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四大无耻 之 老舍
2026-6-19
在流传甚广的“京城四大无耻”名单中，老舍的名字常与郭沫若、冯友兰、臧克家并列。然而与其他几位相比，老舍是其中最特殊、也最难被简单评价的一位。原因并不复杂：郭沫若、冯友兰等人在此后数十年的政治风浪中持续活跃，留下了大量言论与著述；而老舍则于1966年夏去世，生命定格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正因如此，当后人回望这一名单时，老舍往往成为其中最具争议的一位。
从历史背景来看，老舍被列入这一名单，并非毫无缘由。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与国家文化建设，先后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务，也创作过不少反映新时代生活的作品。在当时的文化体制中，他无疑属于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晚年曾自称是歌德派（即只唱赞歌、不说批评的话），并承认自己性格较为温和，缺乏与环境激烈对抗的倾向。如今回头看去，这种自我定位既带有自嘲意味，也隐约透露出他对自身处境的某种认知。在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老舍积极参与了对部分知识分子的公开批判。在1957年，老舍和梅兰芳曾撰文批判吴祖光。此后吴祖光被划为右派，长期受到冲击。对于一些持激烈批评立场的人来说，仅此一点便足以构成指责的理由。在他们看来，凡是进入体制、参与体制、赞美体制的知识分子，都应当为后来的历史承担责任。因此，老舍与郭沫若等人被一并列入某种批判性的名单，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如果仔细比较几人的经历，便会发现其中存在明显差异。
郭沫若最常受到批评的，是其不断调整自身立场与表述方式。无论这种批评是否公允，至少在许多人看来，他身上存在较为明显的顺应时代风向的特征。冯友兰也常被置于类似的讨论之中。从《贞元六书》到后来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其哲学体系与表达方式都曾随着时代环境发生调整。而老舍的问题却并不在这里。即便有人不同意他的政治选择，也很难像批评郭沫若那样，指责其频繁转换立场。这也正是老舍最复杂之处。他既曾参与对他人的政治批判，又最终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既是体制的受益者，也是体制的牺牲者。更重要的是，老舍最终的命运，也使得他与名单中的其他人产生了根本区别。据部分当事人及后来回忆资料记载：
1966年8月23日下午，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冲击文联，老舍与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押著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惨遭污辱、毒打。红卫兵口口声声称他反动作家时，他申辩：我哪是什么作家，作家是搞创作的，我写的东西都是按每个出版部门的出版意图写的，我顶多是一个笔代，哪能算作家，更谈不上文人。傍晚，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市文联，又因还手对抗红卫兵，加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遭到红卫兵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直至8月24日凌晨回到家中，但其家人拒绝他进入家门，要他好好 反省；而红卫兵组织亦要求他24日上午到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清晨，伤心之至的老舍独自出走到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当日深夜，自沉于太平湖，年67岁。
如果这一回忆属实，那么老舍在生命最后时刻所说的笔代二字，尤其耐人寻味。一个曾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在遭受批斗时，却否认自己是作家，而将自己定义为笔代。这种巨大的身份反差，本身便构成了一种时代悲剧。无论这是一时求生的辩解，还是长期政治环境塑造下形成的自我认知，都折射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处境。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只要不断调整立场、修正表述、顺应环境，便能够获得安全。然而历史并非总是如此运转。当政治运动进入高度激烈的阶段时，个人过去的贡献、声望乃至忠诚，都未必能够构成真正的保障。
此前谈到郭沫若与冯友兰时，季羡林曾引用“高压之下，如果不改变自己的立场，生命可能都有危险”这样的话来解释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而在谈到老舍之死的时候，季羡林总是唏嘘再三，感慨万千，说老舍的人格是站得住的。但老舍的经历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即使已经做出过种种适应，也未必能够避免悲剧性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京城四大无耻”的名单中，老舍或许恰恰是最不适合被简单归类的一位。
无论赞扬还是批判，无论认同还是反对，若仅仅停留在道德标签层面，恐怕都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处境。与其将老舍视为某种标签的对象，不如将其视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复杂性的一个缩影。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京城四大无耻这样的标签，放在老舍身上反而显得格外局促。
不过透过老舍的经历，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作家的个人选择，更看到一个时代如何塑造、利用、改造，并最终吞没知识分子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