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糊涂 之 真情毕露的季羡林
2026-6-26
孟子曰：食色，性也。这一判断揭示了早期儒家对人类欲望的基本承认。苏轼在贬谪惠州时有诗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虽属文学夸张，但反映出士人在贬谪情境中的心理调适方式。清代士大夫纪昀，其家庭生活结构仍处于传统多妻妾制度之中，折射出前近代士人生活方式与制度安排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不是简单的表里分离。
季羡林（其后长期为北大教授，亦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青年时期在清华大学所写《清华园日记》，据其本人回忆，有感即发，文不加点，速度极快，因此保留了大量未经修饰的私人记录，在现行整理本中可见：
1932.12.21 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实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1933.04.29 因为女生宿舍开放，特别去看了一遍。一大半都不在屋里。1934.03.13 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1934.05.17 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么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激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几个女人。
据《清华园日记》整理出版过程中的相关说明与个别访谈回忆，在不同版本的编辑过程中，曾有意见认为其中涉及季羡林青年时期较为私人化、情绪化的内容（如观看女性、批评师长及性冲动等表述）可酌情删节，但季羡林最终选择保留原貌，未作系统删改。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无论这一出版轶事是否完全属实，这段文字本身确实体现了季羡林一贯主张的态度：不把自己塑造成圣人，而愿意把真实的自己留给后人。青年时代的季羡林并不完美，会偷看女生，会骂老师，也会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这些文字未必值得赞赏，但他没有在晚年把自己修饰成一个从小就是圣人的人，而是把真实的自己完整地保留下来，任由后人评说。某种意义上，这种主动保留自身缺点而不加粉饰的态度，也多少令人想到卢梭《忏悔录》所体现出的自我暴露精神。
其实，这种不愿刻意美化自己的态度，并不限于青年时期。对于自己的童年，事实上，他对自己童年时期欺负同学的经历，也毫不避讳。例如他在小学的时候曾经被别的孩子欺负，也反过来欺负别的孩子。根据季羡林《在新育小学的一般记忆》：
被我欺负得最厉害的是一个名叫刘志学的小学生，岁数可能比我小，个头差不多，但是懦弱无能，一眼被我看中，就欺负起他来。根据我的体会，小学生欺负人并没有任何原因，也没有什么仇恨，只是个人有劲使不出，无处发泄，便寻求发泄的对象了。刘志学就是我寻求的对象，于是便开始欺负他，命令他跪在地下，不听就拳打脚踢。如果他鼓起勇气，抵抗一次，我也许就会停止，至少是会收敛一些。然而他是个窝囊废，一丝抵抗的意思都没有。这当然更增加了我的气焰，欺负的次数和力度都增加了。刘志学家同婶母是拐弯抹角的亲戚。他向家里告状，他父母便来我家告状。结果是我挨了婶母一阵数落，这一幕悲喜剧才告终
值得注意的是，季羡林并未为自己童年的行为寻找任何道德辩护，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真实的人性经验如实记录下来。另外，年轻时的季羡林也颇具书生意气。他曾撰文批评丁玲的小说《夜会》，引起巴金等人的不满，当时文坛围绕文学批评、稿件发表及作者关系，确有较为激烈的争论。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季羡林，以至于他在《清华园日记》中对巴金颇多微词。这是三十年代文坛青年作者之间的一场笔墨之争，也让季羡林第一次感受到文坛人际关系的复杂：
1934.03.26 今天又听长之说到几个人现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浅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我现在自己都奇怪，因为自己一篇小文章，竟惹了这些纠纷，惹得许多人都原形毕露，未免大煞风景。像巴金等看不起我们，当在意料之中，但我们又何曾看起他们呢？
然而，到了晚年撰写回忆录、接受口述采访时，季羡林却给予巴金很高的评价，甚至认为巴金是中国唯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现代作家。他说：
鲁迅先生去世之后，当时大概文学最高权威是茅盾。但我对茅盾呢，很不欣赏，《子夜》出版的时候，我在清华念书，有一次讨论起来，我就说，从文章来讲的话呢，茅盾那文体、文风没有什么特点，我说他笨得很。沈从文是出名的，他的风格、写的文章，我喜欢，有才干。中国近代作家中，我始终认为巴金是个大作家，原因什么呢？从文章来讲，茅盾的文章板滞，巴金就不同，有文采，所以后来我说，拿诺贝尔奖金，中国唯一有资格的，就是巴金。
这种前后评价的变化，反映出季羡林并未固守青年时期的一时意气，而是随着人生经验的积累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学判断。更重要的是，他既没有删去青年时代那些带着火气的文字，也没有掩饰晚年观点的变化，而是把不同年龄、不同心境下的自己，都完整地留给了读者。相比于许多回忆录经过反复删改、层层包装，甚至把自己塑造成一贯正确、道德无瑕的形象，季羡林的日记保留了这些并不光彩、甚至彼此矛盾的文字，反而显得更加真实，也更有可信度。
学术史更关注的，往往不是人物是否始终正确，而是其思想与自我叙述在不同生命阶段所呈现出的变化轨迹。一个敢于保存青年时代原始文字、并允许后人据此重新评价自己的人，往往比一部经过不断修订、自我净化的回忆录，更具有史料价值，也更经得起后人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