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茂春：中国深受历史的束缚

余茂春：中国深受历史的束缚

来源：澳大利亚人报2026年6月11日
翻译：Google

历史不可或缺。忘记历史的国家往往会重蹈覆辙。然而，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与沉溺于历史之中，两者有着天壤之别。当历史不再是智慧的源泉，而沦为政治想象力的牢笼时，它便从一种资产变成了负担。
放眼印太地区，当今一些最严重的战略失误，并非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是源于对历史的执念。那些受困于历史积怨、过时身份认同及早已消亡的地缘政治现实的国家，正面临着为过去而牺牲未来的风险。
这种危险在以下几个方面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对反日叙事的操纵，国民党无法摆脱中国内战阴影的困境，以及不断援引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失败来反对更深层次的区域安全合作。
在现代地缘政治中，中共将历史“武器化”的做法或许是最为玩世不恭的例证。
几十年来，北京一直将日本描绘成一个永恒的威胁，通过唤起战时暴行的记忆，为排外情绪、军事扩张以及对东京的敌意寻找借口。然而，这种叙事却刻意回避了中共自身的种种恶行——包括镇压、政治暴力以及人为灾难——这些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其规模远超任何外国势力的干预。
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叙事与当今现实几乎毫无关联。今天的日本已不再是当年的大日本帝国。它已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民主国家之一，也是自由市场、人权、国际法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坚定捍卫者。然而，北京谈论日本时的态度，仿佛时间仍停留在1937年。
这种做法既不诚实，也反映了思维的僵化。中共对日本的描绘，与冷战初期北京和莫斯科大肆宣扬的激进言论惊人地相似——当时，双方都将美国主导的日本重建视为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阴谋。几十年过去了，这种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狂热几乎未曾改变。
历史之所以被有选择地保留，是因为它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通过让旧伤口永远无法愈合，中共得以制造外部敌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并转移公众对其自身野心的注意力。
台湾的国民党（即中国国民党）代表了另一种同样危险的“历史桎梏”。国民党的政治身份是在其统治中国并与中国共产党争夺中国大陆控制权的时代形成的。那场较量已于近八十年前结束：中共胜出，国民党退守台湾，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然而遗憾的是，国民党内部的某些部分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现代台湾经历了亚洲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转型之一：从20世纪的威权体制转变为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转型，堪称一场“自由的新生”。更重要的是，台湾早已超越了“谁代表中国”这一过时议题；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所追求的，仅仅是作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代表自己的权利。
政治现实显而易见。台湾拥有民主选举、独立的政治体系、独特的公民身份认同以及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从任何实质意义上讲，它都像一个自治的民主国家那样运作。如今，只有极少数人主要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然而，国民党（KMT）内部的一些势力仍透过未竟的中国内战这一视角来看待政治。他们的行事方式仿佛自己仍是争夺中国控制权的参与者，而非台湾民主体制内的竞争对手。这并非现实主义，而是一种战略上的怀旧。
正如中国共产党（CCP）一样，国民党也面临着沦为历史囚徒的风险，而此时恰恰是最需要战略清晰度的时刻。
第三个例子涉及东南亚，以及人们不断援引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失败，以此证明更深层次的区域安全合作是不可能的。批评人士经常断言，鉴于1977年解散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崩溃，任何印太地区版的“北约”（NATO）都注定会失败。这种论点既误解了历史，也误解了战略。
SEATO的失败归因于其特定时代的独特条件。当时，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才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反殖民情绪往往盖过了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民主制度尚显脆弱，共同的战略利益有限，且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共同的政治认同。如今，这些条件已不复存在。
战略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目前对整个印太地区的主权构成了最重大的挑战。这种威胁不再遥远或仅存在于理论层面，而是迫在眉睫、持续存在且广受公认的现实。同样重要的是，合作的政治基础比现代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牢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主治理已在印太地区广泛扩展。
仅仅因为SEATO在70年前失败了就拒绝未来的安全安排，犯下了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错误：即假设历史永远不会改变。然而，历史总是在不断变化。此外，历史提供的是背景，而非宿命。它应当照亮现实，而非掩盖现实。未来属于那些既理解历史又不被历史所奴役的国家。
那些固守历史以取代现实的人，最终将两者皆失。印太地区无法承受这样的命运。
作者余茂春（Miles Yu）是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本文最初发表于《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