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到美国传教士被绑票撕票案首犯

从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到美国传教士被绑票撕票案首犯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覆灭记）

如果问谁是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人们往往会错误地回答是林彪——他在1932年任红一军团军团长，年仅24岁。但是，林彪并非最年轻的军团长。最年轻的军团长叫寻淮洲，在1933年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年21岁。

林彪在1932年3月接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实岁是 24岁又3个月；

寻淮洲在1933年10月接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实岁是 21岁又2个月。 

寻淮洲其人其事

1912年寻淮洲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成长轨迹，就是一架在战火中以惊人速度升腾的军事火箭。

15岁参加革命：1927年，年仅15岁的寻淮洲跟着毛泽东参加了秋收起义，随后上了井冈山。他经历了“三湾改编”和“水口建党”那个时期，是真正的“红小鬼”出身。

战火中的军事天才：他没有进过正规军事院校，所有的战略战术都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因为作战极其勇敢且极具悟性，他20岁时就当上了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师长。

中央苏区的红人：在反围剿战争中，他率部屡立奇功。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他采取灵活的运动战，击溃国民党精锐。1933年10月，中央军委成立红七军团（下辖三个师），年仅 21岁的寻淮洲被任命为军团长，萧劲光（后来的开国大将）任政治委员。

悲壮的任务： 寻淮洲人生最悲壮的一幕，发生在1934年。当时，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节节败退。为了调动和牵制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大军，并为中央红军的大转移（即后来的长征）探路，中央决定派出一支孤军北上。

1934年7月，寻淮洲奉命率领红七军团共6000多人，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的核心腹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这是一次九死一生的悲壮远征。

错误的政治干预：博古、李德等给红七军团派去了一个毫无实际军事经验、但极度教条的政治委员曾洪易。曾洪易在行军中夺取了寻淮洲的军事指挥权，强令部队在毫无掩护的平原和城市与敌人硬拼，导致红七军团损失惨重。 尽管备受挚肘，寻淮洲依然凭借高超的军事残存指挥，率部转战数千里，硬是突破了闽浙赣三省的敌人防线，于1934年11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合编为红十军团。

喋血谭家桥： 合编为红十军团后， 22岁的军团长寻淮洲被降职为下面的红十九师师长（而缺乏大兵团指挥经验的刘畴西被任命为军团长）。寻淮洲没有任何怨言，依然一如既往地冲锋在前线。1934年12月，红十军团在安徽黄山脚下的谭家桥与国民党补充第一旅（旅长是后来的国民党名将王耀武）遭遇，爆发了著名的谭家桥之战。战斗打响后，由于指挥失误，红军陷入被动，乌泥塘高地被王耀武部抢占，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寻淮洲亲自提枪率领冲锋队反复冲锋，冒着密集的弹雨去夺取高地。

重伤牺牲：他冲上高地时被敌人的机关枪子弹击中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用手捂住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昏迷。因为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加之山路颠簸和医药匮乏，1934年12月16日，寻淮洲在江西泾县茂林镇伤重不治，终年22岁。他在死前陷入昏迷时口中念叨的话是：“北上抗日，打上前线，消灭敌人。”

历史的后续发展：寻淮洲死后，由于红十军团随后在怀玉山遭到国民党王耀武、刘建绪部的围剿，方志敏、刘畴西等人不幸被捕牺牲，整支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寻淮洲在茂林的墓地也被国民党掘开，拍照邀功。只有粟裕（当时任红十军团参谋长）率领几百名残部拼死突围了出去，这批火种后来成为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新四军的重要基干。粟裕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对寻淮洲的牺牲多次表示极大的痛惜。粟裕认为，如果当时在谭家桥坚持寻淮洲的运动战打法，如果不去剥夺寻淮洲的指挥权，红十军团绝不会遭此灭顶之灾。

寻淮洲

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的绑票和撕票案

红十军团被国民政府剿灭事件，直接起因是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被绑票和撕票案。

1934年11月，寻淮洲的红十九师孤军突入安徽省南部。12月5日，红军为了筹集军饷和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攻占了安徽旌德县城（这个县现在还在）。

在县城里，红军抓获了基督教中国内地会的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以及他们出生仅两个月的女儿爱莲（Helen）。

绑架与勒索：红军将夫妇二人扣押，并根据当时对待被俘外国资产阶级人员的常规做法，向上海的内地会总部开出了2万美金的巨额赎金要求，并声称如果不给就将处决人质。

撤退与处决：12月7日，由于国民党军队大举反扑，红军撤出旌德县城，押着师达能夫妇赶往泾县的庙首镇。12月8日早上，由于行军速度受限、带婴儿无法隐蔽，且赎金未在规定时间内达成，红十九师的官兵在庙首镇的一个山坡上，将师达能夫妇用大刀斩首处决。襁褓中的女婴则被当地藏匿的中国基督徒侥幸救下。

寻淮洲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在这场悲剧发生时，寻是红十九师的师长。在军事层面上，红十九师是攻占旌德县城和进驻庙首镇的主力。因此，寻淮洲作为该师的最高军事统帅，对部下在战区内的军事行动和人质处置，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当时担任红十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在晚年撰写回忆录及谈及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悲剧时，曾沉痛地反思过当时党内和军内的“极左”盲动主义。粟裕指出，当时随军的某些领导人盲目仇外，将所有外国传教士都当成“帝国主义间谍”，在后勤和行军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采取了极为简单粗暴的肉体消灭政策。这种极左政策不仅造成了国际政治上的巨大被动，也让一线的军事指挥官（如寻淮洲）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事件对历史轨迹的深远影响

“师达能夫妇案”的发生，不仅仅是两条无辜生命的消逝，它在国际和国内政治上产生了毁灭性的连锁反应，导致了寻淮洲本人的牺牲和红十军团的覆灭。

国际舆论的全面恶化：师达能夫妇被害时极其年轻，分别为27岁和28岁，且留下了无依无靠的婴儿，事件被中外媒体曝光后，西方世界一片震惊。美国舆论对中国红军的印象瞬间恶化，国民政府借此在国际上将红军宣传为“灭绝人性的赤匪、土匪”。

蒋介石下达合围死命令：事件发生后，美国驻华公使向蒋介石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外交压力，要求必须严惩凶手。蒋介石极为震怒，立即抽调了他最精锐的嫡系正规军——由名将王耀武统帅的补充第一旅，以及多省省防军，对寻淮洲的红十九师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围剿和穷追猛打。

谭家桥之战的伏笔：正是因为师达能案引发了国民党军队不死不休的合围，短短几天后的12月14日，疲惫不堪的红十九师就被迫在安徽黄山脚下的谭家桥落入被动战局。寻淮洲在战火中被迫亲自带队反复冲锋以求冲出重围，最终腹部中弹。在两名传教士遇害后的第8天，他因伤重不治而死。

所以，寻淮洲的死亡直接源自国民政府对“绑票撕票”涉事者不计代价的追杀。

蒋介石的死命令让原来的围剿变成点名拔除：在师达能夫妇被处决（12月8日）之前，国民政府对寻淮洲这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策略主要是“堵截和驱赶”。 由于红军行军速度极快，地方军阀和省防军原来大多抱着“只要不进我的地盘，就把他们赶走”的敷衍态度。红军虽然面临相当的军事压力，但仍有充足的腾挪空间。然而，12月8日撕票后，美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和西方排山倒海的舆论让蒋介石在国际上非常被动。因此，他在震怒之下改变了战略。他给前线各部队下达了死命令：不再是简单的防守或驱赶，而是必须“全歼该股赤匪，严惩凶手，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这导致原本松散的围剿网瞬间变成了死网，国民政府开始不计成本地进行合围。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蒋介石没有动用那些战斗力低下的地方民团，而是直接派出了他最器重、武器装备最精良的黄埔系嫡系精锐——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

王耀武这支部队极其特殊，虽然叫“补充旅”，但全旅下辖三个实力雄厚的大团，清一色的全副美械/德械装备，官兵训练有素，给养充盈，机动性极强。王耀武接到死命令后，像一头猎犬，死死咬住寻淮洲的红十九师不放。

当时红十九师（原红七军团）刚刚经历了数千里的长途奔袭，而且攻占旌德县城本身就消耗了极大的体力，且部队纪律在极左和后勤匮乏的双重折磨下已近极限。面对王耀武这支蓄势待发、带着复仇目的而来的钢铁机器，红军在硬件和体能上瞬间落入了绝对劣势。

谭家桥之战（12月14日）： 师达能夫妇遇害仅仅过了不到一周，12月14日，红十军团就被王耀武部死死合围在安徽黄山脚下的谭家桥。寻淮洲在这场死中求生挽救全军的绝望冲锋中被国民党补充第一旅的激射子弹击穿了腹部而死。 他表面上死于谭家桥战役的子弹，但从历史脉络看，他死于旌德县城庙首镇那个山坡上，斩向师达能夫妇的那把大刀所引发的致命回响。

回望历史：师达能夫妇被红军撕票现场

1934年12月8日晨，安徽泾县庙首镇的山坡上，红十九师官兵在一棵大树下对师达能夫妇进行公开处决。

根据当时围观群众和西方教会后来的调查记录，27岁的师达能（John Stam）和28岁的史文明（Betty Stam，出身于中国清江浦的传教士世家，是个热爱中国文学的才女）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与尊严。他们一路被押解时，没有任何求饶和哀戚。

在行刑前，一个当地的中国药店医生（也是一名基督徒，后文详述）突然从围观人群中冲了出来。他跪在红军官兵面前，苦苦哀求：“这两个洋人是好人，他们从来没有害过人，求求你们放了他们吧！”

红军问：“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吗？”医生回答：“我只是一个医生，但我知道他们是无辜的。”为了惩罚这个“包庇帝国主义”的中国人，红军当着师达能夫妇的面，先将这名勇敢的中国医生乱刀砍死。

面对这血腥的一幕，师达能夫妇知道绝无生还可能。师达能对刽子手说：“我们愿意顺服你们的处置，但请不要伤害我们的孩子，她什么都不懂。”随后，史文明亲吻了襁褓中的女儿，将她包裹好留在旁边的草丛中。夫妇二人双双下跪，在祷告声中被大刀斩首。

师达能夫妇殉难后，他们的出生仅两个月的女儿爱莲（Helen Stam）被孤零零地留在了一间空无一人的破草屋里（红军撤离后的临时扣押点）。后来爱莲被一位名叫卢和卿的中国巡回传教士（也是师达能夫妇的中国同工）救下并安全送到了芜湖的教会医院。

师达能夫妇遇害的消息传回美国后，师达能的父亲（也是一位老牧师）在极度的悲痛中，向全球内地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里，他没有发泄对中国人的仇恨或报复的言论，反而写道：

“如果能让我重新选择，我依然会支持我的儿子去中国。他们夫妇没有白死，他们的血是种子。我们不恨那些杀害他们的年轻人（指红军），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我们唯一的祈祷，是希望小爱莲长大后，能够继承她父母的遗志，继续去爱中国的人民。”

小爱莲后来被大姨（Betty的姐姐）带回美国抚养长大。

师达能、史文明夫妇

回望历史：红军的索赔和师达能给教会的信

在面对绑架和巨额勒索时，师达能非但没有向上海的内地会总部哭求、施压来保全性命，反而在被捕的当天晚上，在极度简陋和恐怖的关押环境中，表现出了超然的平静。他用铅笔给内地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传了出来，成为了西方教会史上极其著名的绝笔信之一。

他先在信中向教会报告了自己和妻子、女儿被捕的事实，并提及了红军要求的2万美金赎金。紧接着，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赎金）我们并不强求。我们正处在主的手中。如果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上帝借着这些红军（Communists）带我们回天家，我们心中满有平安。无论是死是活，愿上帝的旨意得到彰显。”

他把赎金的金额写在信里，只是作为客观事实的陈述，但他明确向教会表达了不要为了他们而陷入惊惶、不要破坏原则去妥协的意思。他已经做好了随时为主殉道的心理准备。

当时，旌德县城里还有其他的中国基督徒和同工。师达能在写完信后，红军要求一个当地的邮差或者信徒把信送走。师达能知道，在这个时候谁送信，谁就会暴露，甚至被国民党当成“通共”或者被红军当成人质。

于是，他没有指使任何人，而是平静地把信交给红军的看守，说：“信写好了，按照你们的规矩发吧。”他至死都在用自己的行为，尽可能地保护着身边的中国同工，绝不因自己的安危而牵连他人。

除了师达能的绝笔信，妻子史文明的举动同样体现了这种对神的旨意的完全托付。在被带往庙首镇刑场的头一天晚上，她知道撕票随时可能发生。她没有绝望哭闹，而是趁着看守不注意，将仅有两个月大的女儿爱莲藏在了破屋的一个角落里。

她把孩子藏起来，不是因为她有把握孩子能获救，而是把孩子的命运也交托给了上帝隐秘的安排（Providence）。她做到了一个母亲能做的极限（留下两分钱铜板和饼干），然后整顿衣冠，神色从容地握着丈夫的手，双双走向了死亡。

被国民政府通缉的绑票撕票案首犯寻淮洲

师达能夫妇遇害后，美国驻华公使馆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了严厉抗议。为了平息国际外交风暴，蒋介石亲自督办此案，安徽省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军委联合下发了紧急通缉令。

在这份通缉令及报纸公开的悬赏中，寻淮洲作为该部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名字被赫然列在首犯位置。国民政府的逻辑非常直接：不论具体是谁动的大刀，这支部队是寻淮洲统帅的，在旌德县城和庙首镇下达军事占领命令、 对美籍人士进行勒索并处决的人是寻淮洲。

虽然寻淮洲在军事层面上被认定为首犯，但国民政府的情报部门（中统、军统前身）在随后的深入调查中，最终摸清了红十军团内部的政治结构。他们发现，下达“勒索2万美金”和最终“撕票”命令的，其实是随军的最高政治决策者、中央代表曾洪易。

因此，在国民政府后来的内部结案报告和政治宣传中，呈现出了一种“双首犯”的定性：

寻淮洲是“军事首犯”：负责攻城略地、武装绑架和军事对抗。

曾洪易是“政治首犯”：负责意识形态仇外、主持勒索、下达处决令。

历史：国民政府对寻淮洲“首犯”身份最冰冷、最残酷的确认，发生在他牺牲之后。

12月14日谭家桥之战后，重伤的寻淮洲被战友抬到泾县茂林镇，于16日牺牲并被匆匆掩埋。随后，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和安徽地方民团攻占了茂林。

王耀武部在当地找到了寻淮洲的墓地。他们将寻淮洲的遗体从墓掘出，剥去衣服，将遗体残骸绑在木椅上进行拍照验尸。

这组照片随后被作为“惩办绑架杀害美传教士首犯寻淮洲”的铁证，呈报给南京国民政府和美国大使馆。所以，国民政府认为，寻淮洲的死是对师达能案最直接的交代。

回望历史：方志敏也被绑票撕票案波及

国民政府在认定上还把方志敏列列为了比寻淮洲更具象征意义的“幕后最高政治首犯”。

在国民政府的通缉令、蒋介石的书信以及国民党军战后的结案报告中，方志敏作为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被认定为这支红军的“最高政治灵魂”与“割据祸首”。因此，发生在红十军团防区和行军路线上的“师达能夫妇案”，其政治血债被国民政府毫无悬念地直接算在了方志敏的头上。

师达能夫妇遇害后，蒋介石面临来自美国驻华公使馆（当时公使为纳尔逊 · 约翰逊）前所未有的外交压力。蒋介石在给负责围剿的前线指挥官（如刘建绪、赵观涛、王耀武等）下达的连夜命令中，明确指出：

“该股赤匪在皖南劫持杀害美传教士，辱我国体，贻羞国际。着该各部督饬所部，务将匪首方志敏、曾洪易、寻淮洲等，限期全歼，不使一人漏网。”

在这份追杀令中，方志敏的名字（苏区中央执行委员、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被放在了第一位。国民政府认为，寻淮洲只是前线打仗的“军事马前卒”，而方志敏才是这支北上红军真正的“总后台”和政治决策者。

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遭到王耀武部队毁灭性的围剿，方志敏被抓获。

方志敏被押解到南昌后，国民党赣浙皖边区绥靖总部对他进行了轮番审讯。根据当时的审讯记录，审讯官对方志敏的盘问除了围绕中央苏区的军事秘密外，另一个核心话题就是追查“杀害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的罪责。

审讯官试图让方志敏承认是他亲自下令“绑票和撕票”的。但是，有史料说，方志敏对师达能夫妇的死是事后知道的。

事件发生后总结原因，就一个字：“乱”。

正如主席的诗句所表达的：“不周山下红旗乱“。

（类似的乱象，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阶段比比皆是，例如著名的“乱众怒杀张辉瓒”事件。不过，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

极其混乱的指挥链：1934年11月红七军团（寻淮洲部）与红十军（方志敏部）合编时，虽然方志敏是军政委员会主席，但他主要留在闽浙赣老根据地负责后方动员和组织，并没有随红十九师（寻淮洲部）一起深入皖南行军。他们在信息和决策上缺乏沟通。

极左分子的擅专：攻占旌德县城并下令勒索、处决传教士的，是随寻淮洲行军的中央代表曾洪易和保卫局人员。由于当时的政治保卫体制极其畸形，曾洪易等人不需要向远在后方的方志敏请示，可以根据极左教条做出撕票决定。

方志敏的痛心：方志敏在得知红十九师在皖南杀了外国传教士、引发了国际轩然大波和国民党疯狂报复后，大为震动和痛心。他深知这种盲目的极左盲动不仅违反了红军的群众纪律，而且会在战略上给红军招来灭顶之灾。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江西南昌下沙窝刑场（地处解放后的南昌化纤厂）被处死。国民政府判处他死刑的罪名是“叛乱罪”和“谋杀罪”。

在以后的对内和对外宣传中，国民政府始终把击毙寻淮洲、处决方志敏作为“惩办杀害美传教士元凶”行动的直接结果交代给社会公众。

无疑，这样悲剧的结局从各方面看都令人叹息。

【附注1：圣徒张师圣】

1934年12月8日晨，寻淮洲率领的红十九师官兵将师达能夫妇押解到庙首镇外的一个山坡上准备执行处决。当时，镇上的许多百姓都被强迫前往围观，人群中有一位叫张师圣的基督徒（也有文献将其名字音译或记录为张秀生，在英文文献中又被称为 Chang Shisheng 或 John Chang），看到这两位平日里温和行善的年轻传教士即将被大刀斩首，突然从人群中冲了出来。他扑倒在红军指挥官和刽子手的脚下哀求放了他们两人。红军看到有人竟敢公然站出来为帝国主义分子说情，大为震怒。他们立刻将张师圣揪了起来，严厉地审问他：“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吗？你为什么要替他们说话？” 张师圣面无惧色，他可能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救下师达能夫妇，但他看到了史文明怀里那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他做出了一个让全场所有人震惊的决定，他对红军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杀人，我愿意代替他们去死！请你们用我的命，换他们的命，或者放过那个无辜的孩子！” 这种“代死”的请求，在当时的极左政治逻辑里，不仅没有唤醒执行者的慈悲，反而被视为是“中毒极深的封建迷信与甘当帝国主义走狗的现行反革命”的挑衅。为了惩罚他的执迷不悟和震慑围观群众，红军指挥官下令立即处死张师圣。于是，刽子手当着师达能夫妇和全镇百姓的面，率先挥刀将张师圣砍死在刑场上。

而后，在基督教历史记录里，张师圣的名字被赋予了极高的荣誉。美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战后整理的殉道者名册中，张师圣被尊称为“中国教会的圣徒”（The Saint of the Chinese Church）。

西方学者在评价这个细节时写道：

“师达能夫妇是跨越重洋来中国殉道的，这固然伟大，但张师圣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为了两个异国人和一个洋人婴儿，在毫无被迫的情况下，主动选择用自己的肉体去迎向大刀，这是人类神圣之爱的最高体现。”

这个故事的感人之处在于，当宏大的意识形态和战争机器在冷酷地宣称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消灭阶级敌人时，一个普通的中国底层信徒，用最朴素、最震撼的行动作出了回答：为了守护一个弱小的生命，可以不择手段地牺牲自己。 这桩“以命换命”的往事，让师达能夫妇案脱离了单纯的灾难叙事，成为了人性与信仰战胜暴虐的一段永恒传奇。

【附注2：刘畴西的归宿】

作为红十军团军团长、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的刘畴西，他的结局与方志敏是一样的——他并没有战死在沙场，而是兵败被俘后，因拒绝投降，于 1935年8月6日凌晨，在江西南昌市百花洲下沙窝刑场被枪决，时年38岁。

刘畴西的死，是红十军团怀玉山悲剧的最终落幕。他的被俘与就义过程，充满了黄埔同门同室操戈的残酷，以及他作为一名“独臂将军”最后的尊严。

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浙赣边界的怀玉山区遭到蒋介石正规军的铁桶合围。在极度饥寒和弹尽粮绝的绝境中，刘畴西率领残部反复冲杀企图突围。在激战中，他仅存的右臂又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他的左臂早在1925年黄埔建军时期的棉湖战役中就已截肢）。

1935年1月28日，双臂皆残冻得瑟瑟发抖且极度虚脱的刘畴西，在玉山县程家湾被俘。

刘畴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在黄埔军中资历极深，曾深受蒋介石的器重。

被俘后，负责前线围剿的国民党主要将领之一、时任国军高级指挥官的俞济时（刘畴西在黄埔一期的同班同学），听说老同学被抓，俞济时在自己的指挥部里会见了刘畴西。

当时刘畴西穿着破烂的单衣，寒冬里浑身发抖，而俞济时则穿着笔挺的将校呢军服在烤火。

俞济时试图以老同学的身份劝他发表声明脱离共产党以保全性命，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刘畴西态度极其冷淡，严词拒绝，甚至不屑于与昔日的同窗多说一句话。

劝降失败后，俞济时恼羞成怒，不仅没有顾念同窗之谊给他换件暖和衣服，甚至连一顿饭都没请他吃，就冰冷地将其押往南昌。

刘畴西随后与方志敏等人一同被关押在南昌的国民党绥靖总部军法处看守所。

在长达半年的牢狱生活中，国民党高层（包括蒋介石的代表）轮番对他进行了劝降。蒋介石非常清楚刘畴西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又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只要他肯低头，就能成为标杆。

在严刑拷打和生死诱惑面前，刘畴西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他和方志敏在狱中互相鼓励，组织难友坚持斗争。他对同在一个牢房的难友们还说过一句豪爽的话：

“脖子伸硬些，挨它一刀，临难无苟免！”

这时，蒋介石眼看红军长征已经逐渐走出草地、北上站稳脚跟，而狱中的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劝降完全无望，留着他们只会成为共产党的精神图腾和后患，于是亲自下达了“立即处决”的死刑命令。

1935年8月6日凌晨，南昌城尚未破晓。刘畴西与方志敏等人被戴上沉重的脚镣，押出了牢房。他们被秘密押解到南昌市百花洲外的下沙窝刑场。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失去了左臂、右臂重残的38岁黄埔一期学生，和方志敏并肩站在一起，神色从容。随着枪响，刘畴西与方志敏一同就义。

刘畴西、方志敏在南昌的最终被枪决，表面上是因为不肯投降，深层里也是由于曾洪易等人制造的“皖南撕票风暴”所引发的政治宿命，让他们在下沙窝的乱草丛中，共同为那个血色时代的极左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与刘方二人同时赴死的还有黄埔三期的王如痴，此人在红一方面军中曾任红五、红八、红十一军的政委或军长，参加过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是红军中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在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后，王出任红十军团第十九师政委，与师长寻淮洲搭档，随后又接任红二十一师师长。他在谭家桥战役和后来的怀玉山突围战中，一直是前线的核心指挥官。）

【附注3：曾洪易其人其事】

曾洪易是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历史中一个极具破坏性、争议性，同时又极具悲剧色彩的特殊人物。他曾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和“留苏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党内推行极左教条主义和外行瞎指挥，导致了红十军团和方志敏、寻淮洲等将领的毁灭。在兵败后，他投降了国民党，最终却又被国民党当成弃子秘密处决。

曾洪易生于1905，是江西万安人。他早年参加革命并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当时党内备受推崇的理论派知识分子，与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派系关系密切。二十多岁回国后，他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闽浙赣根据地，担任省委书记和红十军政委等职。在这一时期，他表现出一定的组织和宣传能力，但他身上又带着留苏派典型的斯大林式阶级斗争和极左教条的烙印。

他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最大危害发生在他担任红十军团（及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央代表和政委期间。1934年7月，为了缓解中央苏区的压力并为长征探路，21岁的寻淮洲奉命率红七军团孤军北上。中央派曾洪易随军，担任拥有绝对否决权的中央代表。

曾不懂军事，但拥有至高无上的最终决定权。在行军途中，他排挤打压懂军事的军团长寻淮洲和参谋长粟裕，让疲惫不堪的红军在毫无掩护的平原和城市地区与国民党优势美械兵力硬拼，推行“堡垒战”和“阵地战”，导致这支精锐部队在长途奔袭中损失惨重。

在国际和外交历史上，曾洪易的名字与轰动世界的“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遇害案”紧密相连。

1934年12月，红十九师（寻淮洲部）攻占安徽旌德县城，抓获了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

当时的随军最高政治决策者正是曾洪易和随军的保卫局人员。他们出于极左的意识形态和仇外心理，将两名年轻的传教士定性为“帝国主义间谍”，并向上海内地会勒索2万美金军饷。在国民党大军反扑、赎金未到的情况下，曾洪易下达了“撕票”命令，将师达能夫妇二人以及站出来求情的中国内地基督徒张师圣处决。

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陷入绝境。作为中央代表和一手造成这个败局的曾洪易，在发现大势已去后，完全丧失了底线，主动向国民党投降叛变。随后，他作为绑票撕票案政治首犯的身份被国民政府故意淡化和隐藏。这样做，使得寻淮洲和方志敏的首犯认定更为突出。

曾洪易叛变后，成了国民党分化、瓦解共产党的政治工具。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洪易在国民党阵营里被逐渐边缘化，生活穷困潦倒。于是，他试图在军统、中统以及汪伪政权之间反复投机以谋求富贵。1940年代初，国民党军统局判定他失去了利用价值，且有通敌嫌疑和危险。最终，在没有公开审判的情况下，将时年35岁的曾洪易在狱中秘密处决。

师达能案并非左派制造的孤立事件——绑票撕票是红军早期的制度性行为

从红军早期的生存模式、制度惯性、阶级斗争这些宏观维度看，师达能传教士夫妇案不是一个偶然的极左错误，而是红军早期苏维埃财政生存机制与长期阶级仇恨动员运行下的体制性产物。

从1927年至1934年，红军各部队要生存，其核心的财政手段就是“打土豪、筹军饷”。

这种“筹款”在实际操作中，普遍地采用了“拘留人质、限期勒索、不到位则撕票”的经典土匪绑票逻辑。这，在当时是全军上下普遍通行并有条文指导的制度化行为。

不仅是皖南的红七军团，贺龙的红二军团在湘鄂西、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川陕、毛泽东和朱德的中央红军在江西和福建建宁彰州等地，进城后的第一件事都是把当地的富商、地主、国民党官员的家属扣押起来，开出账单勒索巨款。

在红军的指导逻辑里，如果开出赎金后对方不给，或者地方武装敢反抗，红军就必须通过处决人质来建立恐怖威慑，否则后续的筹款就无法进行。因此，在红军的日常经验里，“不到位就消灭”是一套行之有效、习以为常的铁血生存工具。

以前，红军长期在偏远的农村和山区活动，面对是本土的土豪，这套“绑票勒索、不给就撕票”的铁血法则是闭环的。然而，当这套惯性运作在缺乏地缘政治常识的基层政治干部（如曾洪易及随军保卫局）手中，被盲目套用到外国传教士身上时，灾难就发生了。

红军的惯性认知：在他们的逻辑里，师达能夫妇和过去绑过的“地主老财”没有任何区别。洋人更有钱，所以开价2万美金；洋人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间谍”，所以杀了也是“大快人心的革命义举”。他们完全是用对付本土土豪的常态化手段在处理这起涉外事件。

残酷的现实对撞：他们没能意识到，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全力争取英美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在国统区和国际舆论眼里，绑架并斩首一对带着两个月大婴儿的外国传教士夫妇，是彻底践踏国际法和人道底线的“国际恐怖主义绑架案”。

而红军早期之所以能毫无心理负担地将“绑票和撕票”作为常规工具，其深层的意识形态支撑是斯大林式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目标，一切世俗的法理、道德、信用、人道主义，都可以作为阶段性的工具被重构或舍弃。

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张辉瓒到师达能，从本土富商到外国传教士，红军在处理人质时，高层会从政治和经济的“实用主义”出发考虑留活口换资源。一旦谈判破裂或大军压境，就会毫不犹豫地下达“撕票”命令。

因此，如果把师达能案仅仅归咎于曾洪易个人的极左和残暴，就掩盖了当时整个体制的结构性问题——曾洪易只是一个制度的执行者。

所以，国民政府把寻淮洲曾洪易指认为师达能夫妇遇害案的“双首犯”是客观和准确的。

另外，这个绑票撕票案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