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月前，中国异见人士董广平驾驶一艘充气橡皮艇，在海上漂流了36个小时后，最终在韩国被拘留。期间，皮划艇的引擎状况不断，他的面部晒伤脱皮，手机电量也耗尽了。

但周六，68岁的董广平对《纽约时报》表示，他已飞抵多伦多，为他长达十年、充满艰险的自由追寻之旅画上了句号。他还首次详细讲述了自己从中国穿越黄海前往韩国的航行经历。

作为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的批评者，董广平十多年来一直试图逃离。在国内，他曾多次入狱，并长期受到警方监视并被限制出境。他曾被泰国和越南驱逐出境，也曾在试图游泳前往台湾时，被中国大陆渔民救起。

董广平的朋友们曾希望他最近这次穿越黄海逃往韩国的行动会有不同的结局——事实证明，他们的希望成真了。

他的旅程始于5月24日拂晓前，当时，他驾驶着一艘灰色充气艇从中国沿海城市威海出发。

三年前，也有一位中国异见人士驾驶摩托艇逃往韩国，在经历数月拘留和法律困境后，最终获准离境。

这启发了董广平，不过他说，他最初的目标是日本，因为自己对那里更熟悉。他的计划是最终飞往加拿大，他的妻子和女儿都生活在那里。

他说，自己带了42加仑汽油，估计足以支撑600多公里，此外还带了一些熟牛肉和饼干。

董广平此前从未驾驶过船只，他说他担心引擎会出故障。为此，他始终保持低速行驶，每小时仅行驶约5公里。

他用智能手机规划了一条绕过朝鲜半岛前往日本的航线，当天天气晴朗、炙热，为了节省手机电量，他靠太阳辨别方向。

他回忆说，傍晚，他在日落时分享受了片刻的宁静，月亮挂在天空中。“那个景色是真正的，漂亮得很，真的很漂亮，”他说。

但第二天的天气就变得毫不留情了。

天气骤变，天空变成了一片单调的灰白色。云层遮住太阳后，他迷失了方向。

周五，董广平在多伦多。在抵达加拿大后的首次采访中，他表示：“我很高兴，现在坐在这里，感觉就像回到了家。”SHENG XUE

“海天一色白茫茫的，你根本分不清楚东南西北，”他说。

随后，他的手机没电了，充电宝也充不进。他说，失去通讯联系的可能性令他深感恐惧。

发动机也开始出现故障，海藻和杂物堵塞了进水口。每次他试图减速，发动机就会熄火。他说，经过36个小时的艰苦航行，船只行驶了约200公里。

就在这时，他提高速度，启动备用方案，转而驶向韩国。他说，在某些时刻，他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活下去。

“那时候面临着生死关头，”他说。“你如果说是，你的决策，你做的不好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了，其他的什么，想家人想朋友想工作，想钱想什么吃喝，那没有用。”

到了傍晚，他开始看到远处的灯光。他说自己松了一口气，便朝那些灯光驶去。

他说，随后他遇到了一艘工程船。他大声呼救，但船的螺旋桨噪音太大，对方听不见。

片刻之后，他又看见了一艘渔船，看到一名渔民正在收网，便再次呼救。

“我以为我不行了，”董广平说。“我当时候已经不行了。”

一名渔民同意让他上船，并打电话报警。韩国海岸警卫队官员随后将他拘留，并把他带上岸接受讯问。

截至周六，董广平得以最终获释的具体法律程序尚不清楚。

在韩国代理其案件的律师金州光（音）周六表示，他无法置评。记者暂时无法联系到负责处理董广平案件的法院发言人。

中国官方周六同样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在董广平抵达韩国时，中国外交部一名官员曾表示，中方不了解他的情况。

董广平说，他旅程的真正转折点并不是发生在海上，而是在韩国海岸警卫队的医务室里。在那里，官员让他见了律师。

“警察要受这种约束，我就知道他会把我送到加拿大了，因为他是按照法律程序来走的，”他说。他将在韩国的经历与此前在中国、泰国和越南被抓时的遭遇作了对比：“只要是民主法治的国家，他就不会把我再送回去给中国专制这个国家了。”

几天后，海岸警卫队官员申请对他发出逮捕令。但董广平说，法官驳回了申请，当局最终允许他离境。

董广平说，他被安置在首尔附近仁川的一个难民中心，与来自缅甸、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其他国家的寻求庇护者住在一起。晚上，他会在中心围观自发组织的足球赛，后来还在电视上看世界杯比赛。

他说，有一天，律师为他申请到一张临时外出许可，让他得以前往首尔参观一处朝鲜战争纪念设施。他说，自己一直对这段历史感到好奇，想看看韩国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与自己从小在中国接受的宣传有何不同。

终于，那一天来临：他登上了飞往多伦多的航班。

“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好像是在做梦一样，”他说。

他说，登上飞机、在靠过道的座位坐下后，他脑海中思绪涌动，几乎头痛欲裂。为了停止胡思乱想，他先后看了科幻电影《阿凡达》和《星际穿越》。

帮助协调此次逃亡行动、笔名“盛雪”的中国活动人士臧锡红是周五傍晚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迎接他的人之一。

“非常开心，我非常高兴，”几个小时后，董广平在盛雪家中接受视频采访时说。“所以我现在坐在这里，跟坐在我自己家一样，回家的感觉。”

加拿大官方暂未回应置评请求。

董广平还表示，他希望继续投身于一项始于1999年的事业——那一年，他在一封有关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的联署信上签名，正是这一举动让他第一次触怒了中国当局。

“必须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他表示。“我把这个当成我以后毕生需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