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国亲历高校的师生关系
在加国亲历高校的师生关系
文/万湖小舟
在加拿大一家研究所和工业界的研发中心工作了若干年后，我有幸成为加国高校的教师，回归了过去在国内的本行。弹指一挥间，时至今日，执教已逾二十载，这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和亲身体验北美高校的师生关系，也得以将加国的教育生态，与记忆中的祖国及曾留学过的德国作一横向对比。
新教师入职都有一个短期的培训课程。在培训期间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三点。
1) 学校明确规定师生之间不允许谈恋爱。
2) 教授的出租房不能出租给本校的学生。
3) 当校园发生枪击事件时，教师如何应对和自保。
对于1)和2)这两点规定，并不是为师道尊严设置的，学校解释是为了避免利益纠葛。试想你的女朋友是你班上的学生，教授如何避免在作业，评分，考试，改卷，试题保密等等教育环节做到公平和公正。同样如果本班的一位学生是教授的房客，教授如何做到对全班的学生一碗水端平，而不偏向或输送好处给自己的房客。
对于这两点我能理解。心想如果我原来在国内高校的同事来这里教书，和班上的女生就谈不成恋爱了。常看到报道，国内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不少和自己的学生谈恋爱，结婚，甚至闹出绯闻。在这一点上国内高校比北美高校自由。爱情高于一切, 哪有冲不破的藩篱。很久以来中国就有师生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例子很多，往往成为佳话。 但我也赞成加国高校为阻断教师和学生有可能的利益交换而制定的规章制度。
关于第三点当时我有些吃惊。不讲师道尊严没关系，但是学生可能枪击老师，让我深感国度不同，难道教师成为了危险职业吗?
众所周知美国校园枪击案件层出不穷，让教师真的成为了危险职业之一。万幸的是，加国枪支管控虽不比国内严厉，但治安总算温和。在加国高校，学生枪击老师的恶性事件很少。二十年来，我也从未用上那套“自保绝技”。
多年在加国高校执教，让我体会到北美高校的师生关系，是服务与客户或商家与客户的关系。学生的家长把学生托付给学校受教育，家长或学生支付了教育费用，学校就应提供相应的服务，让学生的知识和技能达到课程设置的目标。所以如果一门课不及格率很高，学校不会抱怨学生，而要从教授身上找原因。教授工作是不是负责，是不是乐意帮助学生，教学方法是不是合理，教学水平是不是达标等等。每隔一两年，学校就要让学生匿名评估教授的教学效果。我常给学生开玩笑，This is your turn to mark my work （现在轮到你们给我判分了）。有时我们专业的教授比学生还着急，怕他们不及格率太高。
学生不及格率高，没有学生会对教授有好评。评分不好，除了合同制教授外，学校不能把教授解聘，但如果评分太差，学校会要求教授改进。所以有时学生也把教授搞得灰头土脸。这充分体现了服务和客户的师生关系。
北美高校的这种服务和客户的师生关系，教授会不会对学生"放水"，不严格要求，你及格，我及格，大家都及格？也不会。
我曾经有一位来自欧洲移民家庭的学生，在我教的每门课程上，考试分数总位于及格的下缘，他每次都要来找我，软磨硬泡要分数，想及格。在制度允许的条件下，我也想办法帮他找分数，让他过关。有一门电工课，直流电路，交流电路和数字电路，三次考试后的综合总成绩下来他得了57分，虽不及格但允许补考。我带他复盘了考卷，指出了错处，并嘱咐他好好复习准备。可他却不愿意补考，仍然再三要求我直接放行。我拒绝了。谁知，他以及他的父母来学校找我的老板，说我评分不公平，要求让其他教授来评估他的考卷。老板给我来邮件了解情况，担心我没有处理好和学生的关系。我非常认真地给老板回了一封邮件，我说我坚持的是学术信誉和公平。我把考题的评分标准，学生的答卷，以及我判卷的详细步骤都写下来，传给了老板。我说你请其他教授看看，我这样的评分是不是公平合理。老板也请其他教授评判了这个学生的考卷，结论和我一样需要补考。老板回邮件谢谢我的坚持，认为我维护了专业的声誉。最后这位学生补考过关后，才通过了这门课。
大多数学生对我严格要求没有怨言。他们知道我是为了他们好。在历届学生匿名评估中，我都得到好评，老板也很满意。不少学生给我来邮件表示感谢。在一些特殊的节日，有的学生还给我送一两张礼物卡，或咖啡卡，我一边领取了学生的心意，一边又加倍给学生送去我的礼物。作为教师，帮助学生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还有位学生给我来信说，你就像一位父亲，对我们严格要求，我们成功时，你感到骄傲和开心，我们贪玩，旷课，没做好功课时，你严厉批评，有时甚至还生气。正因为这样的严格要求，使我取得今天的工作职位，我要衷心地感谢你。有时收到学生的感谢信，使我也眼圈发热。
不仅教授个体在尽服务义务，加国高校在制度层面上，也有严格的“售后质量控制”。 每隔几年加国高校的每个专业的资质(Accreditation) 要由政府的教育部门聘请外校专家评估。包括本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工业界对毕业生的反馈，学生的作业，教授的考题，学生考试成绩，教授的资历等等，都要由外校专家审阅，并对受评审专业的教授逐个面谈。如果一个专业失去了专业资质,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今后申请专业技术职称(designation), 如职业工程师等，会遇到困难，除了要考职业道德和有关法律外。还要加考4-5门专业课。失去了专业资质的专业很难招到学生。所以每当专业资质评审的年月，学校的有关行政部门，系主任和主管人员，以及教授们都很重视，丝毫不敢怠慢。
加国高校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是尽到服务义务，让学生和家长满意。虽然个别情况下有些学生的家长还要来学校找教授论理，为何让他们的孩子不及格。大多数情况下学校往往是站在教授一边，服务也是有原则的，学术归学术，不能弄虚作假。
课堂上有些同学自由出入，我不介意。但一些欧洲来的教授很不以为然，认为是不尊重教授。其实一些同学上完一节课后要离开课堂，有其它事务要办，比如去看医生，他们一般都要来到我跟前给我说明一下。体现了对教授的尊敬。但有时我也有介意的时候，有一天上课，有一位坐前排的学生，也许是累了，就大大咧咧地仰身躺在座位上听课。我看不惯，就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这样坐很容易睡着了，别让鼾声影响到别人。他明白我的意思就很快坐直身体，全班同学都会心的笑了。
但我对姗姗来迟的同学，我是不留情面要批评的。迟到的学生会错过一些重要的课程内容。如果大多数学生还没到齐，我都会等几分钟，这让教学进度受到影响。有时学生抱歉地给我解释，迟到是因为公交车晚点。我才意识到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汽车。也让我回想起我在德国留学时乘地铁，乘公交车去上课，去工作时的情景。我常给学生说，我理解做学生不容易，我也做过学生，和你们有相同的经历。但要对自己严格要求。
有一次我批评学生迟到，刚好我女儿来我班上旁听课程。当时她们药学院有一门课程需要电工和电子学基础。没人知道她是我女儿。她回家后告诉我，坐她旁边的一位男生小声的给她讲，嗯，看来舟和自己的太太吵架了，今天心情不好。我对学生的调皮感到好笑。
为了密切学生和教授的关系，学生会常举办一些学生-教授联谊晚会。本专业的学生和教授们坐在一起，美食加咖啡，无拘束的交流。学生这时问的最多的是教授的职业生涯。所以我一般不在课堂上讲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爱好，但常给学生分享自己的职业生涯，哪些课程在工程上使用过，解决过什么问题，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每当这时就是全班同学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看来故事比学术理论好听。
多年的教学生涯，我体会到，大多数加国高校的学生是单纯的，简单的，有礼貌的，懂道理的，尊重教授的，知道感恩的。同样大多数教授的工作也是认真负责的，乐意帮助学生的，尽心地传道授业于他人子弟的。加国高校的师生关系是和谐的。
二十年前，刚登加国高校讲台，学生直呼我的英文名字（First name），那种平等的亲切感，让我觉得彼此毫无代沟，浑如平辈。没有德国师生之间的那种等级感。二十年后，岁月不居，我已鬓染微霜，而讲台下的面孔却永远年轻，个个风华正茂。如今的新生再见到我，往往会在我的名字前客气地加一个“Mr.”。一声称呼的变迁，倒真让我生出几分“春风都有怜花意，人却不能再少年”的感慨。
但很多我教过的毕业生活跃在工业界，成为公司的骨干力量；多年前有一位毕业生回访母校，他给我说他现在是公司课题组负责人，主管一个上海的大课题。我好奇地问他是什么项目，他神秘地说公司要求保密。我们都笑了。我说你现在是个重要的人物了。的确有些公司的项目出于市场竞争，出于技术等原因是保密的。我常给后来的新生举这个例子，我说你们毕业后会和你们这位学长一样，成为公司的重要人物。等我退休后，再见到你们时，可能你们干的技术工作，我都不懂了。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嫌弃我，要给我耐心地讲解。同学们都开心的笑了。以此鼓励学生奋发有为。
经常有我们的毕业生在工业界工作几年后和我联系，希望我给她/他们写推荐信，去申请外校的硕士或博士生。曾经有一所美国常春藤名校给我来了一份邮件，说感谢我对一个学生的推荐，这位学生在他们那里干得很出色，希望我继续推荐这样的学生给他们。这些都让我获得极大的安慰。
我们家门中成为教师的人比较多，我的祖父曾经是教师，海峡对岸的伯父是成功大学的兼职教授，在大陆的一位伯父和伯母也曾是高校的教授，我们这一代也有多位在高校工作。既然命中注定与教鞭有缘，便顺其自然。在这片枫叶之国，当好我的“客服”，倾尽所学，让“客户们”满载而归，便不负当年的有幸回归，也不负这一世的师生情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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