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糊涂 之 马松亭和翁文灏
2026-6-12
在季羡林口述第六十五,有下面一段文字:
季羡林:東四那個清真寺的教長馬松亭,不但請我吃飯,而且請我去沐浴。馬松亭送了幾個穆斯林學生給胡適校長,考試那是考不上的,後來有的當大使,有的當武官。都成才了。蔡德貴:馬松亭的威望很高嗎?季羡林:嗯。馬松亭那個人是個政客。蔡德貴:他辦的成達師範學校還是不錯的。季羡林:對。蔡德貴:馬松亭在政協待過嗎?季羡林:嗯。
记得有一次,我去北京采访百岁老人张静江的侄子张乃凤,问起翁文灏,张老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
张乃凤:翁文灏是个政客。
从季羡林后面的话看:马松亭送了几个穆斯林学生给胡适校长,考试那是考不上的,后来有的当大使,有的当武官。这里实际上透露出一种复杂态度。一方面,季羡林承认马松亭有很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他认为马松亭善于利用政治资源和社会关系,为穆斯林群体争取机会。所以季羡林马上补了一句:马松亭那个人是个政客。这更像是在说:他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而是一个非常懂得运作政治的人。
事实上,马松亭后来长期担任政协委员、伊斯兰教协会领导,在北洋、国民政府、新中国几个时期都保持影响力,本身就说明其政治活动能力极强。而张乃凤评价翁文灏,则又是另一层意思。
马松亭(1895-1992),中国伊斯兰教著名阿訇、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名寿龄。回族。北京市人。他出身阿訇世家,青少年时期继承父业,遍访名师,学习阿拉伯语文,钻研伊斯兰教教义、教法,于1921年在当时北平花市清真寺穿衣挂幛(毕业)。后在清水、涿县、济南、北京、重庆、台北、香港等地清真寺任职讲学,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他毕生致力于发展中国伊斯兰教育事业,弘扬伊斯兰学术文化,促进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学术文化交流。1925年在济南同唐柯三等人创办了成达师范学校。1929年以后,在北平先后主持创办了《月华》杂志和《成师》校刊。他曾两度出访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经商谈选送了许多穆斯林学生在该校留学深造,其中不少人后来在中国的教育、科研、翻译和宗教学术研究领域做出了积极贡献。1934年访问埃及、巴勒斯坦等国,携回了有各种书体的成套阿拉伯文铅字,经成达师范出版部翻制成铜模后广泛使用,对在中国铅印伊斯兰经籍和教材起了重要作用。1936年,他用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赠送中国穆斯林的大批经书在北平创建了颇具规模的福德图书馆。1945年和1947年先后同马淳、庞士谦等在重庆和北平创办了伊斯兰经学研究班、北平回教经学院等新式学校。他除亲自执教外,还聘请国内外有名学者和教授任教。1947年开办了月华文化服务社,出版发行《月华周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宣传贯彻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动员穆斯林群众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并于1953年参加赴朝慰问团,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4年后,历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等职,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翁文灏原本是中国第一流地质学家,也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但在许多老知识分子眼里,他后来从学者转入政坛:做经济部长;做行政院长;参与国民政府决策;于是其身份就从科学家变成了政治人物。张乃凤说:翁文灏是个政客。未必是否定其人格,而更接近于:他后来主要是在搞政治,而不是搞学问了。这种说法其实和很多民国老人评价 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时的口吻很接近。他们往往把人分成几类:学者、文人、官僚、政客、革命家。其中政客并不一定坏,但总有一种意味:此人善于权术与折冲,而非纯粹以学问或理想立身。
第十二号战犯翁文灏: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人。曾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1951年回国。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翁文灏原是一位爱国地质学家,因感于蒋介石知遇之恩而步入政坛,成为蒋的高级幕僚,直至行政院长之职。在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后,决定“弃暗投明”。1951年,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成为第一位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怀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患离开了人世。
所以,如果用今天的话翻译:季羡林的马松亭是个政客,大约等于:马松亭非常会搞政治运作。张乃凤的翁文灏是个政客,大约等于:翁文灏后来已经不是单纯的科学家,而是成熟的职业政治人物了。
两句话都带着一点知识分子式的保留和距离感,但还谈不上严厉批判。相反,某种程度上还隐含着对其政治能力的承认。正因为马松亭会运作,才能把学生送进北大;正因为翁文灏会运作,才能从地质学家做到行政院长。
在传统观念里,学问与政治始终存在某种张力。孔子讲:学而优则仕。但另一方面又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知识分子一方面羡慕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警惕权力对人格和学术的侵蚀。所以民国知识界有一种微妙心态:当一个人一直做学问,人们尊敬他;当一个人进入政治,人们承认他的能力;但一旦政治色彩太浓,又会觉得他“不纯粹了”。因此,季羡林评价马松亭,张乃凤评价翁文灏,背后未必只是评价对象,也折射出评价者自身的价值观。
年轻人喜欢论是非,老人更喜欢辨人物。季羡林一辈子以书生自居。他欣赏有学问的人,却对政治人物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而张乃凤出身浙江名门,长期生活在民国旧人圈子里,对政治人物的观察更带有一种世故后的冷眼。在季羡林和张乃凤那里,政客已经不是一句骂人的话,而是一种阅尽世情后的归类。学者追求的是求真,政客追求的是成事;前者看重思想,后者看重结果。马松亭也好,翁文灏也好,他们都证明了自己有在现实世界中办成事情的能力。只是对于季羡林这一代书生而言,能够办成事情固然值得佩服,而能够守住学问,或许更值得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