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糊涂 之 季羡林认为胡适政治幼稚
2026-6-13
若干年前，北大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曾飞越台湾海峡，站在了胡适墓前，有着无尽的感慨：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园。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可是在季羡林晚年口述第十六回，他又认为胡适幼稚。
季羡林：。。。胡适的课我没有听过，不过他的书，我读的是很多的。后来我到北大来的时候，他是校长。胡适那个人，是“我的朋友式”的人物。他的口头语是：“我的朋友”，他也真是像我的朋友。有一次，我在他的校长办公室，进来一个学生，学生显然是地下党员，而且跟胡适很熟。进来以后，他说胡校长，延安哪，传来信息，请您不要走，请您做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笑了一笑，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人家，信我吗?人家就是共产党。后来，胡适，那时候邓广铭是他的秘书。他告诉(我们)，蒋介石在南京搞总统选举，扬言说要胡适当总统。我们都不相信，蒋介石是干吗的啊?他是大流氓，他掌权，怎么会让胡适当总统呢。哪有那么回事啊?而胡适真有点信，很幼稚。胡适飞到南京以后，我们有过争论，他走的对不对。他走的时候，我们当然认为他不应该走。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让我们这些主张不该走的人改变了主意，认为他走得好。要不走，有两重身份，一个是批判的对象，就是从学术来讲，批判的靶子，胡适是最好的靶子。另外一个，就是1957年的右派。他要不走，如果不划右派，那才怪呢。所以，我们后来认为他走对了。我到台湾以后，不是有一篇文章吗，《站在胡适之墓前》，那时候当然没有讲得那么详细，那个心情就是，认为他走的还是对的。离开北京以后，到台湾，他就来往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当时他还在研究《水经注》。胡适到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被围城了，他派专机到北京接人，他有个名单。名单里接的有很多人，首要的是汤用彤。蔡德贵：那个名单有没有您? 季羡林：我当然不够资格，那时候我是个小毛孩子，不够格的。大概有汤用彤、徐炳昌，还有马衡，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胡适在南京机场恭候，与老友见面。结果飞机一到，名单上有的，一个也没有去，名单上没有的，毛子水倒去了。听说胡适当时大哭，哭了一场。那时候，北京旧知识分子的心理是这样子的：共产党我们不了解，但是国民党我们了解啊。怎么能跟他走呢? 毛子水，那个人也不能说是学者，也没有什么著作。蔡德贵：他的名气还是很大。季羡林：名气不知道啊，北大图书馆馆长也是个人物啊。胡适在台湾的墓，那个字都是毛子水写的：胡适之先生之墓。胡适这个人，我们说，他当然反对共产主义，可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骂共产党。国民党他倒是骂过，他说“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不是说“知难行易”吗?胡适说“知难，行亦不易”，主要就是针对孙中山那个的。蔡德贵：他走了以后，照样批，空对空批判了一通。季羡林：后来空对空，批得不少啊。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这么个身份。他这个人，聪明是聪明。就是，人说，一心不可二用。他一心，一个是做学问，那真是好料子。另外他又想当大官，当总统。蔡德贵：政治幼稚病。季羡林：嗯。政治幼稚病。
再往后，季羡林口述第六十二，又觉得胡适的选择是对的了：
蔡德貴：。。。李亦園說，胡適一直說，做學問一定要像北京大學的季羡林那樣。您見過李亦園嗎？季羡林：見過。《列子與佛典》，有新的東西。蔡德貴：後來您給胡適有沒有寫過信？季羡林：沒有寫過信。蔡德貴：是您的恩師之一。季羡林：對。蔡德貴：您跟胡適有沒有交往的插曲了？跟他一起吃飯有嗎？季羡林：有過。北京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請吃飯，胡適也在一起。他那時候在北京的日子不多，老往南京跑，上了蔣介石的當。蔣介石散布流言啊，讓胡適當總統。胡適信以為真，我們都不信，蔣介石什麼人物啊，大政治流氓，他打下的天下，讓你做總統，怎麼可能呢，根本連影都沒有。所以那時候他經常不在北京。後來關於胡適應該不應該走，當時啊，有爭論。有人贊成他走的，有人不贊成他走的。我和鄧廣銘啊，都屬於不贊成走的。後來回想這件事，我的意見錯了，他幸虧走。不走，怎麼樣呢？留下一個大右派，一個批判對象。蔡德貴：沒準更早去世了。季羡林：嗯。我寫過一篇東西，《站在胡適之墓前》。蔡德貴：很感人啊。您給《胡適全集》寫的序言很長。季羡林：嗯。對。一萬八千字。
书生可以不懂政治，却未必不懂人格；政客可以深谙权术，却未必能够留下学问。胡适一生最大的遗憾，或许是想影响政治；胡适最大的幸运，也许并不是没有当上总统，而是在离开北平以后，终于还能回到《水经注》，回到自己真正属于的世界，而不是成为一个政客。
年轻的时候，季羡林看到的是胡适的政治幼稚病，认为他做错了选择；到了晚年，他看到的却是胡适命运中另一层意义。历史最终没有给胡适一个总统的位置，却给了他一部《胡适全集》，以及几代读书人的怀念。
学者有学者的归宿，政客有政客的归宿。权力终究属于时代，学问才真正属于自己。站在胡适墓前，季羡林怀念的或许不仅是胡适，也是那个终于明白了这一点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