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托派 之 从郑超麟到严灵峰

2026-6-7

被后人称为最后一个托派的，除了陆梦衣，还有出版家周履锵（1927-2025）。

周履锵是托派中的小字辈，1947年才选择加入托派。周的贡献，主要是协助郑超麟出版了郑超麟（1901-1998）的回忆录。最近看网上有《周履锵文存》，其中有回忆郑超麟的一篇文章《意因同志》，提到了一件事，很值得记录：

• 郑超麟待人很宽厚，对人的观察很深刻。但也妒恶如仇，原则性很强。他一生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凡是叛变投敌，特别对投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人非常痛恨。郑超麟对于顾顺章、马玉夫、刘仁静从来不屑一提。纪录片《邓小平》播出后，国内外郑超麟当年的朋友，知 道他尚健在，有来叙旧，也有来信问候。一位在台湾的文化名人严灵峰，当年曾是托派且与郑老相识。他通过北京的友人打听到地址，来信联系，郑老不予答复。我对他说，此人赴台几十年来，学术上很有成就，宜与之写信。郑老对我说：“你不了解，此人投敌后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当一名处长，后来又当了国民党的福州市长，不管后来怎样，我决不与之为伍。”郑超麟就是这样一位器重革命气节的人。

郑超麟与严灵峰（1904－1999）是福建老乡，同为福州人，也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一个长期活跃于中央层面，一个深耕福建地方工作；都曾赴苏联留学，接受过共产国际体系的训练；后来又都因认同托洛茨基主义而成为中国托派的重要成员。更巧的是，两人都极为长寿：郑超麟活到九十七岁，严灵峰活到九十五岁，几乎见证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

然而，命运最终将他们引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郑超麟始终追随陈独秀的思想遗产，即使历经监禁、战乱与政治风潮，也未曾放弃自己对托派理论的认同；严灵峰则在时代变局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在赴台之后逐渐进入国民党体系，成为蒋经国的重要幕僚之一，最终参与了台湾政治与学术机构的建设。

表面上看，这是两种政治归宿；实际上，更像是两种人生逻辑。

郑超麟代表的是以思想定义人生。无论现实如何变化，他始终把自己视为一个革命理论家，一个陈独秀路线的继承者。他的一生不断失去权力、组织与影响力，却始终保存着自己的思想身份。

严灵峰则代表以现实定义人生。他并非轻易放弃理想，而是在时代巨变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使自己能够继续参与现实政治与社会建设。对于他而言，理念固然重要，但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同样重要。

因此，两人的差别未必只是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的差别，而更像是知识分子面对历史洪流时的两种选择：一种坚持信念，即使成为时代的遗民；一种适应现实，即使因此改变立场。

到二十世纪末，当两位老人先后离世时，他们都已成为各自阵营中最后一代见证者。回头看去，他们的人生仿佛从同一条河流出发，却在历史的岔口分流而去，最终汇入完全不同的大海。

郑超麟晚年寓居上海，生活清苦，却始终以一个失败的革命者自居。而严灵峰则在台湾进入体制，成为知名学者和文化官员。

两人都见证了自己所信奉事业的兴衰。但郑超麟始终认为，革命可以失败，理想可以落空，组织甚至可以瓦解；唯独不能接受的，是昔日反对的对象最终成为效忠的对象。对郑超麟而言，信念未必能够改变世界，却决定了一个人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正因为如此，在托派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人们仍把郑超麟、陆梦衣、周履锵称为最后的托派。不是因为从此世上再无托派，而是因为随着他们离世，中国革命时代最后一代托派人物，也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