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据表明人民公社具有重大贡献，而邓小平是最大的问题！

中国官方的一些历史记录，表明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时期具有重大贡献。比如，1972年成套化肥设备引进与化肥工业落地，1970年代中国大规模引进十三套大化肥装置，依托人民公社模式统一组织农田改造、灌溉管网配套，集体统一分配化肥、统筹下地施用。而邓鼓吹的分散小农模式，根本无力承接这种重资产工业配套落地，只有公社能协调土地、劳力、资金完成化肥普及，化肥施用量大幅提升是1970年代粮食增产核心动力之一。

此外，还有杂交水稻研发与全国推广依托集体组织体系。袁隆平团队1966年得到中央支持在全国搞实验田研发新品种，成功后杂交水稻在1976年大面积推广，良种繁育、区域试种、统一供种、农技下乡全部依靠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农技网络。公社的集体所以制可以集中成片试验、统一置换种子、组织农民集中培训；如果是分户经营的小农模式，良种推广速度、覆盖规模会慢得多。

从以上这两个案例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力推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确具备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能够高效落地大型农业技术、工业配套项目，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功绩，也实实在在推动了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粮食持续增产。

然而，在邓小平推动下，到1983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出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责令撤销人民公社。这也就是说，1983年以前，农业还是人民公社。邓小平1982年也说过：“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

那么按照正常的思维来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明显就并不是邓小平的分田到户政策解决了中国的吃饭穿衣问题，因为在1983年以前，中国的农业还是人民公社模式。这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让中国的粮食真正实现了自给自足。

与中国官方为邓的改革神话不断贴金的御用历史叙事不同，与人民公社相比，分田到户政策的效果如何，这可以对比前期与后续的具体数据。关于人民公社的情况，大量数据表明。事实是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之后到整个70年代，中国农业就一直是持续发展的。尤其是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从未出现过波动。这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是给予明确肯定的。

据中国国家统计部门的资料，从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始终在增长，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13年的时间内增长了56.7%，年均增幅达3.5%。尤其是1975年以后这种增长更出现加快的趋势。以1978年为例，比1977年增长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长了9%。粮食产量在十几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没有出现哪一年明显滑坡的现象，这是迄今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时期所从未有过的。到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当时中国总体上告别了贫困，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然而，邓小平的分田到户政策的效果，是到1985年，中国就出现了粮食产量下降的局面，此后进入长期徘徊状态。而这个时间也正是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被撤销之时。众所周知，人民公社是在1984年完成撤销的，从1984年至2003年近20年时间里，全国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38万吨，即由40732万吨增至43070万吨，年均增长率只有0.4%。在此期间，实际增长速度才只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九分之一。

到2003年，中国的全国人均占有粮食仅670斤，这比1979年还低，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2600多元。而这种情况恰恰发生在人民公社被撤销之后。在此期间，不仅粮食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农民收入增长也很缓慢，1985-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仅为3.7%，比1978年的6.7%相差很大。而且，农村安全状况和社会风气日益恶化，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降低，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出现，乡镇政府机构膨胀、人员十数倍地增加，乡村干部腐败风气盛行等，大量的社会问题都是在农村改制之后产生的。

邓小平否定人民公社，但从人民公社被撤销后，农村的集体经济凋敝，大规模机械化和配套的工业体系都出现了停滞和严重的倒退，中国农村究竟出现了哪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与人关系和谐的新景象？所以，上述事实与中共的右派官僚集团所编造并公开宣扬的谎言明显相互矛盾。尤其是邓的经济改革失败引发社会危机，最终又加剧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引发1989六四惨案后，导致中国逐渐走向反民主的极右翼高压政治模式。

由此可见，所谓邓小平的改革神话，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有效解决中国内部的问题，甚至于，邓氏神话及其谎言本身就是阻碍中国改革发展的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