你不是急着用吗?”

他语气自然,好像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照顾。沈若兰看着那本书,没有立刻接话。过了一会儿,她说:“那我们一起看吧。你什么时候有空?”顾明远愣了一下。“晚上?”

“图书馆关门以前。”她说,“我们各看一部分,把要点抄下来。”于是,从那天起,他们开始一起读那本书。

他们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中间隔着一本厚书。沈若兰读得快,常用细小整齐的字做摘录。顾明远读得慢一些,却很扎实,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总要查清楚。两人有时为了一个术语低声讨论,有时各自沉默很久,只听见翻书和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

窗外是昆明的黄昏。

晚霞落在远处山脊上,颜色温柔得不像战时。操场上有人跑步,有人晾衣服,有人坐在石阶上唱歌。偶尔警报响起,他们便把书合上,带着笔记一起去防空洞。警报解除,再回来继续读。

这本书后来他们看了很久。

有一页空白处,顾明远写下一个小小的问号。沈若兰在旁边补了一行解释。再后来,顾明远又在她的解释下面写:“此处甚好。”沈若兰第一次看见这四个字时,忍不住抿嘴笑了。她没有告诉他。

可是那天晚上,她回到宿舍以后,又把那页翻开看了一遍。

赵敏从铺上探头看她:“若兰,你最近总往图书馆跑。”沈若兰说:“书借期短。”赵敏拖长声音:“哦,书借期短。”

沈若兰知道她话里有话,便不再理她,只把灯拨亮一点,继续抄笔记。可是抄着抄着,她发现自己在纸边无意识地写下了一个“顾”字。她立刻停住,用笔把那个字涂掉。涂得太重,纸破了一点。

她望着那一点破痕,心跳忽然快起来。

那时她还不肯承认,这一路同行的关切,已经在昆明的课堂、图书馆和防空洞里,慢慢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它还没有名字,也不能轻易说出口。可它像雨季来临前的云,已经在远处聚起,只等某一天,落成一场无法阻挡的雨。

入冬以后,昆明的夜晚很冷。

有一晚,学校临时停电,宿舍里黑下来。女生们挤在一起说话,有人讲家乡,有人讲前线,有人讲以后想做什么。赵敏说她只想战争早点结束,回家睡一张真正的床。

有人问沈若兰:“若兰,你以后想怎样?”沈若兰想了想,说:“我想教书。”“做女先生?”“嗯。”“大学女先生可不容易。”沈若兰轻轻笑了笑:“本来也没有什么容易的事。”说完,她自己也沉默下来。

她忽然想到白天课堂上那位教授,想到他在警报解除后问“刚才讲到哪里了”。她想,如果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站在讲台上,把知识一点一点讲给年轻学生听,那也许就是她愿意走这么远的原因。至于顾明远,那时还只是她没有说出口的一部分未来。

几天后,学校组织学生修整教室和实验室。

所谓实验室,不过是几间改出来的屋子,器材残缺,药品不足,玻璃仪器缺了边。学生们搬桌子、糊窗纸、整理标本。沈若兰被分到一间生物实验室,负责清点显微镜和玻片。

顾明远也在那里。

一架旧显微镜的调焦螺旋坏了,顾明远坐在窗下修。窗外阳光很好,照着他低下去的眉眼。他做事很专注,手指不算细,却很稳。沈若兰站在旁边递工具,看他一点点把松动的地方重新固定。

“你还会修这个?”她问。“乡下孩子,什么都得学一点。”他说。“你家在浙江?”“嗯,靠近水田的地方。春天一片绿,夏天蛙声很响。小时候觉得吵,出来以后反而常想起。”

沈若兰说:“我家附近也有水,不过不是水田,是小河。”

顾明远抬头看她:“你想家吗?”沈若兰停了一下。“想。”

这是她第一次在他面前承认。顾明远没有劝她不要想,也没有说什么国家大义。他只是低头继续修显微镜,过了一会儿说:“我也想。”这三个字让沈若兰心里忽然柔软下来。原来他也想家。

一路上,他总像比别人稳一些,能多背一点,能多走一点,能在警报里把人扶起来,能在雨夜里去找热水。沈若兰几乎忘了,他也不过是一个离家很远的青年,也会想念故乡,也会在夜里想起家里的灯和亲人。

显微镜修好后,顾明远让她试一试。

沈若兰俯下身,透过镜筒看见一片染色的植物细胞。视野里,那些细胞安静排列着,边界清楚,颜色淡淡的。在战火、迁徙、饥饿和警报之外,生命仍有这样细小而稳定的秩序。

她看了很久。顾明远站在旁边问:“看见了吗?”“看见了。”“清楚吗?”“很清楚。”

她离开目镜,抬头看他。两人之间隔着一架旧显微镜。窗外有风,窗纸轻轻响。那一瞬间,他们都没有说话,却像同时明白了什么。

后来沈若兰常常想,爱情最初降临的时候,并不一定像诗里写的那样热烈。有时它只是一个人替你借来一本书,在防空洞里给你让出半尺位置,在旧实验室里修好一架显微镜,然后问你:看见了吗?她那时看见的,又何止是一片植物细胞。她看见了一个人的心。

这一年,就这样在贫困、警报、课堂和书页声中慢慢过去。

他们仍然没有说过“喜欢”或者“爱”。那样的话,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校园里,似乎太奢侈,也太轻率。可是他们已经习惯在课堂上寻找彼此的位置,习惯在图书馆同坐一张桌子,习惯在防空洞里互相递笔记,习惯在实验室收拾器材时留下最后一盏灯。

有一次,夜已经很深了。

两人从图书馆出来,校园里人很少。远处山影沉默,天上星光很亮。昆明的夜空干净得让人心惊,好像战争只是地上的事情,天空仍然保留着某种无辜。

他们并肩走了一段路。快到女生宿舍时,沈若兰停下脚步。“顾明远。”她第一次这样郑重地叫他的全名。他也停下:“嗯?”“你觉得我们真的能读完书吗?”顾明远望着前方。过了一会儿,他说:“能。”

“如果战争一直打下去呢?”“那就一边打,一边读。”“如果学校又要迁呢?”“那就再走。”沈若兰看着他,轻声问:“你不怕吗?”顾明远笑了笑。他没有说不怕。过了很久,他才说:“怕也得往前走。”

这句话,她以前听他说过类似的。山路上,空袭后,他说,还活着,就能往前走。现在到了昆明,他仍然这样说。仿佛在他的世界里,人生不一定有答案,但总有下一步。

沈若兰忽然觉得安心。不是因为前路真的清楚,而是因为有一个人相信可以继续走。

女生宿舍门口亮着一盏小油灯。赵敏的影子在窗纸上晃了一下,大概还在等她。沈若兰该进去了,可她站着没动。顾明远说:“进去吧,夜里冷。”沈若兰点点头。走进门前,她回头看了一眼。顾明远仍站在原地,等她进去以后,才转身离开。她没有叫住他。

可是那一夜,她躺在通铺上,听着周围同学均匀的呼吸声,久久没有睡着。窗外风吹过茅草屋顶,发出细碎的声响。

她把那本共同读过的英文参考书抱在怀里,心里第一次清楚地知道:她已经不只是和顾明远一起到了昆明。她也和他一起,走进了一段再也无法轻易退出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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